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随州史前交融性文化之产生的地理环境
   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人们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方式一经产生虽然有其自主性，但是从它产生之日起，它就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这个道理。地理环境是文化基本特征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就是说，随州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所以具有交融性，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地理环境。随州的北面有属于准阳山脉西段的桐柏山，给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划了一个界线;西南面有大洪山,给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划了一个界线。两山中部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的平原，其间多为丘陵和坡地。它们覆盖了随州、枣阳的绝大部分地区，人们称之为“随枣走廊”。与华北平原相比，这条走廊自然不算大。可是从地理上看，它却处在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上。被称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就发源于随州境内。这里既有渔水之便，又有耕灌之利，更有牧猎的有利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易居地。
    随枣走廊地区属于典型的过渡地带，所以中国气候及种植物在随枣走廊地区表现为明显的过渡性。在农作物上，这个地区的作物论品质虽然不能南北兼优，但论品种，它却是南北兼有的，能满足人们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该地均属北亚热带（副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冬干夏湿，春秋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冬季（元月）日平均温度2℃，枣北1.4℃，枣南2.2℃。无霜期长，雨量适当，严寒酷暑期短，年平均气温枣北14.9℃，枣南15.3℃，中部（城区）15.4℃。具有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南北兼备的气候条件。同一季节，南总是微热于北1℃左右。故南农作物比北早熟一周左右。农作物呈“南水北旱”特征。具有南北代表性的农作物多经此渐止。其农作物是南北兼有，主要有小麦、水稻、红薯、豆类、棉花、油菜、芝麻、花生等。相比之下，北边偏重北方农作物，旱作物小麦、红薯等为主，再往南小麦、红薯的种植渐少渐止；其南则偏重南方作物，以水稻等为主，再往北水稻的栽种亦愈趋少趋止。正因为这里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土地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南北气候兼有，所以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哪个部族能够得到这块土地，哪个部族——如果不懒散的话——他们就能在这块土地上种上丰富多样的庄稼，能吃饱穿暧。
    因其地处“豫鄂要塞”、“中原咽喉”的战略地位，所以哪个部族能够得到这块土地，哪个部族就既能与江汉平原的部族相交往，又能与中原各部族相交往，由此他们就能起到连接南北文化的枢纽作用，他们的家园就会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或驿站，起着一肩挑南北的战略作用。通过大洪山，人们可以通向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通过桐柏山，人们又可以跃马中原大地。正因为其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它被历代兵家称为“水陆之冲，御敌要地”，其南北两山形成了二道天然的这个文化驿站的安全防护屏障。
    因为南北文化在这里汇集，所以，这里必定会累积出一座座文化高峰来，而站在这些文化高峰之巅的人们，就是最早控制着这个地区，而且是既与江汉平原的部族相交往，又与中原各部族相交往的部族。由于这个部族对文化创造大量地表现在各种文化的融合中，所以，在考古学上，他们也给专家们带来了命名的不便：你不能绝对将它归于此类文化，也不能绝对将它归于彼类文化。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有人用“混合”一词表示存在于随枣走廊地区的文化，其实驿站本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有特质的文化，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在其中存放。如果我们要真正准确描述这个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话，那么“交融”一词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三、南北文化在随枣走廊交融的线路图
    如果我们以西花园遗址文化为南北文化相交融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一个南北文化在随州相交融的线路图。
    北方线路图。随州史前文化的北方因素主要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所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离西花园遗址最近的并且与之能连接起来的是枣阳雕龙碑遗址，而枣阳雕龙碑遗址文化的北方因素属于最古的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现在我们再来追溯仰韶文化早期的源头。学术界认为仰韶文化的早期与黄河中游地区大地湾文化有关。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地在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在时间上大地湾文化比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年～7000年）要早，后者在时间上是前者的很好的接，它构成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源头，所以关于大地湾一期文化，人们曾采用过不同的名称，有人把它称为前仰韶文化或老官台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先仰韶文化或北首岭文化。这样一来，北方文化进入随州的线路图当为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枣阳——随州）。
