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姬姓大国----随 （1）
二、纺织史上的突破
曾侯乙墓的纺织品,虽然绝大部分没有保存,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但从仅存的一些残片中,也可看出随国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其中某些发现在我国纺织技术史上尚属突破。
首先，此墓首次发现了16股粗弦线。曾侯乙墓出土的案座纺锤形器上用于穿缀弹簧的粗弦线,直径为0．2毫米,单根丝线由13根平均纤变为3．24旦的茧丝组成,两根丝线合成一股,约16根股线再并合成粗弦线。股线的拈向为乙拈,拈度为10拈／厘米。充分反映了随国当时的缫丝和合股加拈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高汉玉、屠恒贤、徐金娣：《曾侯乙墓出土的丝织品和刺绣》，《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其次,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物。此墓出土的丝织物品种有纱、绢、绣、锦4种,其中纱的残片有5块,均为丝麻交织品。经线由丝麻相间排列,纬线全是丝。这些残片的经密在30根／厘米上下,纬密在25根／厘米,由于经线中丝麻线粗细及反光程度不一,织物表面呈影条状。这种丝麻交织物,不只在我国是首次发现,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丝麻混纺。自从有了混纺,人们也就可以交织出各种不同质地的织物,从而为世人提供丰富多彩的衣料。时至今日,混纺技术仍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足见随人发明混纺交织的意义是多么重大。郭德维:《藏满瑰宝的地宫》,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再次,首次发现了单层锦织物。曾侯乙墓出土了10多块锦的残片,经分析其组织结构为单层的暗花丝织物。由于单层锦的夹纬与经线的交织点少,夹纬的浮长很长,因而牢度很差,夹纬极易脱落损坏。如果增加一组不同颜色的经线，使夹纬不显露,便可增强牢固度。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二色几何锦,正是在这种单层几何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这么说,曾侯乙墓单层锦织物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从商绮到周锦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传统的汉锦织造工艺原理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高汉玉、屠恒贤、徐金娣:《曾侯乙墓出土的丝织品和刺绣》,《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此外,墓中出土的绣残片,虽然绣线完全脱落,但针眼仍十分清晰。花纹为一些蜷曲的一首双身龙相互纠结,线条流畅活泼,针脚均匀整齐。其锁绣方法的采用,则比江陵、长沙等地的楚墓锁绣品要早得多。
三、美术史上的奇葩
曾侯乙墓出土的许多文物,造型优美,纹饰瑰丽,显示了随国美术的高超水平,也是研究我国先秦艺术和美学的珍贵资料。
一般意义的美术往往指雕刻和绘画,下面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雕刻
雕刻是统称，分而言之包括塑、雕、刻三种艺术手法。
先说塑。此墓主要为铜塑,编钟架上的铜人柱,可以视为先秦时期铜塑人物的代表作。铜人面部眼、耳、鼻、口全肉雕,连鼻唇沟等细部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双目平视、两唇微闭、头顶横梁,是那样神态自若;上肢肌肉凸鼓,粗壮结实,弯曲向上托举横梁,加之腰佩宝剑,更显得威武雄壮,宛如力举千钧的勇士。整个躯体各部分比例恰当,裙带配置协调,比之于此前出土的河南洛阳金村梅原末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1944年版、山西长治分水岭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河北易县燕下都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遗址内发现一件战国时代的铜人像》，《文物》1965年第2期所出土的铜人都要高大精致。铜塑的动物也无不栩栩如生。如鉴缶和联禁大壶禁座的四足皆由铜塑小兽构成，小兽昂首咬住禁面，前肢托举，后肢蹬地，臀部上撅，动感十分强烈。作者不只捕捉了小兽咬住禁面的姿式，更抓住小兽的尾巴特写，让小兽的尾巴微微翘起。这一刻画，把小兽使出全身力气拼命托住禁面的神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令人叫绝!
