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控制南北文化交融“节点”上的主人
    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文化交融与人的活动有关。那么，我们要问：主持随枣走廊文化交融的人们究竟是哪些人呢？它们是一些怎样的族群呢？
    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发掘表明，该遗址第一期的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只是到了第三期，屈家岭文化因素才成为常见的；西花园遗址的文化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让我们做出一个判断：随枣走廊地区的文化主体是北方人。根据第二节所讲的文化线路图，我们可以认定他们最早是由西北地区迁徙到随枣走廊的北方族群。他们刚落户随枣走廊地区时，以带来的北方文化为生活方式，后来入乡随俗，接受了南方族群的文化，比如屈家岭文化，并且将屈家岭文化传播到了他们的祖居地——河南等地。
    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有如下两个依据。
    (一) 人种学依据。西花园遗址中的人骨没有进行分析，这是憾事。但是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发掘则对人骨进行了分析。根据人类学专家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个族群具有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即卵圆形颅，简单的颅顶骨，浅平的鼻骨凹及扁平的鼻骨，颧骨宽大，面扁平度较大，圆钝的眶型以及宽短型齿弓和铲形门齿等等。即是说枣阳雕龙碑遗址的人骨属于蒙古人种。
    但是由于随枣走廊地处华北与华南的中间地域，所以分析这些头骨的种族类型难免要讨论他们与现代华北、华南人在形态学上的偏离性。通过对头骨的分析表明，雕龙碑遗址头骨的族类相对于华北或华南都没有明显的接近或偏离，只是在面部高度这一特征上更接近于华北类型。相关专家还采用头骨测量的多元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对雕龙碑遗址人骨的体质类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枣阳组与西夏侯组最接近，其次是与华县、下王岗比较接近，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近的体质类型。相比之下，枣阳组与昙石山、甑皮岩为代表的华南类型存在着较疏远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枣阳的人群在体质上更多地接近古代华北类型组，换句话说，新石器时代江汉流域居民的体质形态可能与中原地区类型存在密切关系。”（参看《枣阳雕龙碑遗址》，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1版，第357页—360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随枣走廊地区的族群在人种学上具有随枣走廊地处华北与华南的中间性的特征，但是他们更多地接近华北类型。
    那么，仰韶文化的族类人骨在人类学上又属于哪一类型呢？人类学专家对仰韶村和甘肃出土人骨材料进行了鉴定分析，结论是这些人骨均代表典型蒙古人种，并且接近于现代华南人的体质。（参看安志敏《仰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第1版，第24页）这里似乎有个问题：仰韶文化居民更接近于华南型，而枣阳雕龙碑遗址的人骨则更接近古代华北类型组，二者似乎不属于一个族类。其实，这里的差别可能是技术性问题，即是说，人类学专家对仰韶村和甘肃出土人骨材料进行的鉴定比较时，可能选用了更北的人骨，所以仰韶村和甘肃出土人骨材料更接近华南类型；而当人类学家分析枣阳雕龙碑遗址的人骨时，他们选用了仰韶文化的标准，所以他们得出了“新石器时代江汉流域居民的体质形态可能与中原地区类型存在密切关系”的结论，这就是说，已经分析的雕龙碑遗址的人骨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的人骨。
   （二）葬俗依据。枣阳雕龙碑遗址和西花园遗址文化的葬俗与仰韶文化基本相同，它们都是成排成行的，并且都是头朝着北方，脚朝着南方。区别在于，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墓葬基本上是头朝西北脚朝东南的，而西花园遗址文化的葬俗则严格地成排成行地头朝北脚朝南。怎么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这一葬俗实际上反映了随枣走廊地区的先民们对自己的族群来源地的记忆：脚朝着南方，说明他们现在生活在南方；头朝着北方，说明自己的祖居地在北方或西北方。
    我们以上所说的两条依据，在人种学上，是直接的，是由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科学成果，而在葬俗上是推断性的。即使后一条推断性的依据不成立，第一条也能使我们的主张成立，因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除了实验室里的成果是真实的外，我们还可以将什么称为“真”的呢？
    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从北方迁徙到随枣走廊的部族成了控制南北文化交融“节点”上的主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北方文化，并用它控制着这个地区，另一方面，又从南方各部族中学到了他们原来未曾接触过的新文化，最后在多种文化的融合中创造出了与本地地理环境相适应的新型文化来。
