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适画像

　　处汉水之东、随枣走廊的随州，古称曾国、随国。追溯其历史，有文字可考的曾国建成(城）史最早见于商代（距今3600多年）。到西周早期建成了曾随国，其国祚繁荣绵延至战国晚期,开国之君是西周重臣南宫适。  
　　说起南宫适（kuò），他在神魔小说《封神榜》中可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但在殷周之际，却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比孔子时代的那位南宫适要早得多。回望历史的天空，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对南宫适这样的风云人物，《史记》及其他文献资料仅记其早期活动，而对周灭商后的南宫适则隐而未记，这种历史性的遮蔽，将南宫适及其家族神秘化了。今天的考古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南宫适是南国文化的开创者，是他开启了曾随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封神演义》中，南宫适是和散宜生齐名的西歧元老，他善使一杆大刀，勇冠三军，官拜大将军。  
　　据有关史料记载，追随周文王姬昌地位最为重要的谋臣，是“文王四友”。哪“四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尚书·君奭》里面讲到的，“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太颠），有若南宫括。”意思是说，周文王之所以能够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是因为他有南宫适等贤臣辅佐。据说文王赴朝歌朝拜纣王，曾嘱“外事托于南宫适”“军务托付南宫适”。到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姬发执政时，虢叔大概已作古，所以文王的重要贤臣只剩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四友”了。《汉书·古今人物表》记载的“文王四友”，也是“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后来隋唐时期的历史学家颜师古，也有相同的批注。另一种说法，是解释《尚书》的《尚书大传》记载的“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适、散宜生为四友”，这种说法里没有泰颠，而有太公望，即姜子牙，他被周文王尊为“太师”。  
　　无论史料中的哪一种说法，南宫适都是“文王四友”之一，理所当然的是文王的重臣。既然是重臣，对他肯定要有分封安排。《史记·周本纪》是这样记载周武王分封诸侯的：“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这一记载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分封诸侯的原则：首先是分封先圣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其次是分封功臣谋士，按照先师（尚父）次亲（血亲）的顺序进行。值得注意，上述两类分封，均未提及南宫适。南宫适既然也是受封对象，那他必然在“馀各以次受封”之列，且在这个序列中，他作为“文王四友”之一，分封的次序肯定很靠前，分封的领地位置也肯定很重要。  
　　南宫适不是“先王之后”，与武王也不“亲”，有人据此猜测他是一个外姓人，是武王所封的外姓诸侯。据考证，这种猜测没有依据。  
　　南宫适是否周王室宗亲这个问题，过去是一个谜团。随着考古学的“解封”，可以充分证明他的确是周室宗亲。  
　　证据一：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发现的晋侯墓地，出土了两件青铜鼎，其铭文是“南宫姬作宝尊鼎”，意思是，这个宝尊鼎是姬姓的南宫氏所作。这里“南宫”与周朝的国姓“姬”联系起来了，足以证明“南宫”是姬姓的一个“氏”。在过去父系社会的姓氏文化中，男子是称氏而不称姓的，女性才称姓，到秦汉时期才姓氏合一。在“姓+名”的结构中，南宫适中的“南宫”是“氏”，“适”是他的名，“姬”是他的姓，由此姓名就可以叫作“姬适”。可见，南宫适与周王室是宗亲。  
