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姬姓大国----随 （2）
三、季梁的政治思想
季梁在与随侯谈论民神关系时，提出了“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主张《左传·桓公六年》。 所谓“修政”，即对内整顿国家政治；所谓“亲兄弟之国”，即对外与兄弟国家互相亲善。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季梁认为，要对内整顿好国家政治，必须把“道”作为行为准则。他对“道”作了解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季梁提出这一政治理论，是在公元前706年，这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尚前无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与此相类似的主张，是《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记宋司马子鱼的话：“民，神之主也。”事在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讲那样鲜明透彻。春秋时代，北方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论比季梁的政治理论落后得多。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晋乐官师旷的话：“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论是“民—神—君”，师旷的理论是“君—神—民”，彼此适得其反。师旷，又是音乐家，又是思想家，相传创作过《阳春》、《白雪》两首名曲，而且发表过一些屡试不爽的预言，备受尊崇。但与季梁相比，师旷的政治理论反而显得倒退了。中国的民本思想肇源于《尚书》，这是史家公认的。《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标榜民“本”，季梁阐扬民“主”，民“主”比民“本”进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约200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论还是不如季梁进步。可以这么说，季梁极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为基点，又超越了这一思想，他不愧为开我国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论家。也正是由于季梁的政治理论极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对随侯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现状表现出忧虑与激愤：“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桓公六年》。
季梁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他认为，三牲肥硕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净丰盛，标志着“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献给神 ，象征着“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 不难看出，季梁把三牲肥硕、黍稷丰盛、旨酒芳香都归功于“民力”，归功于“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这是“民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
为了使整顿国家政治的主张不流于空泛，季梁向随侯提出了“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的施政方针。他还以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国家，就会“动则有成”，无往而不适。
“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方针是季梁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兄弟之国”，指汉水迤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姓，它们生存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方面朝晋暮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对周王朝也是时叛时服。即如《国语·郑语》所言：“桓公为司徒，……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汉东之国，随为大”《国语·郑语》。 置身这样的境地，随国如果不同周围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小国也会群起而攻之，随国就难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这是与随国所处的地位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
季梁亲善邻国的外交政策在随楚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春秋时期，楚国作为地方的第一强国，拓疆并土，灭国抚民，对汉阳诸姬乃至中原诸国发动了极为频繁的战争。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楚随之间的战争见于文献记载的仅为三次。在楚对随发动的三次进攻之中，第一次楚国不战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国虽获小胜，却仍然以盟会告终。此中奥秘，在楚昭王奔随、随人拒绝向吴人交出昭王时的一段话中露见端倪。随人对吴人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左传·定公四年》。 盟誓的内容，史无明文，但从随人的语气来看，不外乎是指楚随之间互不攻伐、互惠互利。这证明随人在处理与楚的关系上奉行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随人在同楚人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战国时期，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训》 ，却仍然把随国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不迁也不灭。
也正是由于季梁外交政策的效应，赢得了楚王对随侯的分外尊重，从而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把作为楚王权象征和音乐表率的钟当作祭礼馈赠。
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很少见到随国与周围一带兄弟国家干戈相加的记载。相反，与随相邻诸国的一些青铜器则在随境内相继出土。这些文物，当多为酬赠聘媵之品。这说明季梁的政治思想已在随人心目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说明自季梁以后的历代随侯基本上沿用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认为，随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祚最长的国家，是历代随君奉行季梁政治思想的结果 刘玉堂、黄敬刚：《季梁思想刍议》，《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四、季梁的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的影响。我们将季梁与孙武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羸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左传·桓公六年》。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孙子兵法·行军》
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左传·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急于应战，而是主张先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也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兵法·九地》。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陈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便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矣。’”《左传·桓公八年》。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他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左传·桓公六年》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计》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