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是中国社会很古老的职业，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只要有政府，就会有额外拉“关系”的赞用。实际上，对那些体制内的人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可以非常有效。

    中间人早就在这种环境中发展壮大，在权力、信息、资源和机会交织的动态环境中，将人联系起来。

    最近几年，这一商业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涉及外国投资者时是如此。在华运营外国企业的经验与手段不断增加，加大了中间人的利润压力，从而促使他们使自己的服务专业化，并将服务项目扩大到了整个供应链。关系已不足以吸引客户。经常需要技术与分析技能大显身手。改革初期的高利润率时代对许多中间人而言或许已一去不复返。

    以2007年我最初采访的一位中间人为例。我暂且称他为王先生。王先生说，他对代表他的美国客户行贿中国政府官员感到厌烦。一天，我来到他在上海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谈判行贿政府官员以获取其美国客户在华办厂所需各类许可的事宜。协议达成前，要贿赂6、7位官员，相当于拿走了王先生约30%的利润。谈判很紧张，身在其中的王先生一方面要竭力反击美国客户降低费用的要求，阻止中国官员“狮子太开口”地漫天要价，与此同时还努力尽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损失。

    当我2010年再度遇到王先生时，他的故事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政府官员令人生厌的索贿要求，相反，这些官员现在都被说成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政府预算自2007年以来扩大了。王先生不再动用自己的利润来争取政府的各类许可，而是将回扣付给那些多付钱购买产品与服务的官员。中间人王先生摇身变为一台“洗钱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告别农业经济，进入了基于提供商品与服务的经济中。但是在这样的经济中，有政府关系的知情者力求获得最大的利润份额，使新入行者很难找到立足之地。如果政府不增加透明度与问责制，不铲除行贿的必要性，结果中国公司的销售成本将会增加，而此刻它们的其他价格优势，如廉价的劳力与自然资源，都在不断减少。

    政府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并说要加以解决。但10年前，领导层也发表过类似声明。王先生和其他人可能会继续利用他们的关系，尽管是在越来越转入地下的“老朋友”的世界中。

    当我上次在2010年遇到王先生时，他开着一辆售价5万美元的雷克萨斯SUV。最近，他在美国投资了100多万美元，使其业务多样化，确保在中国政府影响力以外另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