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随楚关系寻绎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分析,昭王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周室东迁以后,诸夏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赫赫扬扬的壮举已没有重演的可能,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然而,生产发达、文化先进、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则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于是,楚武王末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左传·桓公六年》 随国始而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尽管随人奋力抗楚,充分显示出其抵御外敌的“汉东大国”的气魄与胆识,但由于楚国势力强大,最终还是同楚人订立盟约。《左传·桓公八年》到春秋中期,楚势更为强盛,随人公元前640年“以汉东诸侯叛楚”，《左传·僖公二十年》但终被楚令尹子文击败,境土日月削,国势衰落。此后,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左传·哀公元年》杜注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庸之国。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军攻入楚国的郢都,楚昭王奔随，《左传·定公四年》吴人尾追而至,随人拒不交出昭王,“楚人德之”。春秋末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唯随独存。个中奥秘,随人已有揣测:“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而未灭,“楚实存之”。这段话虽然是吴师入郢前随、楚关系的写照,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进入战国后汉东唯随国独存的缘由。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战国时期,随国史事文献无载,只有凭考古资料推测。公元前433年,随国国君曾侯乙死后,楚昭王的儿子惠王以楚人最为珍重的礼乐器编钟相赠,楚国的令尹、封君等也纷纷给曾侯乙赠送铜器、车马，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公元前407年左右楚声王娶曾姬无恤为夫人，刘节：《古史考存·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说明战国早期随楚关系十分融洽。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西郊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地位约相当于国君一级。此墓下葬时间晚于曾侯乙墓,考古界定在战国中期前段，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表明此时随国尚存。晚于擂鼓墩二号墓下葬年代的曾姬无恤壶,铸于楚宣王二十六年(前344年)。楚声王夫人无恤为宣王祖母,无恤尚在,宣王当不会灭其祖母故国。1983年,在曾侯乙墓西南发掘了30座中小型墓,其中十三号墓和六号墓为楚墓,时代为国中期,十三号墓的下限到战国中期与晚期相交之际。刘彬徽、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1984年,随州安居又发现一座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武汉大学荆楚史地考古教研室:《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楚人墓葬出现于随国城郊甚至国君陵区之内,最近者距曾侯乙墓只有60米,这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楚人已占有随都,随国已不复存在。随国灭亡的年代,应介于擂鼓墩二号墓与十三号墓下葬年代之间，或者是在楚威王晚年至怀王初年之际,即公元前328年前后。这就是说,经过随、楚关系最为融洽的曾侯乙、楚惠王时期之后,楚人还曾保留随之社稷达百年之久。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北保于陈”〖ZW(5〗《史记·楚世家》。〖ZW)〗；秦师“东至竟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又“攻安陆”。湖北省博物馆等:《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竟陵在今随州西南,安陆在随州东南,秦师显然越过了随国故都。1981年,随州市东北角环城砖瓦厂发现秦墓,出土铜扁壶铭文记载该器铸造于秦昭王“三十六年”，左德田:《湖北随州市发现秦国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即元前271年,距秦师陷郢仅7年。秦昭王三十六年之后不久这一带就出现了秦墓,可见秦师在“东至竟陵”、“攻安陆”之际,也趁势占领了故随国地区。但是,无论是《史记》的《楚世家》、《白起王列传》,还是云梦秦简《编年记》,在关于秦师进军汉东的记述中,对随却无片只语提及。这也足以说明在此之前随国早已亡国绝祀。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节    卓越的文化成就
    1978年夏,考古工作者在随国故都的今随州市郊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的随国国君墓葬——曾侯乙墓,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漆木器、金银器、珠玉器以及各类乐器、车马兵器和纺织服饰等,不仅荟萃了鼎盛期随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诸多方面还代表着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最高水平。
　　一、铸造史上的创举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量多、型大、体重、工精等特点,反映了随国金属铸造的高度发展水平。就数量而言计6239件,总重约10．5吨;就单个器物的体型和重量来看,一对大尊缶,高分别为1．26和1．25米,重分别为327．5和292千克,为世所罕见;从铸造工艺来看,不只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在许多方面又有新的创造和发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概括说来,其创举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极复合范铸之能事。曾侯乙编钟群的铸造,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为了使整套编钟音质纯正、谐和,就必须把钟体和枚一次铸就。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它必须克服造型材料的混碾、铸型的烘干、型砂的选择、合箱的严密等技术上的困难。曾侯乙墓全套编钟64件,以及〓钟1件,无一不是用上述分范合铸的技术制作的,大小、厚薄异常精确,纹饰细密而清晰,可见匠师技艺之娴熟。
　　其二,扬分铸法之传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采用了传统的分铸法,但在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即不只是分铸小的附件,同时还分铸大的本件,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尊缶和两件联禁大壶就是用分铸法铸造的,不仅铸接牢固,而且天衣无缝。对大件铜器本件采用分铸法或移分节铸造法,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的重大发展。
　　其三,尽铸接、焊接之所宜。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8对大龙交缠蟠绕在座体之上,还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的头部、身部、尾部之上,龙群由22件铸和14件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接并和座体接合到一起,蔚为奇观。在受力较大的部位,用强度较高而操作较烦难的的铜焊;在受力较小的部位,用强度较低而操作较简便的〓焊。其焊接技术之难和用于〓焊的铅锡合金的熔点之低,都是首次发现。
　　其四,创失蜡法之极品。曾侯乙墓中出土尊和盘各一件,尊在盘中,如花蕊之凸出于花瓣之间,相映成趣。尊唇和盘口都宽沿外折,布满精细的缕空蟠螭纹和蟠〓纹。这些镂空的附饰由表层的纹饰和内部的多层铜梗组成,纹饰互不接续,全靠铜梗支承,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止。所有附饰既不曾经过锻打,又毫无铸接或焊接的痕迹,其繁密纤细则决非浑铸或分铸所能制成。只有运用失蜡法,才造得出这些巧夺天工的附饰来。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　然而,关于失蜡法在我国的起始和应用,是国内外科技界长期争论并悬而未决的难题。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失蜡法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由印度或西方传入的,但国内大多数学者都确定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其年代为西汉。曾侯乙尊盘的出土,把我国失蜡法铸造的起始时间至少提前了200多年。尊盘附件独具的艺术风格、反映的技术手法以及出自我国中部当“荆豫要冲”的随州,无异于宣告这种技术在我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