次说雕。此墓采用了圆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彩雕等多种手法。如一件圆雕漆木鹿，体盘屈作伏卧状，神态安祥。尽管通体黑漆未施彩绘，但由于形态逼真，也很招人喜爱。漆木盖豆与漆木禁上仿铜浮雕的龙，角、目皆全，鳞、爪毕肖，加上鲜艳的彩绘，犹如飞腾于云雾之中，妙不可言。16节玉佩挂饰，不光雕琢精细，而且能活动折叠，是迄今所见古玉中“活动玉器”的最早佳构。
再说刻。刻是在塑和雕的基础上，对一些细微之处进行刻画，使造型形象更加生动，更富有感染力。由于这种手法常用于鸟的喙爪、兽的皮毛、龙的鳞甲等处的刻画，因而无论在何种质地的器物上，它都能充分发挥其特殊的表现能力。
(二)绘画
曾侯乙墓的绘画主要表现在漆木器、主内棺、乐器和皮甲胄上。随国的画师已能根据不同的器物巧妙地安排画面，尤其注重意境的深化和环境的烘托。如在隆拱的衣箱上，背景是主体，上绘二十八宿方位图和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在墓主棺内棺，除了绘一些神话故事外，还画了一些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武士”，手持武器守卫在画面中门的两侧，意味着为保护死者灵魂尽忠尽职。它们被画得怪异而恐怖，目的在于威慑那些敢于来犯的恶魔邪鬼。绘画中最为精细和华丽的部分表现在马甲和马胄上。如X、IX号马胄最具代表性。作者把两龙和一凤、一鹿四个动物融为一体，此之某一部分即彼之同一部分，反之亦然，且作飞舞和奔驰状。整幅构图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若即若离，亦真亦幻，可谓独具匠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鸳鸯形漆盒上的两幅彩绘漆画。盒身不大，画师在其腹部两侧分别绘出击鼓狂舞图和撞钟击磬图，画面上的舞师长袖飞动，乐师挥棒腾跃，图中的人物与乐器经过适当的变形和夸张处理，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更增加了其艺术魅力。器物上的几何形图案，都是采用单线与平涂相结合的方法绘制的，线条宛转自如，笔力遒劲，构图疏密有致，着色挥洒自如，主次分明，有着强烈的装饰性。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四、音乐史上的绝响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种类之全、数量之多、性能之优，为迄今所仅见。它们的面世，对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来说，都不同凡响。
(一)首次发现了早已失传的乐器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曾发明过多种多样的乐器，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仅能在史籍中找到它们的名字，但却看不到它们的形象。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十弦琴、五弦琴、排箫和篪，就是失传多年的古老乐器中的幸运者。
琴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周南·关雎》中就有“琴瑟友之”之说。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与此前见到的最早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七弦琴多出三根弦，二者有无渊源，尚待探讨王迪、顾国宝：《漫谈五弦琴和十弦琴》，《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与前两种琴的形制完全不同，倒与先秦一种名叫“筑”的乐器相仿，然其形体狭长，“岳山”低矮，似不便“以竹击之”，且未见施轸按柱的痕迹，是否“筑”，尚难断言，也不排除是一种久已失传、尚未被后人认识的乐器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文物》1979年第7期。
排箫又称参差，《楚辞·九歌·湘君》中就有“吹参差兮谁思”。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正是由13根参差不齐的小竹管并列缠缚而成。它的形象在汉代石刻、魏晋造像和隋唐壁画还能见到，往后便销声匿迹了。清代出现的一种长管排两侧、短管居其中的状似双翼的所谓排箫，只不过是人想当然设计的一种假古董，直到曾侯乙墓排箫的出土，这种牵强附会才得以廓清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文物》1979年第7期。
篪也见于先秦古籍，《诗经·小雅·何人斯》就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记载，《尔雅·释乐》郭璞释其形说：“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横吹之。”陈〓《乐书》则称篪为“有底之笛”。由于篪久已失传，因而在谈到横吹乐器时，往往只知有笛而不知有篪，或只知有篪之名而不知其形，更不了解其演奏方法了吴钊：《篪笛辨》，《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曾侯乙墓的发掘，人们才得以目睹这种久已失踪的古老乐器的“庐山真面目”。
此外，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建鼓。笙这种乐器虽然一直流传至今，但其最早的形态，则见于曾侯乙墓。钟、磬两种乐器，虽在一些年代早于曾侯乙墓的古墓里发现了许多，但像曾侯乙编钟、编磬那样井然有序地悬挂于完好而精致的钟、磬架上，则是前所未见的。凡此，无不显示出古代随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创造性。
(二)全面显示了我国先秦音乐艺术的高度水平
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体都能发出两个乐音，这两个乐音间多呈三度谐和音程，而且在钟体的正鼓和侧鼓都有标音铭文，只要准确地敲击其部位，就能发出所标明的乐音。这种一钟双音现象，不是乐师的偶然发明，而是在掌握了为达到某种特定的音响效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郑荣达：《试探先秦双音编钟的设计构想》，《黄钟》1988年第4期。此墓出土的笙，在笙笛内发现有竹质簧片，其舌与框的缝隙不容发丝插入，这也是古代乐师们为使笙具有特定的音响效果而精心设置的，合乎科学的发音原理。近代欧洲的音乐家和物理学家正是通过我国笙簧的研究，才发明了手风琴和口琴。
此墓编钟可以演奏五声乃至七声音阶结构的乐曲，经过复原的编磬也可以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排箫在只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的情况下已达六声音阶，复制的篪按一般指法可奏出十个半音，凡此，都说明至迟在战国早期我国已出现七声音阶，从而使不少中外学者对我国先秦时期的乐器是否具有七声音阶的疑虑涣然冰释黄翔鹏：《先秦编钟音阶结构的断代研究》，《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我国先秦时期已使用七声音阶》，《人民日报》1981年2月9日。
曾侯乙钟、磬都有铭文，其中钟铭2800余字，磬铭残存600余字，加上钟架笋梁、编磬配件上的文字，共计4000余字。从乐学的角度看，钟磬铭文好比是随国宫廷中的乐工们为演奏各诸侯国之乐而准备的有关乐理知识的一份“备忘录”，它所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内容，反映了先秦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尤其是钟铭上出现的十二律，表明我国传统的十二律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统一的律名的。那种关于中国音乐史上由三分损益法所产生的十二律，是在战国末年由希腊传来而稍稍汉化了的乐理的看法，已不攻自破了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王湘：《曾侯乙墓编钟音律的探讨》，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均载《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这套编钟，就其甬钟45件来说，总音域跨五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在中心音域部分约占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从而证明了这套编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它的全部音域的基本骨干，是五声、六声以至七声的音阶结构。它以“姑诜”为基调，相当于今称C调，其bB音偏高而B音偏低，虽不能在十二宫中全取七声音阶，但试奏结果证明其旋宫能力达六宫以上，可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文物》1979年第7期；崔宪：《曾侯乙编钟宫调关系试析》，《黄钟》1988年第4期。这在先秦乐坛上，或许称得上是空前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