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汉东大郡”随州
第三节 地方吏治及人文活动
一、地方吏治的清与浊
自隋至唐326年间，随州地方官刺史(郡守)有姓名可查的近50人，他们之中政绩显著、流芳后世者寥若晨星。隋文帝时，陇西人辛彦之曾任京官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后出任随州刺史。这位外放大员在随州为官一任，据说曾施“惠政”一方，具体事例多不见记载，唯有不进奉珍宝珠玩的佳话流传后代。
隋朝立国不久，官场即滋生腐败，地方州郡长官为讨得皇上欢心和施恩，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以进奉，其中大多数人“多贡珍玩”于朝廷。当时只有辛彦之与众不同，他摒弃珠宝，所进贡的不过是“供祭之物”，真可谓众官皆浊而辛氏独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辛彦之因此而得到隋文帝的口头嘉奖，但他并未因在随州有惠政而升官，相反，朝廷把他平调至潞州(令属山西)任刺史《隋书·辛彦之传》。“清官”难以升迁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说到底，朝廷其实并不真的喜欢太清廉的官员。
唐代随州历任刺史有政绩载入史册的大致不过二三人。元和年间，随州刺史李程升任御史中丞、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朝廷任命书特别提到：“汉南大郡，(李程)守之五年，颇著良能，宜当选奖。”《白居易集》卷55《李程行军司马制》。至于“颇著良能”的实际内容则语焉不详。倒是李程之前的李惠登(783—804年任随州刺史)为父母官20年，“率心为政”治理战乱后荒残的随州，发展生产，为民办事，“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结果“田畴辟，户口加”，百姓“无不歌谣其能”，朝廷升随为上州《旧唐书·李惠登传》。这大致是唐代随州刺史有作为者最显著的一例。
相比较而言，不少的地方官是平庸无为之辈，如开成二年(837年)文宗皇帝察问州郡长官之中有谁无政绩，宰相李固言报告“随州郑襄无政”。有人很快开脱说，“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他们还宣称，如此“外郡不理”的官员不在少数。比起这类人，更可怕的倒是那些吞噬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文宗时，新上任的随州刺史杜师仁，就是一个贪污绢帛3万匹的大赃官《旧唐书·文宗纪下》。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唐代随州的吏治同全国一样，越是后来越腐败，以致不可收拾。
二、人文活动
唐代随州官方文化不及邻近诸州，但学校教育和民间文化活动还是相当普及的。唐开国不久，就诏令天下州县以及乡置学校，玄宗开元年间，又规定“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卷35《学校》。这些敕令当应在随州得到实施。唐朝还“许百姓任立私学”，所以私人讲学在随州也很有特色。韩愈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记述随州“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诸葛觉慕名前往读书，“学问得所欲”，韩愈对其寄予厚望：“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韩昌黎全集》卷7。)显然，随州州、县、乡、里当有学校，私家讲学也很盛行，这对于提高随州芸芸学子乃至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是有重要意义的。白居易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曾提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他感叹“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集·与元九书》。“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随州当在途中，也是“时俗所重”之处。诗歌在社会底层拥有众多的传诵者和欣赏者，反映了唐代包括随州在内普通百姓的文化素质较高。这一点还可以从随州百姓以歌谣赞扬良刺史李惠登得到印证。
第四节 随州的道教与佛教
一、紫阳道人与李白
道教在唐代得到特别扶持，玄宗一朝尤其兴盛，各地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士。在随州，代表人物当属紫阳先生。