    南方线路图。我们这里暂从屈家岭遗址文化讲起。随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的南方属性主要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源的交接地带，为中纬度内陆，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该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4700—5100年,系统、全面地反映出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文化面貌。该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
    这样我们又可以获得一条清晰可见的线路图：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源的交接地带——随枣走廓（随州——枣阳）——河南。
    这两条线路所包含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业文化。但是又有不同点，北线所反映的农业主要是粟，借用农学专家的话，我们称之为粟文化；而南线所反映的农业主要是稻，我们称之为稻文化。而它们的节点即随枣走廓地区所反映的农业则是粟文化与稻文化的并存。节点上的农业文化不是纯粹的南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北方文化，而是二者相交融的产物；而且它也不是最早的，但是，它是更丰富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谈一下中国史前传说的炎帝神农氏族的迁徙问题。因为我们将随枣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当作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时代的分析标本，所以我们所讲的南北文化在随枣走廊交融的线路图问题必然牵涉到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的迁徙问题。2010年 9月，在随州召开的湖北省“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有人再一次地提炎帝神农氏部落的迁徙问题，主张炎帝神农氏的部落过着频繁的迁徙生活。具体地说，该部落从陕西出发，进到山西，在随州取得重大成果后，继续向东迁徙。这样似乎可以解释一个祖先何以多个家的问题。但是，主张炎帝神农氏的部落过着频繁的迁徙生活的人们没能结合考考学来讨论问题。我们当时指出，假若炎帝神农氏的迁徙说真的能成立，那么在考古层面上势必引出结论：这些地方的文化遗存尽管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它们的继承性和同型性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毕竟出自一个部落之手。我们通过对炎帝神农时代的文化遗存的标本分析表明，炎帝神农氏部落的迁徙问题是个真问题，但是这种迁徙是双向的，即既有北方族群向随枣走廊移居的问题，也有居住在随枣走廊移居北方族群将南方文化向北传播的问题，迁徙是双向的交叉的，而随州、枣阳正好处在两条文化传播线的交叉节点上。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迁徙。在传说中，最初在陕西，生活着两个最强盛的部落，一个是以姜水成的炎帝部落，一个是以姬水成的黄帝部落。其中炎帝部落已经建立起了其农耕文化即粟文化体系，而黄帝部落的游动性似乎要大一些，游牧可能还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两个部落尽管有兄弟关系，但是他们还是发生了战争。其结果是游动性强的黄帝部落更为强悍些，他们将炎帝部落打得逃离家园，其中一支自陕西而河南，而随枣走廊，最后重建家园。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战争呢？在传说中，原因有很多种。不过，从中国稻作文化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回答。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华夏文明都位于北纬30度至北纬35度之间，这条温暖而又干旱的地带，早期因有充足的河水灌溉而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农耕文化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干旱、土壤沙化，周期性沙尘埃自埃及向东延伸，结果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相继泯灭，而黄河流域也遭到周期性沙尘埃的困厄。有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每下降一度，北方草原将向南推进数百里，反之每上升一度，又会出现农业蚕食草原的现象。而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气候冷暖交替性变化的宿命，于是长于农耕的部落与长于放牧的部落也就有了这样一个宿命：为争夺牧场或农田而战争。战争让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这在当时的迁徙人群中可能有流离失所的痛苦感，但对于黄河来讲是件好事，因为他减轻黄河供养人口的压力，将更多的任务转移到了长江。这保住了黄河已有的文明成果，同时又使长江的文明化进程了提速。
    自陕西而河南，而随枣走廊，最后重建家园的那个部落是幸运的，他们通过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后，发现这里种植农桑，比在北方的条件优厚多了，并且这里的土著居民的文明程度虽然没有他们高，但是南方居民所种的稻谷却比自己原来所熟悉的粟还有好，可谓“嘉谷”，于是他们在吸收南方居民稻作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稻作文化的“百谷”或“五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