　　证据二：“安州六器”的铭文和有关史料记载。证据一虽然证明南宫适是姬姓宗亲，但没有说明他的活动范围，这个问题“安州六器”的铭文给了一些回答。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周王南征的事，其中提到“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这里不仅指出，南宫“伐反虎方”的地方在南国，而且以此作为标志来纪年，说明在周王室开疆拓土的征战中，南宫家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文讲到“馀各以次受封”，东汉政论家王符所著的《潜夫论·五德志》，也梳理记载了周公分封的情况：“姬之别封众多，管、蔡……文之昭也。邘、晋……周公之胤也。周、随……皆姬姓也。”可见南宫适虽然不是“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但因是姬姓而被分封。这里“皆姬姓”中的“随”，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随”即是“曾”，如今的考古发现，已形成了曾随合一的历史视角。  
　　证据三：叶家山西周墓地青铜簋、曾侯璵编钟铭文。2010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簋，上面的铭文是“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烈考”，是指地位显赫的亡父。铭文说明，“犺”是“南宫”的儿子，但这个南宫是谁呢？3年后随州文峰塔墓地又出土了曾侯璵编钟，它与1978年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同属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之重器。曾侯璵编钟上有一组铭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璵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ruì）土；君庀（pǐ）淮夷，临有江夏。”意思是：正月吉日甲午这天，曾侯璵说，我先祖伯适（即南公适），受到天子重用，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攻打殷商的使命，最后安定天下;周王派他到南方经营疆土，警戒淮夷，监视江夏的异动。铭文表明，征战南国的“南宫”是曾侯璵的先人“伯适”，“适”还被周王任命为“南公”；“南公”的行署在“汭土”，周人置署“汭土”的目的是“君庀淮夷，临有江夏”。还有一件编钟的铭文“曾侯舆曰:余稷之玄孙。”稷，即后稷，姬姓，名弃，是周人的祖先，铭文直接言明曾侯舆是后稷的后裔。曾侯璵编钟的这些铭文，目的是要显示他是名门之后。如果将这些内容与“安州六器”中的铭文对应起来看，那南宫适的人物形象就更清晰了——南宫适作为与文王武王同宗的姬姓人，他谋略出众、战功卓著而深受倚重，肩负着伐商兴周、拱卫王朝的特殊重大使命。  
　　《左传》讲“汉东之国，随为大”，那么这个“大随”究竟肇启于何时，是谁创立的？这些问题，过去一直没有破解。研究发现，曾随国的历史可见于商代，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的记载，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人名，如“曾令归”；二是地名，如“祭于曾”（在曾这个地方举行祭祀活动）；三是方国名，如“王师于曾”(商王率师驻扎在曾国)、“毕以众曾伐召方”（让毕率领曾国的众人去攻伐召方）、“令从曾”（命令率领曾国的军队），等等。这些殷商甲骨卜辞中“曾”的写法，与随州地区西周早期叶家山墓葬曾侯谏圆鼎上的铭文“曾”的写法一样，下面都没“日”字；其他西周早期曾侯墓葬如曾侯白生、曾侯犺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都是“”。另有卜辞“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商朝的军队有右、中、左“三师”的编制，“从”即率领，“我”“舆”“曾”都是方国名。这里记载的是商王武丁亲自率领商军三师，分别在“我”“舆”“曾”的配合下，征伐南国荆楚的一次重大军事活动。这些都意味着，至少在商代，“”就在汉东之地存在了，至春秋早期，这个“”字下面增加了一个“日”字，如枣阳郭家庙曾国墓遗物铭文中的曾字都加写了“日”字。此时的曾国为何要在“”这个字下面增加了一个“日”字，其中包含怎样的历史变故，有待于继续探讨。  
　　清康熙年间所修《随州志》记载，“尝读《国名纪》：随，炎裔；又云姬姓……”“随，炎裔”，是说随为上古烈山氏的遗国；“又云姬姓”，分明是说随国并非“炎裔”，而是一个姬姓之国。可见，随究竟是烈山氏之遗国，还是姬姓之国，志书的修纂者们并没有讲清楚。志书没讲清楚的问题，却通过南宫适的故事而“水落石出”——是南宫适于西周初期在南国“营宅汭土”，成就了曾随国（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辉煌历史的开端。

