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坛走马灯式的戏剧性变化，折射出该国乃至整个中东政治转型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即中东政治转型始终在弱势民主与军人干政之间循环往复。2011年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基本都是“穿着西装的军人”进行统治。这类政权大多建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励精图治，叱咤风云。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当权者日渐背离原来的阶级属性，丧失进取性和革命性，原来威权统治的弊端日渐显现。2011年中东剧变和随之而来的民主化转型，实际就是中东政治新陈代谢的结果。

　　然而，在中东政治实践中，民主政体的运转比威权政体更不顺畅。早在20世纪20年代，埃及、约旦等国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因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这种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纳赛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这些被西方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政权纷纷被军人干政和强人政治所取代。

　　而2011年中东剧变后的民主转型遇到的问题，比“自由阿拉伯时期”还要严峻。民主政治的竞争性特点，本身就容易导致分权和党争，而中东各国由于普遍存在贫富分化、教派林立等先天不足，民主化很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和教派政治现象。当年伊拉克的“民主重建”激发起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教派冲突，而当前埃及的民主转型则引发了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而且，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实行高压统治，各派力量均缺乏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胜利者往往独断专行，甚至暗杀反对派领导人；败选者则不肯愿赌服输，败选后仍屡屡谋求权力重组和政治洗牌；普罗大众缺乏耐性，只要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便重新走上街头。所有这些，使整个国家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恶性循环。

　　很显然，在大众参与与政治秩序之间，埃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军队无疑是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一方面，军队掌握“枪杆子”，是唯一有能力在政治动荡中恢复秩序的组织性力量；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政治社会组织，军人集团具有跨阶级特性，其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更容易被各界普遍接受，推行更具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色彩的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埃及军方才“闪亮登场”，借用民意推翻穆尔西政府，并直接用武力清场。从这一意义看，埃及出现军人干政乃至重新组建军人政权有其必然性。但长远看，埃及当前的军人政权仍将面临穆巴拉克曾经面临的命运，届时埃及可能再次向民主化方向转向。

　　如何打破这种“翻烙饼式”的权力循环，已成为摆在埃及民众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共性难题。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可以处理好民主与集中、代表性与有效性关系时，埃及政治体制才可能稳定下来。

　　（作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