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州地区的考古文化反映的炎帝时代 的社会状况与文明发展程度
    近年来研究炎黄文化的学者普遍认为：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和民间传说相互结合起来，是深入推进炎黄人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算途径，对随州炎帝文化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关于炎帝故里在随州不仅有丰富的文献古籍记载，也有世代相传的民间传说，而且在随州地区周围还有大量的考古发掘形成的考古文化也对炎帝时代的社会状况及炎帝开创的远古文明有所印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曾组织了由李学勤、张岂之教授作为总主编的八大册《炎黄汇典》，其中就有丰富的材料，包括文献记载与炎帝遗存——神农洞、神农庙的图录，证明随州厉山确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的故里。当然《炎黄汇典》对其他地区有关炎帝的遗存遗迹与文献记载也同样有客观的反映。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随州当地学者对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研究表明，在随州地区周围发现有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并发掘出大量宝贵的文物，这些新石器时代 的遗存与文物，其时间范围大致在6000年至4000年左右，我们在参观随州博物馆时就看到了这些资料。考古文化史料证明五、六千年前的随州、枣阳走廊已经分部有许多氏族的村落，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远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明和文化。这些文明和文化表现在如下各个方面：
    其一，如位于枣阳市的雕龙碑遗址，还有三里岗镇吉祥寺村的冷皮垭遗址中含有大量的稻谷壳，在西花园遗址中，也有大量由稻草拌泥而烧成的红烧土，内含大量的稻谷壳。种稻是随州先民们的一种谋生方式。而随州先民的农耕活动十分发达，他们已懂得了挖沟引水、掏井取水排灌。如安居北城外遗址中就有人工沟渠，府河冯家畈遗址中发现“陶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井”。有些文物表明当时的粮食已经有了剩余，因为西花园遗址中出土200多件喇叭口红陶杯，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的酒杯，倘若粮食匮乏，不可能饮酒，酒杯的出现说明饮酒已是当时先民的习俗，由此我们不难推知当地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其二，是纺织业发展水平很高。在随州新石器遗物中，陶纺轮较为普遍。如西花园遗址共出土陶纺轮达250件以上，可以想见当时纺织手工业的发达程度。从大量出土的陶纺轮看，甚至可以推论，西花园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随枣走廊地区的一个纺织中心。
    其三，是制陶业已经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在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陶片、残陶器是常见的文化遗存，包括黑褐、红灰等多类。当时主要的生活用具是陶器，制法多为轮制，且品种多样，说明当时随州地区的制陶业已经走向较为兴盛的阶段。轮制陶器成为一种产业，意味着在生活用品上已有了剩余，而且有些地方特别是上层人物生活的地区，已经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行业。金鸡岭文化遗址中出现专门的制陶区，可以进一步说明制陶文化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四是定居生活包含了城市的萌芽。在雕龙碑遗址中，随枣走廊出现单间或双间的地面建筑，随州府河马家畈遗址中有“屋基”的发现，说明那时的人已经有“室”了。随州洛阳金鸡岭遗址，人们的文化聚落已经分生活区和制陶区。这些说明，新石器时代的随州人所创造的文化已经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聚落遗址有一定的区划，不同区域有不同功能，说明那时随枣走廊地区可能有了原始的“城市”。因为是否有城市出现，也是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考古界就有人将雕龙碑遗址视为炎帝神农的“都邑”，其安装有滑拉门的房屋建筑所反映的建筑技艺已有很高水平。
    其五是产生了初步的文明与宗教信仰，随州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因安居而有闲暇，其思想境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有了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创造了萌芽状态的文字。如西花园遗址的平底杯，圈足碗等器物的底上面出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而且是烧之前就刻上去的。一些考古工作者推测它们很可能是更为原始的文字。目前存世的正式文字是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而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应该说文字从萌芽产生到走向成熟，肯定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前些年在河南舞阳等地有发现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我们说西花园遗址中平底杯底面上出现的刻画符号似乎是更原始的文字并非完全是一种推测。另外在一些纺轮上出现了太极图形，说明他们创造了反映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太极图和萌芽状态的宗教观念，有些在雕龙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陶钟、陶铃、陶埙，还有手捏制的小动物，如鸟、羊、鸡、狗，形体虽小，但造型逼真生动。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当时随枣走廊的先民们的聪明智慧与艺术生活。这些方面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的创造贡献如“制耒耜”、“殖五谷”、“和药济人”、“日中而市”、“制琴弦”、“养民以公”等等，有着相互对应关系。
    我们从考古遗存遗址中发掘出的各种文化等考古文化成果在各方面的表现看，都直接间接地反映出随州炎帝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文明发展程度。一方面说明随州地区作为炎帝神农氏的故里，既有大量文献记载，也有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另方面也一些发明创造和炎帝时代文明发展程度。我们说炎帝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肇造者绝非空穴来风。

    三，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的重要意义
    二十一世纪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新的炎黄文化热，从中央到地方都纷纷成立了炎黄研究会，凡是炎黄二帝足迹所至之处，每年大都举办拜祖、祭祖大典与学术研讨。人们不仅要问，如此隆重热烈的开展祭奠和研究炎黄文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今天，在此以“天下寻根  传承文化”为主题的“炎帝文化高端论坛”上，我也想就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的重要意义讲几点看法：
    其一，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可以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炎帝和他率领的神农氏部落，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历经艰难险阻，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发轫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炎帝与黄帝开创的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炎帝文化与炎帝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传承炎帝文化与炎帝精神，可以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其二，传承炎帝文化，可以更好地发扬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民
族进取精神。炎帝所处的远古之时，生产力尚十分低下，自然环境又极其险恶，炎帝却能率领先民勇敢的向大自然作斗争，并在长期生产与社会的斗争实践中，以坚忍不拔、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进行了伟大的发明创造，使中国的农耕文明由此而兴，使自古以来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有了生存之本；他又尝百草以为药，创造了中医药文化；他还提出“日中而市，聚天下之货”，最早开创了市场文化；他又“结丝为弦”，制琴作曲，创造了音乐文化，此后的楚国研制编钟，使随州成为编钟之乡，创造了世界音乐史的奇迹，亦可谓一脉相承。所有这些创造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正是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何之中，才使饱经忧患的中国能威武不屈，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在面临竟争日益强烈的国际情势下，中华民族要奋发崛起，尤其需要传承弘扬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
    其三，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扬心怀天下，为民
造福谋利的大公无私精神。炎帝为了寻求治病之药，不顾个人安危，出入瘴气弥漫，人迹罕至的茫茫林海，解除黎民的病痛之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遍尝百草，直至牺牲个人生命。正是炎帝的这种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代代延续，成为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和道德准则，使无数仁人志士怀抱“利天下而不利一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好情操，终于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个体生命应对于社会、对于民族、对于国家负责的价值取向。炎帝这种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精神和情操，在今天尤值得传承和弘扬。
    其四，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尤其要发扬凝心聚力、和谐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几亿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作为同祖同根的中华儿女都同心同德，传承炎黄文化折射出的中华民族精神，这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不可多得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历经战乱变迁，却每每能排除干扰，凝结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文化传统上讲，炎黄子孙的血脉认同和大一统思想，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铸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础。我们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传承中华文明，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我们悠久的历史所铸就的伟大的中华文明。身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公平和正义、为社会和谐、为民族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我们的力量。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既然传承和研究炎帝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湖南省和随州市的炎帝文化研究会都以弘扬和研究炎黄文化为己任，都应责无旁贷的为研究炎黄文化而不懈努力，都应为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深化炎黄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使炎帝和黄帝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步入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