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随州风情
二、随州经济发展的阻力
南宋初秦桧当政时，曾偷偷摸摸指示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民力重困，饿死者众。”随州亦难逃这一厄运。随州不利于发展经济的因素不少：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长期根深蒂固；宋金对峙时期，地处边防前线，支援前线的担子沉重；即令在相对安定时期，人心不安，影响到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随州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而言是轻一点，但随州实行的“推置”与“对籴”，对百姓仍是苦不堪言。“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推置，即搜刮积粮；对籴，即提高租额。因非“常制”就更可怕了，随时都可能有这样的负担或那样的负担强加在百姓头上。
元代随州农民的灾难更甚于宋代。阶级压迫之外，加上民族压迫。元朝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元朝的四等人，第一等为蒙古人，地位最高，特权最多；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欧洲人；第三等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境内的人民和西南各族人民， 随州人划归第四等，特别受歧视，丧失一切自由，夜间禁止通行，不得集会结社，不得聚众畋猎。在蒙古军入侵初期，大肆屠杀汉人，继而不断搜刮马匹、丁壮、粮食，许多良田变成牧场。特别在进攻南宋时，对投降的州县，勒索金银曰“撒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进城后，杀人放火，劫夺子女玉帛，曰“打虏”。“撒花”与“打虏”的痛苦灾难，随州百姓都亲身经历过，不少无辜百姓在这些痛苦灾难中丧失生命。
元世祖忽必烈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限制牧场多占民田，禁止放牧破坏农桑；提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扶持屯田户和移民，给以牛具、农器、种粮；政府颁行《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耕种经验。这对随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蒙古军南下时几进几出、反复蹂躏随州，使随州一度中断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在元世祖的努力下，随州经济有所复苏，但元世祖的经济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其注意力偏重于边疆开发，即原来人烟稀少的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元世祖继承成吉思汗的移民政策，组织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即开平、内蒙多伦附近)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并将内地工匠迁去以传授制陶等技术。在东北建肇州城“定市里，安民居”。在西北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在西南地区派人于无粳稻桑麻处，教民播种，修陂池以备水旱。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相形之下，随州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元代显得缓慢多了。
元代手工业有重大进步，丝织业极发达，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织金技术有了空前成就。本来丝织业有一定基础的随州，到了元代反而显得沉寂无声，在宋代列为上州的随州，元代成为下州。元代商业掌握在蒙古贵族及西域商人手中，商业活跃于大都、泉州、杭州和东南沿海诸口岸，长城以北地区出现一些新兴城市。随州的商业，未能与全国的商业同步兴盛。忽必烈初即位时，为与南宋互市，在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建立过榷场，因处于战争状态，时开时闭。随州在元代的地位大不如前，在全国商业城市上很难排上座次，与交通不便有关；相反，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得到了发展，如扬州，南濒长江，又是元代新运河的起点，成为江淮一带的经济枢纽、贸易中心。溯长江而上，江宁(今南京)、芜湖、武昌、江陵，工商业发达。处于汉水中游的襄阳，成为南北贸易中心，其丝织业在宋代不如随州，到元代一跃而居随州之上。
第三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文化景象
一、随州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是在随州度过他金色的童年的。欧阳修(1007—1072年)，生于庐陵(今江西永丰县)，4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贫寒，随寡母郑氏往依叔父欧阳晔。欧阳晔，字日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任随州判官，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处理了许多疑难案件。他在查处大洪山奇峰寺屯积粮食案中，僧以白金千两作贿赂，遭到断然拒绝，不得不拿出粮食六七万石赈济饥民了事。这位叔父官职不大，廉洁奉公，生活不宽裕。欧阳修的母亲出身江南名族，知书识理，精心抚育儿子，买不起纸笔，以芦杆画地教子认字习字。艰苦奋斗，没有条件而创造条件学习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欧阳修的成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的要求越来越高，他渴望读书，但家中无书可读。他有一位朋友李尧辅，同他一样喜欢读书，同他不一样的是家多藏书。欧阳修经常到他家去玩，看到残缺的《昌黎先生文集》6卷，读之入神，爱不释手，借回家中反复阅读，用心背诵，立志以韩愈为自己一生创作的典范。是随州给予欧阳修以传统文化的哺育、滋润与启迪。天圣元年(1023年)应举随州试，天圣四年自随州荐名礼部，在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进士考试中名列第一，经过御试，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今洛阳市)留守推官。他结交名士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在文学主张与诗文创作方面志同道合。欧阳修在随州的怀抱里吸取智慧的乳汁，显露非凡的才华，走上政坛与文坛，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而且蜚声文坛，领导诗文改革运动，大力扫荡文坛绮靡浮艳之风，使宋代文坛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
