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随州风情
三、随州人文荟蔚
欧阳修认为随州“其山川土地，无高深壮厚之势”。虽然无高山峻岭以为屏障，无名川大河提供利便，但气候适宜，风雨及时，无大旱大涝之忧；环境幽静，社会安定，民风纯朴。北宋时离京师不远，因此成为朝廷安置功臣宿将、安抚归降人士的特殊地区。在宋初统一战争中，王全斌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罪恶确凿，赵匡胤宽大为怀，赦免他应得的死罪，特置崇义军于随州，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9年后，起用他为武宁节度使。宋初开始，凡犯死罪得宽赦的，多配隶登州沙门岛与通州沙门岛。王全斌因系功臣，得以在随州度过近10年的安闲岁月《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及卷17《开宝九年二月癸卯》。 功臣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太宗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多次大败西夏军的种谔，是一位屡建功勋的名将，打胜仗被弹劾而降四级，安置随州，不久有人主持公道，为之鸣冤而复官。他在随州的时间虽短暂，但其显赫的战功给随州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深刻的教育。与种谔同年出生的吕大防、范纯仁种谔(1027—1083)，吕大防(1027—1097)，范纯仁(1027—1101)， 也都与随州结下不解之缘。
吕大防，字微仲，初为永寿县令，县无井，饮水困难，他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两泉，又千方百计将泉水引入县，县民感恩戴德，名之曰“吕公泉”。吕公历知青城、泗州、延州、临江军、华州、秦州、成都府，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其“朴直”《宋史》卷340《吕大防传》。为人所陷害，贬知随州，但未居随州，而居郢州，旋迁往安州。年老多病时，流窜岭表。与吕大防同在朝廷辅政的范纯仁为此事请求皇帝开恩，因此得罪，落职知随州，继而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随州与这些“朴直”的官吏患难与共，多少能为之分点忧。随州情，随州义，万古不朽。
在安抚归降人士中，较有影响的有夏州拓跋氏之后、定难留后李继筠之弟李继捧，吴越王钱（王景）子钱惟演及南唐主李（王景）之子李从谦。李继捧的祖先与宋朝敌对情绪严重，有四代人未曾到宋朝朝觐。李继捧不顾陈规惯例，到了汴京，宋太宗接见于崇德殿，非常高兴，赐白金千两、绢千匹、钱百万；其祖母独孤氏献玉盘一、金盘三，宋太宗也答谢以厚重的礼物。但李继捧之弟夏州蕃落使李继迁留居银州，不愿归附宋朝，奔往地斤泽(距夏州东北150公里)，誓与宋朝分庭抗礼。宋朝多次表示愿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他不仅不听，反而侵犯宋朝的边境。宋朝对李继捧特别重视，赐“国姓”(即赵)，改名“保忠”，授定难军节度使，嗣任命为崇信军节度使。虽有人揭发李继捧与李继迁暗中有勾结，但继捧不若继迁反复无常，可以肯定《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及卷29《端拱元年五月辛酉》。
五代时期的十国之一吴越，从钱〓至钱〓占有吴越之地85年。钱〓归顺宋朝，其子惟演在宋朝飞黄腾达，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使。当丁谓权盛时，他与丁谓结党营私，排挤寇准；当丁谓势微时，他转而抛弃丁谓于不顾，投机取巧，遭到弹劾，贬为崇信军节度使。他与刘筠、杨亿齐名于文坛，与刘、杨经常对酒，有歌曰：“城上烟光莺语乱，城下烟波风拍岸。”他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文辞清丽，知识广博，于书无所不读，私人藏书可与秘府(皇宫图书馆)相媲美。著有《典懿集》30卷，又著有《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宋史》卷317《钱惟演传》。〗 其诗风文采融入随州人文景观，为壮丽的宋代文化更增添一笔浓郁色彩。
此外，南唐主李〓之子李从谦，归附宋朝后，历知随、复、成三州。
文臣的文风与武将的武功，吴越风尚与南唐习俗，加上李继捧带来的拓跋奔放旷达的精神凝聚在随州，为随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第二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态势
一、随州经济的发展
宋代随州属京西南路，距汴京较近。朝廷奖励农耕、蠲租免税之类措施的实行，随州多能先得其实惠。宋初多旷土，是一种普遍现象，京畿附近亦难免。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之地，开垦的土地仅占十分之二三《长编》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 政府大力劝民垦田，旷土虽不断有所开辟，但不断出现新的抛荒现象。“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六月甲午》。 贫富悬殊，田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是地主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现象。朝廷发布过诏令：“募民请佃诸州旷土，便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六月丁酉》。 这一诏令在随州一带的贯彻是较得力的，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都登记在册，以凭论功行赏。赵宋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政之本”在稼穑农耕，特设劝农使。劝农使陈靖积极活动在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随州一带是劝农使往来频繁地带，使开垦岁增。劝农使的任务，除“劝恤农民，以时耕垦”之外，还有两件事，一为招集逃散，即将逃离本乡本土的流民招抚回乡，创造条件使其恢复生产；另一为检括陷税。
宋代小民的切肤之痛是赋役繁重，随州亦不例外。所谓“陷税”即偷税、漏税。随州陷税问题较轻，因为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种桑柘，毋得增税，“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为求均税，实行方田法，从京西、河北两路开始。宋代交纳赋税有固定的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这叫支移。本来支移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由于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不按规定“徙丰就歉”，即以丰收地方的物资调剂歉收地方的困难；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徙歉以就丰”，通过这一手段以中饱私囊。贫下户虽免支移，然估价既高，更收脚力钱，成为变相的税外之税。与支移联系在一起的“折变”，对小民是一种折磨，因交实物不方便，就将实物折算成现钱。贪官污吏耍花招，“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辗转折算，小民是越折算越吃亏。南宋时，“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小民卖出的物品价贱，而官府折算的价钱比实价要贵一倍两倍，支移折变给小民的痛苦极大。而京西路旧不支移，随州百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一痛苦。到北宋末徽宗时，政治腐朽，朝廷挥霍无度，崇宁(1102—1106年)中命令“支移所宜同，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从此经常征收脚费，一斗交钱56文《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相当元丰(1078—1085年)年间正税的数目，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百姓不堪其苦，推行30余年后，地里脚钱不到一斗的，全减免；凡税钱不到一斗的，支移皆免。
