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汉东大郡”随州
三、中唐藩镇争夺之州
唐自武德末年统一全国至天宝年间，随州与荆、襄及中原一样，10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乱，人民连续几代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统治者则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朝政日益腐败，军备渐至废弛。结果，握有北方边镇重兵的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乘机发动叛乱。安史叛军攻占洛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西进关中，很快攻陷长；另一路南犯荆襄，却遭到南阳、襄阳军民的顽强抵抗。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率军苦守安史之乱爆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唐政府把边疆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在原监察区(道)或重要州设置节度使，其中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随州以及襄、均、复、郢、房等州，南阳失守后，唐军退守襄阳，襄州将士、民众同仇敌忾，拼死决战，随州作为后方，军民奋力支援前线，终于击溃叛军。襄阳守卫战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战斗的胜利遏阻了安史叛军向江汉地区的进犯，“南夏所以保全”《旧唐书》卷114《鲁炅传》。
历时7年多的安史之乱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叛乱虽于宝应二年(763年)终告平定，但其影响远未结束。安史乱后，唐朝国力大大削弱，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其中与随州关联甚大的是梁崇义割据。
梁崇义本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王真）的副将。宝应二年，来（王真）被宦官程元振陷害致死，梁崇义乘机杀害同僚，以山南节度使留后之职占据襄阳。这一年，安史之乱告平定，安史降将被分别授以节度使之职，唐军将领也几乎都获得节度使之名，从而各地方镇林立。其中许多方镇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襄阳的梁崇义则与河朔三镇相呼应，割据“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虽说是“地最偏，兵最少”，但仍与河北三镇成“辅车之势”《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与朝廷分庭抗礼，俨然是独立王国。此时随州仍在朝廷控制之下，成为南扼梁崇义的前线。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魏博等镇连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六月，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时随州刺史刘长卿有诗记其事，称李希烈“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诗中还记述了政府军受到随州百姓“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的欢迎《全唐诗》页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面对征讨，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以通黔、岭”，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割据荆、襄19年的局面方告结束。随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战略地位。
随州虽然在结束梁崇义割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因此而享受安宁。建中三年(782年)，曾在平定梁崇义叛乱中立下功劳的李希烈，转眼间与朝廷反目，拥兵叛乱，自称楚帝，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乱。随州遂陷落为兵戎之地，蒙受惨烈之难，史载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旧唐书》卷185下《李惠登传》。这是该州在唐代经历的最严重的浩劫。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其随州守将李惠登举州归顺，唐朝以李为随州刺史，虔王谅为随、光、申、蔡节度使，自此随州又有几十年的安定。
四、晚唐跻升上州之列
唐朝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县两级。诸州、县以其所在地位的轻重、辖境的大小、户口的多少以及经济开发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唐开元天宝年间，全国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之州。四辅、六雄、十望共计20州，全在北方。十紧州大部分也在北方，荆楚地区只有襄、鄂二州跻身十紧州之列，随州仅仅列为下州《通典》卷33，《职官十五》。当时全国共有327州，其中计有上州(包括辅、雄、望、紧州)109个，占总数的33%；中州有29个，占总数的9%；下州有189个，占总数的58%。全国多数为下州，随州名列其中。唐代上、中、下州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武德年间3万户者为上州；开元十八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2.5万户为中州，不满2万户为下州。古代人口多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随州作为下州，说明唐中叶以前，它的人口不多，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并不高，远不及军事战略地位。
安史乱后，唐地方行政变为道、州、县三级，随州属山南东道。它在平定藩镇叛乱中处于战略要地，而战火又使其元气大伤。德宗贞元二年以后，李惠登为随州刺史，在20年较为安定的环境中，“政清静”，注重发展生产，结果该州“田畴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由于人口增加(详见第二节)，经济有所发展，唐政府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升随为上州”《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显然，这是唐后期随州经济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
第二节 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变化
唐代贞观年间随州辖境大体相当于隋代汉东郡，但户数仅为隋的5.2%，损户近95%。造成人口大量减耗的主要原因是隋末战乱，大致如唐太宗诏书所称：“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全唐文》卷9太宗《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
开元天宝时期，随州著籍户数有了迅速增长，开元户是贞观户的5.6倍，天宝户是贞观户的10倍，人口是贞观时的8.9倍。不过，天宝最高户数仍逊于隋大业户，而同期有些州如梁州、唐州，人户接近或超过大业户。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似不应忽视：其一、隋代汉东郡因是开国皇帝建国滥觞之地，当时人户数很高，可能与此有关。其二、唐前期已出现大量亡逃户，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随州同样有这个问题。即令如此，随州的人口仍有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人口密度较高。据测算，天宝元年随州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5人，高于湖北地区平均数——7.2人。当时，该地区高于这个平均数的州有7个，依次是安州20.9人(每平方公里，下同)，蕲州18.2人，襄州17.9人，随州10.5人，荆州8.4人，郢州8.0人，黄州7.8人据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随州列第四位。古代人口密度状况是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衡量尺度之一，随州在唐代前期的人口密度高于荆州、郢州、黄州，在湖北范围内居于前列，大致可以说明这个地区的开发程度比较高。
安史乱后，随州人户数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和年间统计的著籍户只及天宝人户的二分之一，显然与建中、贞元时期藩镇连兵导致“州数被乱，……人无处业”《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有关。随州的人口增长与同期邻近的州相比，差距较大，如襄州元和户达107，107，较之天宝户增长1.24倍，郢州元和户11，900，较天宝户增长0.16倍。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不过，随州在遭李希烈“歼残”，导致“野旷无人”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恢复，元和人户尚能超过万户，这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