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孕育——荆楚文化
    炎帝神农文化与黄帝文化一样，既是我国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形态，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炎帝文化是荆楚文化的肇端，使荆楚文化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是“源”与“流”的关系，从而使楚文化更加绚丽多姿，充满了勃勃微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以下重要的精神特质，值得我们大力推崇、继承、弘扬和发展。
     以民为本、为民造福的民本精神。五千年前的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耕；搭架采药，疗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创纺织，兴集市，一心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随州志》摘自通鉴前编等）。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楚，成为楚国的最早缔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则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众"等治国方略，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贤相孙叔敖处处为民着想，一心为民造福，兴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强调百姓的祸福、社会的治乱。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炎帝神农的故乡随州人季梁，早在公元前706年（《左传》）就提出了“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炎帝神农“民惟帮本”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民本思想家。楚庄王更是强调体验民间疾苦、主张“庇民”和“安民和众”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体力行者。时至战国中后期楚威、怀王时期，楚人许行专门谈“神农之言”。据《孟子.滕文公上》载，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对“有仓廪府库”、“厉民而以自养”。楚屈原的《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应当说是对炎帝民本精神的传承。这种一心为民的民本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
    身体力行，勤政廉明的奉献精神。西汉《淮南子》上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处处体恤民力，从不挥霍浪费，其“为匏居之台……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被史学家称为楚国历史上“首届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孙叔敖早两个朝代。刚上任之时，令尹子文看到楚国百废待兴，财政极为困难，于是，“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毁家纾难"这一成语，就是高度赞扬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而不惜自己“有饥色，妻子冻馁”（《潜夫论•遏利》）。这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被楚庄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孙叔敖曾被司马迁尊为“古来第一循吏”，《韩非子》称孙叔敖当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栈车、牝马”，食用“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常常“面有饥色”；孙叔敖死后家无余财，其妻子负薪以自给。正因为楚庄王以"身治为国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国的强大、楚民的富殷。
    敢为天下先，争当拓荒者的冒尖精神。神农氏一生敢为天下先，他首创农耕，创造耒耜，开创“男耕妇织”；“始尝百草，始有医药”；首制陶器；“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作丰年之咏”，与民同乐；始创历法，始定八节，观象授时；始创集市贸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而楚庄王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不飞则已，飞将冲天；不鸣则已，鸣将惊人”。楚庄王在位时期（前613-前591），曾问鼎周室（前606年），饮马黄河（前597年），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无论是铜器冶铸、丝织品、竹简、帛画、编钟音乐、漆器、哲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晚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 “四大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主政湖北的18年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炎帝精神孕育了湖北人革命首创精神，无论是满清时期的白莲起义，还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均发端于湖北，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是为“武昌首义”。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湖北人精神，突出表现的第一件事是历史上著名的武昌起义。因此，武昌起义充分体现了湖北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湖北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立下的功劳也是最突出的，以红安一县所出的将军而言，就比四川全省还要多，而中共内战胜利的关键战役，均为湖北人所领衔指挥，对日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也是出自湖北人的手笔。
    意志坚韧、百折不挠的不屈精神。炎帝神农在艰苦环境中的种种探索和发明创造，正是源于这种精神。精卫是炎帝的女儿，因失足于海而失去生命，于是化而为鸟，衔石填海。精卫作为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氏的这种精神。根据《山海经》，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动机见仁见智，但夸父竟不畏艰难，敢和太阳竞争高下，以至“道渴而死”。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暗含着人类为了认识、征服大自然而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话”。炎帝的乐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黄帝争斗，头被砍掉了，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是一幅多么壮烈而又不屈刚健的图画！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由衷地赞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精神一直激励楚国炎帝子孙前仆后继、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为正义、真理的事业顽强奋斗。楚人的先人，他们的精神就是筚路蓝缕。荆楚，都是与林有关，楚上面一个“林”，下面一个“足”，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荆上面一个草头，下面一个“开”，旁边一个“刀”，是披荆斩棘出来的。所以，楚人崇尚的是炎帝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拓荒精神。屈原的《离骚》中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自强进取精神，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传承。还有，形容湖北人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通过追溯从九凤神到九头鸟精神的民俗心理流变过程,浅析了楚地人民对先祖的追忆和怀念,渴望人神相通的灵魂观念,祈求福佑的美好愿望,百折不挠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九头鸟”的优点一方面在于湖北人智商高，不仅古有炎帝、曾侯乙、季梁、屈原、王昭君，而且近代有李四光、闻一多、董必武、李先念等。“九头鸟”比喻湖北人意志坚韧、百折不挠、行为果敢、生命力顽强。
