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外祖父一生读书、教书，潜心钻研学问。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今近50余年，经他编著、选注、校点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达18余种，累计出版近三、四百万册，在国内外颇具影响。1956年编选校注的《元人杂剧选》，对其中不易解释的词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注释，被美、英、日和我国一些大学选入中文课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1983—1990年与人合著的《元曲释词》四册百余万字，是迄今解释元曲词语的集大成之作。他还曾被首届海峡两岸散曲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三十多个省、六十个高校与科研单位近百余位专家学者）聘为首席顾问。他还校注编选编著了《醒世恒言》、《关汉卿戏曲选》、《今古奇观》、《随园诗话》、《龙舟会杂剧》、《介存斋论词杂著三种》、《说古道今》、《艺文传家》、《史记选注》（与数人合作）、《顾学颉文学论集》、《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等。著名画家黄苗子称他：“苍穹遣著书，青眼无悬榻”。
    他后来还写下了许多古典诗词，被当代学界称道。著名文学家学者舒芜先生看到他著的《坎斋诗词录》后这样评价到：“诗境高古坚美誉（養），词则不愧重拙大之评，不逐裕好，最为难能”。著名诗人作家屠岸先生说他的“诗作很有功力，诗如其人。有些诗作体现出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品格”。并称其书法功底深厚。
    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着手对白居易的作品进行研究和考证，他首先从校勘入手，然后把白居易三千多篇诗文的写作时间和背景逐一弄清楚。他校注出版了《白居易集》、《白居易家谱》、与人合著的《白居易诗选》、撰写了《白居易世系家族考》、《白居易与永贞革新》、《白居易贬滴江州的前因后果》、《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论其青年时期的婚姻问题及与“湘灵”的关系》、《白居易与牛李两党的关系考》等；他撰写的《白居易集编年校证》遗稿，已完成了百余万字，初稿过半，系中华书局督促出版稿，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终未完稿。在他去逝后的第四天，该稿由陈建根同志借去（含相关书籍和资料若干）自称续稿，十年过去，该稿至今未见出版。关于这部遗稿，《光明日报》曾在我外祖父去逝前，到他家进行过采访并发表有一篇《我怕对不起白居易》的文章，就是谈到他年老多病，担心无力完成这部书的事。不久，老人去逝了。现在看来恐怕对不起白居易的人应当由后学者来承担这个责任了。河南省拍摄的《白居易》电视连续剧他为历史顾问，洛阳白居易故居、国际白居易研究中心还被聘为特别顾问。在外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笔记本中还这样写到：“用三年时间，完成《白居易诗传》，计划每日写3000字，全书约30万字，在2000年前可能出版”。
    可惜，这部书他刚拟好写作提纲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最热爱的古典文坛，这部书我们是看不到了，从此在中国的文学出版界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古典功底深厚的学者和教授。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可敬的老人。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学界曾有：“北有顾学颉，南有朱祖成”之说，由此可见，他在此领域的研究的确享有很高的声誉。进入晚年，他还常写些随笔性的杂文。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京华学者随笔——说古道今》。王春瑜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令我特别敬佩的是，顾学颉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1998年10月7日，也就是在他去逝的前一年，《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外祖父写的：《有感于总理的震怒》一文，对当时朱镕基总理，在九江视察防洪堤坝时，对那些修筑豆腐渣堤坝的大小官员们愤怒大骂的场景，表示高度赞赏。同时呼吁要严惩那些在工程建设中贪污受贿，偷工减料，与国家人民利益与不顾的腐败官员。并以树法纪、国威、警戒来者。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不知道是否能起多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老人关心国家，同情老百姓的那种强烈的心声和正义感。
    我和外祖父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武警总院601病房（那时，外祖母黎清老人去逝不久），那是199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受随州市名人珍藏馆之托来到北京请他支持家乡珍藏馆的筹建工作并请题写馆名，他见我来了很高兴，欣然应允并将自己已出版的18种书籍和29幅草、隶、篆、楷书法作品等嘱我带回家乡入藏（不久，他又为珍藏馆落成寄来一篇长达1千多字的贺信）。记得当时，我还把母亲托人给他专门织的一件新毛衣和我的一套崭新工商毛料制服也带来了，老人对着镜子穿着试了试高兴的说：“很好，很合身”，过了一会儿，他问到我儿子的学习情况，并要他高中毕业后一定要到北京来读大学，我说会的。第二天下午，他心脏病突发，我们就近把他送到了北京武警总院601病房抢救治疗，大约半月后，他的身体得到了康复准备出院时，我才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老人深情地望着我说：“回去后请代问你的爸爸、妈妈好”！我点了点头表示一定转告。我回家乡随州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他老人家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了珍藏馆的建设情况，谈到他的《文学论集》，其中对“徐陵的‘律诗’首创人说”谈得声音十分高昂、激动，他说：“这篇文章早年我用铁证如山、颠扑不破的事实，纠正了旧说，认为“律诗”首创应是徐陵，迟有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而沈佺期，宋之问独擅其名，殊觉与事实未符……”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脑子里还在考虑一些学术问题，他的那种治学严谨，态度认真的精神，的确令我们后人折服、敬仰。
    1999年9月26日凌晨2点30分，我的外祖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9月28日上午，我们在八宝山向他遗体最后告别。他的风范，治学精神及学术贡献远非我这个孙辈所能及也，这里仅叙述一枝半叶略表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