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孕育——荆楚文化
    炎帝神农文化与黄帝文化一样，既是我国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形态，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炎帝文化是荆楚文化的肇端，使荆楚文化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是“源”与“流”的关系，从而使楚文化更加绚丽多姿，充满了勃勃微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以下重要的精神特质，值得我们大力推崇、继承、弘扬和发展。
     以民为本、为民造福的民本精神。五千年前的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耕；搭架采药，疗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创纺织，兴集市，一心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随州志》摘自通鉴前编等）。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楚，成为楚国的最早缔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则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众"等治国方略，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贤相孙叔敖处处为民着想，一心为民造福，兴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强调百姓的祸福、社会的治乱。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炎帝神农的故乡随州人季梁，早在公元前706年（《左传》）就提出了“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炎帝神农“民惟帮本”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民本思想家。楚庄王更是强调体验民间疾苦、主张“庇民”和“安民和众”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体力行者。时至战国中后期楚威、怀王时期，楚人许行专门谈“神农之言”。据《孟子.滕文公上》载，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对“有仓廪府库”、“厉民而以自养”。楚屈原的《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应当说是对炎帝民本精神的传承。这种一心为民的民本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
    身体力行，勤政廉明的奉献精神。西汉《淮南子》上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处处体恤民力，从不挥霍浪费，其“为匏居之台……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被史学家称为楚国历史上“首届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孙叔敖早两个朝代。刚上任之时，令尹子文看到楚国百废待兴，财政极为困难，于是，“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毁家纾难"这一成语，就是高度赞扬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而不惜自己“有饥色，妻子冻馁”（《潜夫论•遏利》）。这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被楚庄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孙叔敖曾被司马迁尊为“古来第一循吏”，《韩非子》称孙叔敖当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栈车、牝马”，食用“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常常“面有饥色”；孙叔敖死后家无余财，其妻子负薪以自给。正因为楚庄王以"身治为国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国的强大、楚民的富殷。
    敢为天下先，争当拓荒者的冒尖精神。神农氏一生敢为天下先，他首创农耕，创造耒耜，开创“男耕妇织”；“始尝百草，始有医药”；首制陶器；“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作丰年之咏”，与民同乐；始创历法，始定八节，观象授时；始创集市贸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而楚庄王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不飞则已，飞将冲天；不鸣则已，鸣将惊人”。楚庄王在位时期（前613-前591），曾问鼎周室（前606年），饮马黄河（前597年），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无论是铜器冶铸、丝织品、竹简、帛画、编钟音乐、漆器、哲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晚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 “四大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主政湖北的18年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炎帝精神孕育了湖北人革命首创精神，无论是满清时期的白莲起义，还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均发端于湖北，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是为“武昌首义”。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湖北人精神，突出表现的第一件事是历史上著名的武昌起义。因此，武昌起义充分体现了湖北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湖北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立下的功劳也是最突出的，以红安一县所出的将军而言，就比四川全省还要多，而中共内战胜利的关键战役，均为湖北人所领衔指挥，对日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也是出自湖北人的手笔。
    意志坚韧、百折不挠的不屈精神。炎帝神农在艰苦环境中的种种探索和发明创造，正是源于这种精神。精卫是炎帝的女儿，因失足于海而失去生命，于是化而为鸟，衔石填海。精卫作为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氏的这种精神。根据《山海经》，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动机见仁见智，但夸父竟不畏艰难，敢和太阳竞争高下，以至“道渴而死”。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暗含着人类为了认识、征服大自然而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话”。炎帝的乐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黄帝争斗，头被砍掉了，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是一幅多么壮烈而又不屈刚健的图画！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由衷地赞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精神一直激励楚国炎帝子孙前仆后继、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为正义、真理的事业顽强奋斗。楚人的先人，他们的精神就是筚路蓝缕。荆楚，都是与林有关，楚上面一个“林”，下面一个“足”，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荆上面一个草头，下面一个“开”，旁边一个“刀”，是披荆斩棘出来的。所以，楚人崇尚的是炎帝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拓荒精神。屈原的《离骚》中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自强进取精神，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传承。还有，形容湖北人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通过追溯从九凤神到九头鸟精神的民俗心理流变过程,浅析了楚地人民对先祖的追忆和怀念,渴望人神相通的灵魂观念,祈求福佑的美好愿望,百折不挠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九头鸟”的优点一方面在于湖北人智商高，不仅古有炎帝、曾侯乙、季梁、屈原、王昭君，而且近代有李四光、闻一多、董必武、李先念等。“九头鸟”比喻湖北人意志坚韧、百折不挠、行为果敢、生命力顽强。
    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贤明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几十国，“惟楚英贤最多”、“惟楚有才”已成定论。许多贤明的楚王、贤臣，虚怀若谷，襟怀坦荡，不惜一切代价重用延揽人才，让他们脱颖而出，个性得以彰显，报国之志得以实现。楚大夫王孙圉奉楚昭王之命出使晋国，论及国宝时，将知识渊博的观射父、学问精深的倚相、物产丰饶的云梦泽列为楚国“三大国宝”。无独有偶，秦国使者打探楚国的宝器和氏之璧和随侯之珠，而楚国使臣认为“楚之宝器”在人不在物。正因为贤明的楚国国君和大臣爱才、护才、重用人才，才使楚国人才济济，多如繁星，使楚国成为当时华夏众国之中的“人文渊薮”，终于使楚国从最初分封的“土不过同”（百里）的蛮夷小国，逐步发展成“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世界第一大国，留下了千古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