● 周永发

与将军相识于文字,却仿佛相交于血脉。读罢《心有暖流》,掩卷良久,窗外虽是十月晴空,心头却纷纷扬扬,落满了一场四十余年前的东北大雪。这雪,落在绥芬河畔,落在哈尔滨的站台,落在一个十八岁士兵滚烫的心上,终而化作一泓暖流,从纸面漫溢开来,浸润着读者的心田。

这是一篇怀人之作,却绝非寻常的怀人。它所怀念的,是具体的人,更是一种不具体的光。刘编辑——刘姨,那个在冰天雪地里为他捧来一束红色鲜花的人,那个在退稿信上用遒劲字迹写下鼓励的人,那个将自家餐桌上一碗卧着两枚荷花蛋的热面条推到一个义务兵面前的人,她何尝只是一个编辑?她是文学理想在人间具象化的模样,是善意与慈悲在俗世中行走的身躯。

散文之妙,首在情真。将军的文字不事雕琢,却有千钧之力。开篇便是“东北边疆,隆冬时节”八个字,凛冽寒意扑面而来。然而紧接着,“一名年轻士兵,身穿羊皮大衣,肩挂挎包,顶着呼啸的北风”蹚雪奔向邮电所的画面,却又让这寒意中生出一种近乎悲壮的温热。这是全文的底色:极寒中的极热,孤绝中的期待,绝望尽头的一线光。这光,便是刘姨。

文章最动人心魄处,在于它写尽了“暖流”的传递与回响。当刘姨在信中写下“名家亦有败笔,况你我乎”,当她在退稿上密密麻麻批注“北风像冰碴子扎在脸上”,当她请这个素昧平生的士兵吃一碗面,她播下的岂止是写作的种子?她播下的是一个人对“被看见”的笃信,对“被善待”的感恩,对“善”本身的口口相传。故而四十年后,当张明刚面对怀揣退稿的年轻列兵,拿起红笔逐段修改至凌晨两点,我们看见的,是暖流未曾断流,是薪火依旧燎原。刘姨在1983年投出的那块石子,终于在时光的长河中,激荡出一圈又一圈永不消逝的涟漪。

从艺术风格而言,此文有大家之气,却无雕琢之痕。文章分五节,如五幅淡墨山水,层层晕染。一写困境中的相遇,二写冰城中的温暖,三写战火中的牵挂,四写离别后的怀念,五写暖流的传承。时间跨度四十二载,空间辗转万余里,却始终以“暖流”为魂,以“书信”为脉,以“情”为血肉,收放自如,疏密有致。尤其写哈尔滨之夜那碗面:“碗口油花伴随葱花游动,碗里静卧两枚荷花蛋”,寥寥数语,烟火气与仪式感并存,温暖与尊严同在。而写刘姨收到弹壳手杖时的细节——“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闪亮光滑的铜弹壳,眼眶泛红,轻声感叹”——更是以一当十,无声处听惊雷。

更令人击节者,是文中那封“寄往天国的信”。 将军面朝东北方向,将信纸轻轻点燃。这一笔,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私人的,又是普遍的。火光照亮的,是一个军旅作家对一位编辑半生教诲的终极回应,更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跨越生死的庄严致敬。读至此处,忽然明白:所谓“心有暖流”,原是指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住着一条不会结冰的河流。那源头,是刘姨,也是刘姨所代表的——文学最本初的善意,人间最朴素的真情。

文末,作者说:“这篇沉淀心间四十二载的文字,终于在滚滚热浪中,如一泓暖流,从我的心底流淌而出。”我想说,这泓暖流,也流进了我的心里。作为同龄人,我未曾经历那个雪夜投信的忐忑,未曾品尝哈尔滨冬夜的油花与荷花蛋,未曾听闻老山战场上的炮火与刘姨的叮咛。但我读到了。我读到了,便也拥有了。这便是文字最深的慈悲:它让暖流穿越时空,让每一个愿意俯身阅读的人,都能饮一口甘泉,都能在心底种下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读此文,我读到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体温。刘姨已远,但那支笔、那碗面、那根用弹壳打磨的手杖,以及手杖背后那份“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期许,已然融入了一个士兵的血脉,又经由这个士兵的笔,融入了一个国家的文学血脉。

暖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仍在流淌。

(作者系湖北随州人,法律工作者。张明刚将军《心有暖流》一文详见10月1日《中国青年作家报》第五版或10月2日《随州日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