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日益兴盛。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凝练核心价值观的探究，更是方兴未艾。核心价值观应是从社会现实中总结出来、又加以提炼的，目的在于指导广大群众的生活，融化在人民大众的性情心理中，有助于凝聚社会人心的一些深长久远的价值。

一、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认为，在理解弄清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时，先要明白它“不是什么”。我们要特别指出，核心价值观不等于基本国策，不等于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不等于社会规范与法律体系的要点，不等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文化精神，与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区别，都不尽相同，当然它们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
    价值观一般指经济价值、商品价值之外的，社会与人最贵最重的东西，人们更为根本的期待、诉求与目的，如真、善、美等。价值观主要回答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应是什么”、“应该怎样”，人“如何活着”、“应当怎样”的问题。它指向社会与人之“应然”，分辨好与坏、福与祸、利与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它与社会终极目标、人之目的、人生意义密切相连。
    在我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中，有关人生价值的评价，一般用“上”“贵”等词加以表达与肯定。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就是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三不朽”说，肯定君子在道德、功业、言说上的价值，而以德为最高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可见孔子把“仁”“义”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不违背道与义的富与贵，是可取的，但相对而言，“富贵”的价值在儒家追求的“道”“仁”“义”之下。至于不义的、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富与贵，则是应当唾弃的。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据王虎学先生的文章，国内学者们目前已提出了60多种表述方式，涉及90多个范畴。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元素却十分稀少。我们反复掂量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基本而又核心的价值，在这里也提出一种表述方式，10个字，涉及5个范畴：“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
    关于“平等、民主、公正”价值的重要性，学者们已有很多论述，这些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与原则，而且具有时代性、普遍性，从中反映了我们对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吸取与扬弃。在今天我国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平等、民主、公正”又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有助于克治贫富悬殊，有助于团结、凝聚各民族底层民众，团结奋进。这是我国“富强、文明、和谐”的基础。
    可见，就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评价而言，“平等、民主、公正”的社会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众最基本的价值诉求。

二、“仁爱”“诚信”纳入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所谓“仁爱”，即孔子提扬的内在仁德与爱心——“仁者爱人”，“泛爱众”，也即孟子的 “仁民爱物”，韩愈的 “博爱之谓仁”。“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义礼智信四德都是围绕着“仁”而展开的。
    所谓“诚信”，是“诚”与“信”的结合，即诚实守信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人。在《中庸》里，“诚”是一个最高范畴，是“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与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把 “仁爱”“诚信”范畴纳入核心价值观呢？
    首先，“仁爱”“诚信”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价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而且至今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当下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
    其次，“仁爱”与“诚信”是当下与今后较长的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应当看到，当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腐蚀着社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面对社会诚信出现“断裂带”，我们要努力建设管乎人心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系统。
    再次，“仁爱”“诚信”价值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是多民族、多宗教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我国最重要的伦理共识。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伊斯兰教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有共同性、互通性，也有若干差异，但千百年来在我国早已处在相互影响与交融之中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全体国民中提扬“仁爱”“诚信”价值，不仅具有实践性，针对着现实问题，尤其关涉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呼吁把“仁爱”与“诚信”纳入核心价值观，这关乎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作者系著名国学学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