随州除享受不支移的优惠外，还享受过不榷的照顾。随州与陈、滑、蔡、颍、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即在这一带官府不实行酒的专卖和课税。太平兴国(976—983年)时改行榷酤法，官府获利无几，民间被害甚大《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冬十月辛未》及《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说明这一带民风淳朴，嗜酒者少，酒的消耗量小，这是原来不榷的根本原因。
京西膏腴官田多，承租官田的，“官贷牛、种，八年乃偿”《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京西路租佃官田者，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为其他地方所罕见。宋代“州县既广，徭役益众”，民户多因役重破产，“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为规避重役出家当和尚的，赵州即有上千人。庆历(1041—1048年)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万一不足使用，以厢兵代役，京西南路的随州在“裁损役人”之列，“土地不敢多耕”的现象有所缓和。当然，土地抛荒与人口逃亡难以完全避免，但比不裁损役人之处在程度上必然有所不同。为解救百姓疾苦，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常平仓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惠民仓则是遇岁歉，减价抛出以惠民。京东西路常平仓的设置比荆湖、川峡、广南早15年《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随州人民的疾苦的减轻虽是有限度的，但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南宋初年，随州居对敌前线，权势之家大量南移，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南，争占圩田、围田，与两浙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包占水荡，影响到广大农民排涝灌溉。会稽一半田亩靠鉴湖灌溉，兴化的木兰陂滋润民田万顷，这类大型水利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官豪侵占，填淤益狭”。随州一带，却没有发生这类灾难性的事情。随州一带，出现“土广人稀”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赋轻税少。“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江南“狭乡”的百姓往安、复、岳、鄂流动，吸引力就是“土广人稀”与赋轻税少。南宋绍兴四年明令蠲襄阳等六郡(包括随州)三年租税。在两淮、京西、湖北，“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田宽税轻，为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其他地区比较，随州占有不可多得的优势。元代经济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突出的有两大成就：
(一)水田之制的推广
自汉魏晋唐起，在陈、许、邓、颍、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成为敦本劝农的一条重要方法。有识之士认识到水田大大优于陆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为推广水田之制，有人提出具体方案：“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据估算，如此约可亩收3斛，岁可得15万斛。在七州之间置20屯，岁可得300万斛。推行水田之制，二三年间，即可致仓廪充实。这一建议为宋太宗所采纳，立即派人赶往诸州积极进行筹备，宋太宗是积极支持推广水田之制的《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戊申》及《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何承矩提倡在河北建水田种稻，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毫不气馁，载稻穗数车送京师，以实物实证平息异议《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使水田之制在北方得以巩固。真宗时，京西路种植水稻事仍存在着斗争，真宗任命耿望为京西转运使，制置营田事，种稻三百余顷。耿望初以大理寺丞武程总管营田务事，岂知武程是反对种稻的，上疏言其不便，幸好皇帝不为所惑，将武程调往他郡，另委任新人《长编》卷44《咸平二月四月丙子》。 随州水田之制的推广，得力于宋初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们认识到水田之利，对水田之制的推广很坚定。元代继宋代之后，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将江南种稻能手迁徙到河北、河南，更在大都(今北京)附近开辟重要的稻产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元史》卷138《脱脱传》。在这广阔的稻产区内，连年丰收。此外，在陕西、甘肃等省种上水稻。水稻是元代主要粮食作物，元代水稻品种，据保守的估计，糯稻有20种，粳稻更达50种之多周履靖《夷门广牍·稻品》。此书真伪杂出，此数字可信。 宋元时期推广水田之制是成功的。
(二)棉纺织业的兴起
中国的丝织业，久负盛名，名扬世界。宋代随州丝织业在京西南路中独占鳌头。南宋纺织业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内容，即棉纺织业的兴起。棉花有两种，一为多年生木棉，一为一年生草棉。木棉或称树棉，原产地为非洲。亚洲木棉分布在印度、越南、马来群岛、柬埔寨和我国南部地区。草棉是亚洲古代栽培植物之一，起源于野生草棉，在南亚、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南部和贵州都有野生棉的分布。我国棉花的种植，渐次由两广、福建而推广到江南，这称为南道棉；从西域传至陕西的称为北道棉。南北道棉会合于最适宜于种植棉花的黄河流域。我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而转移的，由海南、闽广而完成其转移于东南地区。随州在南宋，至迟在元代开始植棉李（王番）《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页234，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宋代及以后，棉花的栽培大概已普及全国。”此说较含糊，所谓“以后”似应指元代。“大概”二字似可删。
元代棉花的种植已相当普遍，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随州适宜植棉，气候适宜，地理条件优越。特别是南宋地广人稀，到元代这种情况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地广人稀的情况更有所发展，更利于推广棉花的种植；不可忽略的是元政府以强制手段推广植棉，对尚未植棉的地区，硬性规定，以棉布纳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每年收木棉10万匹。这一规定不够合理而一度废止。元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税之制，规定交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元史》卷15《世祖十二》及同书卷93《食货·税粮》。 适应这一需要，未植棉地区纷纷植棉。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开端于宋元时期，这就把家庭手工业开始从狭小的特产式的范围，推向适合于广大人民需要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国民经济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