紫阳道人俗姓胡，随州人，9岁出家，20岁游衡山，访寻真人，密修真经，回到随州后，建餐霞楼，谈经修道。所谓“餐霞”，意思是服食朝霞之气，是道教丹鼎派的一种气功修炼术。紫阳先生修道，声名远播，李白居安陆时，特慕名来随州，“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李太白全集》页1293，中华书局1977年版。在李白看来，“汉东之国，圣人所出”，但自神农、季梁以后，“无一物可记”，直到出现紫阳先生才算弥补空缺《李太白全集》页1281，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在餐霞楼《题随州紫阳先生壁》一文中，把修道与神农联系起来：“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而道教信仰的正是这一“风俗”——长生不死。从李白生动的记述看，紫阳道人炼气、养生、修道的特点是既渴望长生久视，又享受大自然美的生活情趣。这种“道与古仙合”，天上人间成为一体的追求，正是盛唐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完全不同于悲观厌世者的出世思想，这也是盛唐士人最乐于接受的。所以紫阳先生“于神农之里”的修炼，影响遐迩，北至南阳，南及衡山，求仙学道者纷至沓来，据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甚至邻境的地方官也跑来“移风问道”，就连“道门龙凤”元丹邱也对紫阳“厚礼致屈”，请“传〓于嵩山”《李太白全集》卷30《汉东紫阳先生碑铭》。
紫阳先生还是个超凡脱俗的道人。唐代许多道士身在道观而心迷功名，总企图走“终南捷径”，一步跨入仕途。紫阳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身揭日月，心飞蓬莱”，朝廷诏令其赴东京太微宫〖ZW(〗《李太白全集·汉东紫阳先生碑铭》载：“天宝初……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按：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据此，碑铭所缺二字应是“太微”。〖ZW)〗，他推辞再三，终因“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太微宫是皇家道宫，紫阳道人入宫仍不愿合流，最终还是“称疾辞帝”，真正表现了道家仙骨。
紫阳先生不仅与李白“结神仙交”，还引导李白的“道合”好友元演隐迹仙城山修道。天宝初去世，终年62。李白亲撰碑铭，称“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节。书不尽妙，郁有崩云之势；文非夙工，时动雕龙之作。存也，宇宙而无光；殁也，浪化而蝉蜕”。李白还称“予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邱等，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为此“篆石颂德，名扬八区”《李太白全集》页1433，中华书局1977年版。足见他是随州一位很有影响的道士。
二、随州寺塔的兴建与净业法师
隋朝建立后，一改北周武帝废佛的政策，推行佛教治国。在复兴佛教的过程中，随州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令在随州等四个州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以纪念杨忠对这些战略要地的经略《广弘明集》卷28《(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自随州建智门寺以后，各地纷纷仿效。据载，自开皇至仁寿年间，全国建造寺庙达3792所《辩证论》卷3。不仅如此，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又诏令首先在全国30州内建舍利塔，其中包括随州智门寺《广弘明集》卷17《隋国立舍利塔诏》。此后，各地随之建灵塔111座《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
隋文帝以随州等重要州为立寺建塔的始起之地并非偶然。随州是立国的滥觞之地，以该州作为佛教的复兴之地有着明显的用心，这就是开国之君把佛教复兴与隋朝立国联系起来，正如隋文帝自己所说“我兴由佛”《广弘明集》卷17《佛德篇·舍利感应记》，而立国后兴佛则是要佛“替国行道”。有意思的是，这一目的由随州建寺塔的举措表现出来。据《舍利感应记》称：仁寿元年“隋州于智门寺起塔，掘基得神龟”，龟头上竟有文字“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有人邀功，马上送往京师，“皇帝亲抚视之，入于怀袖，自然驯狎”。《广弘明集》卷17《佛德篇·舍利感应记》。龟头之字显然是有人作伪，但它却是迎合隋文帝的真实心态，即兴佛立寺修塔是为了国家长盛，江山万代。用智门寺建塔所掘的乌龟来表达这一目的，正反映出随州在立国、兴佛中的特殊地位。
在隋代佛教兴盛之际，随州出了一名高僧净业。净业俗姓史，出家北往，师从佛门领袖、静影寺慧远，精研大乘《涅般木经》，攻读慧远名著《大乘义章》，“尽其函理”，后来又从昙迁禅师学习“摄论”。净业从事多面的佛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终成一代著名的学问僧。大业四年(608年)他被“召入鸿胪馆，教授蕃僧”《续高僧传》卷12《净业传》，又是一位著名的佛学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