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义
尊敬的湖北省、随州市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来自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从1991年这个研究会创立就在会里兼职并做学术活动的组织联络工作，随州作为炎帝神农故里又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是我魂牵梦绕、久久心想往之的地方，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能应邀恭临“辛卯年世界华人寻根节”，并荣幸地出席“2011年中国·随州炎帝文化高端论坛”。这里，我首先要向湖北省及随州市的党、政领导和省、市炎帝文化研究会的领导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并向神农故里的父老乡亲致以诚挚的问候！
    踏上随州的土地，我就顿时感到这里确是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她既是炎帝神农故里，又是编钟古乐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经过到后这两三天来阅读历史文献、进行实地考察之后，逐渐对这里的炎帝文化有了些粗浅的认识和感受。我不是什么文化名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授和文化工作者，在今天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拟就《对随州炎帝文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为题向大家求教，大致上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肇始与神农炎帝的历史功勋
    在当今华人世界中，凡是提到炎帝与黄帝这两个响亮的名字，人们无不耳熟能详，并给予无比的敬仰和尊崇。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以来，伴随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海内外炎黄子孙在每年的清明节、重阳节，或者是炎黄二帝的生日与忌日，都络绎不绝地到二帝生地、陵地来敬拜、祭祀，寻根问祖。在炎帝神农故里的随州连续举办几届“世界华人寻根节”就是这方面的明证。由此，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世界华人对炎帝神农如此顶礼膜拜？这当然值得大家追问和思考，我觉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以其彪炳史册的伟大历史功勋，肇造了中国古代文明，而炎帝尤其开创了中国的农耕文明，由于他们的创造，造福于后世子孙，能使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巍然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说炎帝是和中华文明的肇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如此说来，人们自然会进一步追问：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炎帝处于什么历史时代？他出生在哪里?为什么他肇造了中华文明？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大家知道，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等领域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文明的形成要大大提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曾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源，上万年的文明起点，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多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也就是中国文明起源至今已有一万年之久，五千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文明古国，两千年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多民族国家就已初步形成。而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被称为“千古之绝唱”的不朽著作《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就把中国历史的正式记载“起自黄帝始”，而把“神农氏”作为“三皇”之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皇五帝”时期。清末民初的著名史家夏曾佑在其所作的中国第一本现代体史书——《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学》更加明确地说：“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
    既然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信史由炎黄之际始，而炎黄又处于什么时代呢？距今又有多少年呢？这也是一个不大容易说明白的问题。因为炎帝与黄帝距离今天的时间太遥远，而且当时尚没有正式文字，记事与记时，还是靠结绳与划符号为标志，所以关于炎黄二帝时代的情况，还主要是靠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而记入后来的史籍文献之中。因而要对炎黄所处的年代做精准的确定很难。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描述的那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生产力达到的水平、人们的社会习俗等方面，对照社会形态与考古文化成果，划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
    就社会形态方面来说，学术界一般都将炎黄时代确定为原始社会末期，相当于社会发展的氏族社会时期，根据社会婚姻习俗情况看，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者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时期，当时有些先进的氏族部落，已经出现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就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已进入石器和铜器并用的时代，较之渔猎游牧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出现了房屋及较大的宫室，社会财富日益增多，粮食等物品已有贮藏。就文明发展程度来看，已经有礼乐文明和早期的宗教信仰，也有了氏族公认的部落领袖人物，甚至具备了国家的雏形。这个历史时期距今大约在6000年至4000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在8000年前左右。不管是在多少年之前，总的来看，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肇造时期，而人类社会从野蛮萌昧时代进入文明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再从考古文化的成果看，学术界一般认为炎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他认为“五帝时代——也就是炎黄时代，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下限应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是在夏代之前，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端时期，也就是炎帝与黄帝时代，大约距今在五、六千年之间”。而从文献记载看，炎帝神农氏所处的历史年代还早于黄帝轩辕氏之前，正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又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文字记述表明炎帝神农氏在黄帝轩辕氏之前，但却处于大致交叉或前后衔接的年代。
     再就学术界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来说，不管是炎帝或者是黄帝，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他们都是当时大的氏族部落的领袖，或者说是各自部落代代相传的领袖人物共用的称号，但在称号之后则确有具体的人，不管是其部落的一世、二世，或者是三世、四世的领袖，也不管是甲某、乙某或者是丙某、丁某，终归有具体的人来担当，当然是人而不是神。
    既然炎帝是神农氏族部落的领袖，又是具体的人，那么炎帝神农氏部落的发祥地仍在？炎帝的生地、葬地又在那里呢？这个看来似为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又十分复杂。仅就炎帝发祥地与出生地而论，截至目前就有十多种说法，诸如随州厉山说、陕西宝鸡说、湖南炎陵说、山西高平、长治说、河南淮阳说、河北涿鹿说，乃至甘肃、青海说，湖南会同说等等。各地之说，虽都有一定根据，但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根据更充分的则是湖北随州说和陕西宝鸡说及湖南炎陵说，其他各地都可能是炎帝足迹所至。
    首先，要说明的是炎帝故里在随州有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从先秦时代的周人著述，到春秋、战国的诸子论说，到秦汉、魏晋、隋唐，历经明清各朝，各代的文献中均有炎帝出生在随州厉山的记载。《礼记》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这里的“厉山”，《春秋左传注》解释为：“湖北随县四十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汉书·地理志》均持相同看法。大都是说：“神农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又曰：“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此后，历朝历代，有影响的史志地理、著述之士，大抵持此看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炎帝的出生地与炎帝神农氏部落的发祥地，有多种说法并不奇怪。因为炎帝神农氏部落的生存发展、兴盛衰落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十分漫长而广阔，甚至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历程。那个时期的氏族部落之间由于相互征伐，或者是自然天灾，乃至部落的发展状大与衰落，常常处于迁徙流动过程之中，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何况神农氏与炎帝是同一人，或者说是两人，自古至今学术界都有不同说法。因此，目前学术界就存在两种不同看法，有的主张炎帝是从北方向南迁徙，有的则主张是从南向西、向北迁徙，不管迁徙路线如何，但炎帝部落存在迁徙的状况是肯定的，因而古代典籍有炎帝七十世或十七世之说，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假设，炎帝神农氏的一世、二世、四世、五世，生于此地，而六世、七世、八世又生于彼地……等等。同时，能否认为不管其生于何地，只要该地有其遗迹、遗址，又有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可以搞拜祭活动，目的都是弘扬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敬宗法祖”的传统，都是为了弘扬炎帝文化，促进民族的凝聚与团结，而不必绝对的说炎帝只能生于此，而不能生于彼。倘若为此而争论，势必会争论不休，而永远形不成共识。大家是否可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按照著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家，也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老会长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论”，而能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对待这种争论，能平心静气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期将炎帝文化研究推向前进。再者，更加重要的是，尽管学术界和各个地方，对于炎帝出生地有不同意见，但他所引领的时代文明，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则是世所公认的。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耕而作陶，冶制斤斧；建屋造房，台榭而居”，他带领先民所开创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手工业文化、市场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艺术等，都是炎帝文化的具体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富贵文化遗产。可谓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只有将中国古代文明的肇造与炎帝的伟大历史功勋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领会炎帝是中华始祖的文化内涵，从而更深刻地举办世界华人寻根节，领会在湖北，在随州每年举办“世界华人寻根节”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