    那么，这种文化叫什么呢？中国的传说史帮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据传说，随枣走廊地区早初是三苗之地。“三苗”又称“三毛”﹑“有苗”﹑“苗民”，他们分布在江﹑淮﹑荆州，即所谓“左洞庭﹑右彭蠡”之地﹐略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带。很多人认为，三苗与今苗瑶民族有远源关系。究竟有没有，如果有，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去讨论它。天门石家河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发掘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其主人，可能就是“三苗”。但是“三苗”有很多支，人称“九黎”。夏曾佐认为，“古时黎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夏曾佐《中国古代史》，凤凰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15页）这一点，我们或许在随州方言中找到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化石”。例如，随州人喜欢讲“我里”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呢？据《随州志》讲，它来源于北方，如《诗经》里有“我里”的用法。但是，我们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里”字恐怕有其深刻的人类学根源。吕思勉曾说：“三苗”是国名，“九黎”则是民族之名。“苗”是“蛮”的转音，而“黎”又称为“里”或“俚”。他引古书说，“里，蛮之别号也，今呼为俚人。”（参看吕思勉《先秦史》，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第72页）这样看来，“我里”实即“我黎”，它实与随州新石器时代的三苗之民有关。此外，在随州与里、黎之音相近的地名还有“烈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烈山”之“烈”与“里”、“黎”之间有一种转音关系呢？如果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烈山”最初可能叫“黎山”，意即黎人之山。后来，从中原来的农耕部落可能与“三苗“或“九黎”的一支结成了婚姻关系，然后联合起将其他部落打败或赶跑。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经营着这块土地。对于黎人来说，他们学到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而且还要接受中原来的部落的宗教信仰，比如对农神的崇拜；对于从中原来的部落来说，他们也学到了九黎的稻文化。当然，在中原来的农耕部落与“九黎”中的一支结成的婚姻关系中，中原来的农耕部落以其文明的先进性占居了主导地位，所以婚姻关系中的“黎人”，对于主导者来说，就是“我黎”，后来它演变为“我里”从而成为世世代代随州人使用着的方言。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在随州民间传说中得要印证。随州史志工作者程卫国在随南（屈家岭文化遗址附近）做田野调查时，采到了这样一篇名叫《黎姑洞檀姑洞的传说》——
    随县境内刘店村黎家畈西南侧的后山，有一个溶洞群，当地村民称为“黎姑洞”，山体裸露的岩石为火山堆积物（碎屑岩）。溶洞比较原始，保存完好，无明显人类大规模修筑改造痕迹。在离黎姑洞南侧约四公里左右的原郑家河村还有一处溶洞，叫做檀姑洞，情况和黎姑洞相似，其中的地下河宽、高钧约2米、长度未测。
    说起这两个洞，还很有来历呢。
    相传在远古时代，炎帝神农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黎，一个叫檀。黎是老大，忠厚勤劳；檀是老二，聪明能干。神农越来越老了，就想检验一下两个女儿的本领和心思。神农叫来两个女儿说：“我们这个氏族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新建居住的洞穴，我想请你们两个去建造，比一比看看谁建的最好，最安全，居住的人最多，明天早晨我去查看。”黎办事很认真，连夜赶造洞穴，天还没亮就建好了。檀认为建个洞穴是小意思，就睡一觉再干活，一觉醒来已经天亮了，立马跑到黎的旁边的山上用手挖了一个。神农来了一看，黎建造的洞穴上下三层，层层相通；大厅、居室、生活的地方互相分开，又互相联系；连守护的人都有专门的小穴，安全方便。檀建造的洞穴就一个“T”型，只能是临时居住，檀很不好意思。此后当地居民就称黎建造的洞穴为“黎姑洞”，檀建造的洞穴为“檀姑洞”。                 
    炎帝神农有一个女儿叫黎，这不正好暗示炎帝神农部落到随枣走廊后与九黎中的一支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吗？这一支，对于炎帝神农部落来说，就是“我黎”，以后演变为随州方言中的“我里”。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像“烈山”之 “烈”或许也是“九黎”之“黎”演变的结果。虽然它是“我黎”之山，但是被注入了中原来的农耕部落所崇拜的农神的内容，于是在随枣走廊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烈山氏”，就是在这个“烈山氏”中，有一个叫柱的人，最初发明了百谷混种的农作方法，从开创中国农作文化中的“百谷时代”，后来他成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农神”，所以，在随枣走廊地区形成的新型文化即南北兼容的文化就叫做“烈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