欧阳修在随州的好朋友李尧辅，是随州城南大姓，修有东园，园内竹木茂盛，亭阁精致。欧阳修10岁前后经常在这里玩耍，亲见园主人辛勤建园的情景，“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视封树，日日去来园间甚勤”。欧阳修离开随州20年后，重游旧地，老友重逢，观光东园，变化很大，“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木卉），草之茁者丛，〓之甲者今果矣”。东园的繁荣，引发了欧阳修对随州的眷恋之情，他深情地说：“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外集》卷13《李秀才东园亭记》。 他对随州的感情是深厚的、真诚的。这也是他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随州著名藏书家当推宋绶。宋绶(991—1040年)，字公垂，其先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徙随州。绶幼时聪慧，为外祖父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中藏书都给绶。绶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最后知枢密院事，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勘，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扎精妙。《宋史》卷291《宋绶传》。 宋绶的儿子宋敏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家有藏书3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在这方面遇到疑难，必去向他请教。他还是唐史专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修有《两朝正史》、《春明退朝录》、《长安志》，还辑有《唐大诏令集》。
随州有较深厚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传授是有成绩的，培育出不少政坛风云人物，随州的刘逵即为一例。刘逵，字公路，进士高第，调越州观察判官，入为太学、太常博士，礼部、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崇宁(1102—1106年)中，不断提升，由秘书少监、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而户部侍郎。出使高丽，迁尚书。又由兵部同知枢密院，拜中书侍郎。加官晋爵，如此迅速，在宋代罕见。成为徽宗时期一位显赫的风云人物。在奸臣蔡京罢相之后，他首劝徽宗砸碎《元礻右党碑》，放宽“上书邪籍之禁”，即改变那种乱扣帽子的歪风，对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有所纠正，这是了不起的政绩。因锋芒太盛，引起朝臣不满，御史余深等弹劾他“愚视丞相，陵蔑同列”，意思是说他高傲跋扈。徽宗将信将疑，纵容蔡京党羽将刘逵赶出朝廷。蔡京再当宰相，刘逵被贬为镇江节度副使，安州居住。蔡京再度离开朝廷，他就起知杭州，加资政殿学士。从他与蔡京的严重对立而言，说明他能辨奸邪、识是非，未辜负传统文化的培育。不能以他初曾与蔡京共事而诬他依附蔡京《宋史》卷351《刘逵传》：”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说他不断升官是得力于蔡京的提拔。即令如此，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其后他坚决与蔡京对立的事实，不可抹煞，应予肯定。 刘逵不与蔡京同流合污，敢与奸党抗争，既说明刘逵个人文化素养的非凡，也说明随州文化内涵有值得注意的精华。
对随州文化发展起着重大影响的有尹洙、沈括、吕大防、范纯仁。尹洙(1001—1047年)，字师鲁，河南(今洛阳市)人，举进士，历知光泽、伊阳等县，颇有政治才能。当范仲淹被诬为朋党时，尹洙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他不畏权势，坚持公道，被贬官。后因以公使钱为部将还债，又被贬官，居随州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尹洙是欧阳修的好朋友，“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以儒学知名，特别对《春秋》有研究。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兵事提出过很中肯的意见，“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宋史》卷295《尹洙传》。 随州人有知人之明，对这样一位有为有守的长者，争相造访请教。尹洙为人豁达大度，并不以一再被贬而耿耿于怀，“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乐于交结随州的朋友，一时成为随州一位中心人物。在他所居的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尹洙离开随州后，随州人不忍坐视茅亭废坏，加以修缮，成为有名的“尹公亭”，刻碑记其事，为随州人留下美好的纪念。后来的地方官在其故址上扩大范围，进行改建，“增卑益狭，斩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环随之山皆在几席”曾巩《元丰类稿》卷18《尹公亭记》。不仅成为随州著名的风景点，而且是随州人怀念尹洙时最能得到慰藉之处。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人。他为巩固边防，防止西夏侵扰，最先提出修建永乐城。后来此城被攻陷，沈括被认为难辞其咎，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政治经历丰富，编校昭文馆书籍，为馆阁校勘，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提举司天监，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招卫朴造《奉元历》。出使辽国，力斥其侵宋之非。官至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律历、音乐、医药，无所不通，著作近40种，其名著《梦溪笔谈》内容包罗万象，为世人提供许多宝贵知识。他在随州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甜如醉，肌温润明洁。又记随州蔡士宁珍藏一“息石”，其色紫光，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篾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其少许即愈云。沈括在随州留下其治学的脚印，为随州文化增强了活力与生机。
随州以四书五经传授子孙的传统，世代相续。元代仍尊汉族传统文化，具体反映于通令全国立三皇庙与夫子庙，全国路府州县奉命唯谨，不敢或违。随州知州、达鲁花赤募得大笔捐款专用于修理三皇庙与夫子庙，“精选良材，一新大观，殿宇为之雄壮，门庑为之肃严。葺明理之讲堂，备教官之公廨，修祭祀之礼仪”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 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以笼络广大的汉族人心，以巩固其统治。元代有“汉东太守，江表硕儒”之称的林兴祖，字宗起，其言行充分表现“硕儒”的特色，“诗宗李杜，文绍韩欧，书通《诗》、《易》，经学《春秋》”。其政治实践根据儒家教导，以民为本。他知铅山时，对制造伪钞害民的罪魁祸首吴友文治以死罪。吴友文分遣爪牙四五十人为吏，散布各衙门，凡有告发他的，立即暗杀灭口，前后杀人甚多，民含冤不敢诉者10余年。林兴祖一到任，就说：“此害不除，何以牧民!”逮捕其党羽200余人，悉置之法《元史》卷192《林兴祖传》。 林兴祖之所以成为“良吏”，就是因为他谨奉孔子“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为其治政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