    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贤明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几十国，“惟楚英贤最多”、“惟楚有才”已成定论。许多贤明的楚王、贤臣，虚怀若谷，襟怀坦荡，不惜一切代价重用延揽人才，让他们脱颖而出，个性得以彰显，报国之志得以实现。楚大夫王孙圉奉楚昭王之命出使晋国，论及国宝时，将知识渊博的观射父、学问精深的倚相、物产丰饶的云梦泽列为楚国“三大国宝”。无独有偶，秦国使者打探楚国的宝器和氏之璧和随侯之珠，而楚国使臣认为“楚之宝器”在人不在物。正因为贤明的楚国国君和大臣爱才、护才、重用人才，才使楚国人才济济，多如繁星，使楚国成为当时华夏众国之中的“人文渊薮”，终于使楚国从最初分封的“土不过同”（百里）的蛮夷小国，逐步发展成“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世界第一大国，留下了千古美誉。

 炎帝文化弘扬——赖今楚人
    牢固树立“抓文化就是抓发展，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抓发展”的科学理念，以把炎帝文化品牌打造成为随州的中心文化品牌、湖北第一文化品牌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品牌，提振随州及湖北人民的精神，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在中部崛起。
    第一，要提高认识，走出思想的误区。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重经济轻文化。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的建设仅仅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经济发展的附庸，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重黄帝文化，轻炎帝神农文化。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两大精神支柱是统一的、互补的。它们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起过巨大作用。一个国家既需要统一、理性、秩序，以及发展集体主义精神；也需要竞争、破旧、创新和充分的个性发展空间。黄帝文化和炎帝文化从这两个方面孕育了我们民族的性格，重此薄彼是不正确的。随州及湖北作为炎帝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又拥有这方面的独特而丰富资源，因此必须承担起保护、开发炎帝神农文化的重任。
    第二，要整合资源，做好全面建设规划。要从全局认识“炎帝神农文化”的意义，不要孤立地就“炎帝神农文化”而论“炎帝神农文化”，要以开发和建设炎帝神农文化为突破口，做好随州及湖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和全面建设的规划。同时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各方面的文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在建设经济强市的同时，大力建设文化强市，实现经济和文化双崛起的战略目标。随州及湖北传统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国是有名的，出现目前的落后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从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经过反复认真研究、论证的既宏伟又可行的总体规划。随州及湖北很多重大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化资源（如举世闻名的编钟）的开发和利用都没有真正形成省一级的声势与规模，炎帝神农文化、大洪山佛教文化、桐柏山道教文化等无不如此。
    第三，既要强化研究，又要狠抓普及。弘扬传统文化，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懈努力才能显现成效的全民事业。我们在这方面的薄弱环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不深，一方面是普及不力。例如，要真正做好我市传统文化的开发、建设和利用的总体规划，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是不行的，不加大投入也是不行的。其他省、市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联合国内外、海内外共同开展研究，举办定期不定期研讨会等等。研究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什么都与经济开发、招商引资直接挂钩，要突现特定文化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研究要注重建设队伍，培养研究人才。研究工作要有分工，组织工作要细，要责任明确。例如对编钟研究，就应该有从事研究和普及工作的专班，并制定计划，按期拿出成果。如果这样做了，就不至于十几年没有什么发现和发展。与此同时还要狠抓普及。提高和普及是辩证统一的。还是以编钟为例，因为十几年来没有新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办法使普及更有效。像目前这种状况是无法进行普及的，假如我们能像某些省、市那样，开发出一台类似“青春版”的编钟音乐和歌舞，打造《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那样气势恢宏的“印象编钟”，何愁编钟文化不普及。我们应该而且有可能使炎帝神农文化、编钟文化的开发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世界。
    第四，要突出重点，创建品牌。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随州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通过连续高规格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炎帝文化国际论坛，炎帝帝故里在海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显著提升，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品位提升、城市人气增长、城市经济繁荣。特别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炎帝故里拜祖大典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意味着对炎帝故里故都在随州这一历史定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定性、定格和定位。炎帝神农文化的开发，要突出重点，抓一些重大项目，力争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品牌”。以什么为重点，创什么品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坐等是等不来的，要不断地通过行动，艰苦地去探索。我们有那么多传统文化资源，而且很多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或第一的，都等待我们去研究、开发。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没有长期深入民间，没有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专家的参与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靠政府和各级领导，特别是国家和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才创造出了优秀的品牌。我们同样可以像陕西省建设黄帝文化、湖南省建设炎帝文化、桂林建设刘三姐文化、云南建设丽江文化那样，与国内大的文化企事业联手，做好建设“炎帝神农”文化这篇大文章。我们相信，只要从上到下，真正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意义，我们就有信心和力量去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随州及湖北特色的优秀文化，把炎帝神农文化打造为湖北第一文化品牌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品牌。
    第五，发扬光大，运用当今。炎帝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和中华文化之源，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独特贡献；不仅铸就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就随州而言，要按照“一手抓工业兴市、增强硬实力，一手抓炎帝文化、增强软实力”的思路，大力弘扬炎帝文化，使其体现时代性。炎帝文化的精髓是“开创、坚毅、集成、为民”。开创就是善于创始、创新、创造、创业，勇于探索，“为天下先”；坚毅，是坚定、执着、百折不挠，不懈追求，敢于牺牲；集成是善于借力、借鉴、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为民，就是民本、民生、民主、民贵。要将炎帝文化精髓运用到随州及湖北的科学发展中去，弘扬炎帝神农的开创精神，走出一条随州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弘扬炎帝神农的坚毅品格，克服工业兴市中重重困难，不达目标不罢休；弘扬炎帝神农的集成品格（炎帝神农的八大功绩，应当说不是他一个人所为，而他善于借鉴集成），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借力发展；弘扬炎帝神农的忧民品格，用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改善民生。
（作者系曾都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