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汉东大郡”随州
二、土地占有关系及随州的客户
唐代前期承袭北朝及隋，实行均田制，随州是否实行这个制度?迄今未见确切例证。但均田令既是一个全国性的法令，连边陲西州也有实施均田的记载，包括随州在内的山南道自不应例外，特别是实施均田制的条件和目的在随州同样存在。首先，随州是隋朝立国的滥觞之地，隋代实施均田制，汉东郡不会例外。其次，隋末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南北东西，其中南达岭南，义军扫荡之处，地方官、地主纷纷逃亡，他们的土地许多成为无主的荒田，也有不少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占有关系由此得到调整和改变，唐初均田令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性。此外，前已提及，唐初随州人口急剧减耗，荒田当不少，均田令规定“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那些无地或少地而又须承担课役的农民，可能向国家请授荒田。第三，政府实施均田制的目的，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受田百姓承担赋税和徭役。从随州的实际情况看，唐代前期大地产并不多见，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与均田制的实施是相吻合的。由此可以推定，唐前期随州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与全国大致一样。
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税制度租庸调，理应在随州实行，只是迄今未见证据。不过，同为山南道的郧县，百姓交纳有“庸调布”，均州有“租丁”交纳的“布”68TAM108：16开元九年庸调布墨书题记；72TAM194：13开元七年麻布残块，似可佐证随州亦交纳租庸调，可能也以租折布。
均田制的实施，对唐前期随州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前所述著籍人户大有增长。
然而，均田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地主阶级的为所欲为，造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大量逃亡。这个问题在武则天后期已经十分突出，以至“租调既减，国用不足”《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政府不得不采取括逃户的措施。长安三年(703年)武后派遣“十道使括天下亡户”，这里的十道包括随州所在的山南道。括户就是收编逃户，即所谓“听于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史载“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蔽”《新唐书》卷125《苏〓传》。这些流入比县旁州的人户，在玄宗开元年间始称“客户”，据官方文件透露，随州有大量的客户。
随州的客户同全国一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大致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离开本土，寄居随州，而在现居地的户籍上又没有他们的姓名户口，因而得以逃避课役，这也是各地普遍的现象。不过，实际上，州县的地方官大体上掌握了客户的姓名户口和数字，可能另有登记客户的簿籍，也就是所谓“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文苑英华》卷747，柳芳：《食货论》。
随州的客户中，可能有来自异乡而在随设置田庄的地主，即所谓寄庄、寄庄户。不过劳动者必居大多数，他们或是在随州垦殖荒地，或是买到小块田地进行耕作。这些具体情形史不备述，但政府的举措则提供了信息：开元年间，唐政府规定，凡是逃户垦殖的地区就地设立州县，客户收编为编户。随州随县西北、枣阳县东南地区是客户聚集地，开元二十五年，依照规定“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按：《元和郡县志》记此事在开元二十四年，两《唐书·地理志》作二十六年。唐城县这些被编为百姓的客户，大体上是拥有少量田产的小农，其数量是可观的，虽然无法从史籍中查出具体数字，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元和郡县志》统计，随州开元户13，216，乡27，平均每乡489户，这大体是开元十七或十八年的户部计帐数字。据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开元二十五年随州唐城县以客户编成12乡，新增乡占原有乡的44%，几乎比随州原有乡增加了一半，按平均每乡489户算，12乡总户数大致在5868左右。这些客户对随州的开发功不可没。
随州以逃户(客户)所聚而设置唐城县，很有典型意义。首先，它标志客户的合法化，代表了当时政府对客户处理的总的倾向，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后两税法“户无土客，以见(现)居为簿”的先声。其次，从赋税上看，不论全国性的抑或地方性的，总的倾向是谋求使客户承担义务。设置唐城县，客户附籍为百姓，就是要承担赋税，这种税及客户的精神，成为两税法对有产客户与土户同样分等纳税的前奏。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安史乱后，随州的土地占有关系有较大变化。贞元、元和年间，为了讨伐梁崇义、李希烈、吴少诚等，唐政府在山南东道襄、邓、唐、随等州驻有重兵，并设置屯田，以“使三军足蔬，万马常秣”《唐卜府君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情形在唐前期是不多见的。山南东道的屯田以襄、唐二州最为突出，那里元和年间“岁出斛三十万石”，而随州则缺乏详细记载。
唐后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荆、襄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史籍记载的大地产多在襄州、江陵一带，随州迄今仅见一例，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随州随县“乡民”张武陵建灵峰寺并施山捐地宋张商英：《随州大洪山灵峰寺记》，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张武陵显然是一土著大地产者。所应注意的是，张武陵所捐山田土地在海拔400—700米浅山丘陵地区，它大致表明，随州的平原地区早已是膏腴之地，而浅山区则在唐代进入全面开发期，并成为大地产者所觊觎的新目标。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随州大地产虽有发展，但不及襄州、荆州，也缺少大规模的田庄别业。
三、生态环境优越的农业
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谷物标本，表明这一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即有水稻种植，可以断定唐代水稻仍是随州主要粮食作物。
水稻等农作物离不开水利灌溉。唐代湖北地区水利工程大多兴修于唐后期且多集中在襄州、荆州一带。当然，这并不是说随州没有农田水利建设。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随州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首先，随州的地形、水系自有其特点，便于修建小塘小堰和自流灌溉，勿需费大气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其次，隋唐时期，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好，自然灾害不算频繁。据文献记载，从隋初至唐末326年间，随州共计发生大旱10次，水灾2次，旱灾平均32年一遇，水灾平均160年一遇。统计数字据《随州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同期全国旱灾共计134次，平均2.4年一遇，水灾120次，平均2.7年一遇统计数字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可见，影响随州农业的自然灾害平均年遇次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数。此外，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至1985年339年间，随州大旱87次，平均近4年一遇，隋唐时期则是32年一遇。隋唐时的300年与清以后的300年相比，随州旱灾平均年遇次差距如此之大，足见隋唐时期随州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相当好，是比邻的许多州所不及的。德宗建中年间，随州刺史刘长卿的女婿李穆曾赋诗说：“楚国逢荒岁，随人若有年。空波交水埒，重岫夹〓田。”李穆：《三月三日寒食从刘八丈使君登迁仁楼眺望》，载《刘随州诗集》卷5(四部丛刊本)。这恐怕不是溢美之词，而是随州独特的生态环境带来好年成的真实写照。可以说，随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以及适度的开发，是这个地区农业发展优于许多州的重要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生产力的进步。从唐代湖北地区生产力整体水平来看，最显著的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水田耕作中已经广泛使用曲辕犁，这种犁结构复杂，不同的部件分别控制耕田的深浅；曲辕短促，可在小块土地上回转自如；犁轻便省力，一牛即可牵引，适宜在各种水田中使用。在稻田耕作的其它环节中，也采用了木制轻便畜力工具。此外，唐代又有水车应用于农田灌溉，其中效率极高的龙骨水车既可将低处的水车往高处溉田，又可排涝。曲辕犁和龙骨水车的推广和应用，标志唐代湖北地区农业生产力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处于湖北中部腹心地区的随州，不大会置上述先进工具于不用。
唐代随州农业的发展，还应考虑耕作方式和技术的状况。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在盛唐(开元)以前，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开元以后形成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种植制度。不过，这里所说的长江流域，多数观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ZW(2〗参见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暨南学报》1984年第1期等汉东大郡随州是否亦实行了稻麦复种?史无明文记载，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