　　南宫适是殷周之际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其中就包括经营了曾随国。    

　　早期，南宫适作为“文王四友”之一，因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而奠定了曾随国强盛的基础。这一阶段的南宫适，历史记载了他的两个“高光时刻”：一是武王伐纣胜利后，南宫适奉命散发聚集在鹿台仓库的钱财、钜桥粮仓的粮食，用来赈济贫弱的民众。《史记·周本纪》的原文是“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二是奉命展示殷商的传国之宝九鼎和宝玉。《史记·周本纪》的原文是“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这件事的文化意义重大。“九鼎保玉”是殷商王室的彝器，是祭祀重器、镇国之宝。特别是九鼎，它是国家的代名词，夏、商、周三代都奉其为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后世的帝王也非常看重九鼎的权力象征，曾屡铸九鼎。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并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在鼎上刻画了九州图，以宣示天下归属于夏。《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国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和军事。祭祀是国事之首，将展示祭祀重器这样的重任托付于南宫适，让他作为牵头人来完成，说明他不仅堪当重任，还对彝器的摆放及礼义、礼制很熟悉。早期的南宫适是“马背上的英雄”，是“纠纠武夫”，同时也是“文化人”。他因功勋而进入受封者的行列，这为受命到南方创立周室经营南国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基础。  
　　晚期，南宫适经历了“伐反虎方”的大事件，在南国建立一个“君庀淮夷，临有江夏”的曾随国。从史料记载看，西周初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公元前1046年），周天子将召公奭封于燕，将毕公高封于毕，将姜子牙封于齐，将周公旦封于鲁，虽然南宫适的封地不明，但所幸曾侯璵编钟铭文记载，南宫适奉命到南方“君庀淮夷，临有江夏”，他是“南公”或南国之长。南宫适“营宅汭土”，“营宅”就是筑城或建国，这就是曾随国。联系这些史料推测，曾随国始封于公元前1046年或之后不久，文献记载为随，是周王室震慑江汉异族的战略要塞。  
　　“汭土”这个地名，在《左传·庄公四年》也出现了：“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意思是，楚国的权臣莫敖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与随侯结盟，要求随侯在“汉汭”这个地方进行谈判。“汉汭”在汉水最大支流——府河的转弯处，叶家山西周墓地正在这里。考古文献中曾随国的宗庙都在“汉汭”，“汉汭”正是南公的国都所在地，是曾随国新的历史起点。  
　　在文献史学上，西周以随为支点开辟南国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昭王南征不复”。此前开辟南国的事，现在全无明文可见，不过青铜铭文却有了说明。周王室殖民行军重地的“南国”，地近于成周（今河南洛阳一带），有的直属于周王室，有的分封于诸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斯年指出，直属于周王室的，叫“周南”；分封于诸侯的叫“召南”。“周南”在周朝的疆域之内，而“召南”则在周朝疆域之外，由重臣方伯（一方诸侯之长）统领，其领袖之国就是曾随国，因此说“汉东之国，随为大”。  
　　周成王之后的南公或南国之伯，在《诗经》中称为召伯虎，此时南宫适或已不在人世。召伯虎，又称召虎，《诗·大雅·江汉》还咏颂过这个人物。比较一下曾侯璵编钟铭文对“南公”来江汉镇淮夷、理江夏的追述可以得知，曾侯璵编钟铭文所记载的南公“伯适”，曾参与了讨伐殷商的战争，那他就比召伯虎要早。以此推测，南宫适先后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世，这与叶家山墓葬的年代大体在周成王、周康王康、周昭王时期可以相印证。南宫适是受封的首任南公，犺是第二任，而召虎接任南公可能在犺之后。南宫适的封地曾随国拥有“君庀淮夷，临有江夏”的权重，所以他是南国之长。这就不难理解，作为后起之秀的楚国“欲以观中国之政”，他要称霸一方，为什么首先要伐随。原来，曾随地处战略重地，是周室在南方的代表，伐随其实就是讨周。  

　　研究发现，南宫适虽因战功而“君庀淮夷，临有江夏”，但是他所创立的曾随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大国，也是一个将南方文化推向新阶段的文化强国。

　　南宫适早年“展迁”王室彝器所掌握的青铜礼义文化，构成了曾随国的文化基因。中国南方在没有曾随文化之前，已经有了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西花园文化等发达的烈山氏文化。烈山氏文化有文字、有学说，随州淅河的西花园遗址、洛阳的金鸡岭遗址，已发现了文字性的符号。《中庸》讲“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意思是，对人以宽柔来教化，不报复无道的人，是南方人的个性和过人之处，贤人君子很多在南方。南人崇拜神农，夏之前尊烈山氏之子叫“柱”的为社稷神。南宫适及其后代到南国后，也重视农业、崇拜神农，不过却用了自己的先祖后稷（弃）代替了烈山氏之子“柱”。对于这个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礼记·祭法》是这样记载的：“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引文中的“农”，其他典籍记作“柱”。这样就形成了以“稷”为宗、兼容烈山氏卓异文化特质的“曾随文化”。  
　　1978年曾侯乙墓葬发现后，人们对“曾随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轴心时代人类罕有的中国南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曾随文化”是崇拜神农的文化，而又以精美精致的青铜礼乐之制为经典，不仅造就了曾随国文化的强大基因，还是先秦时期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达巅峰的见证。而南宫适，正是为这座巅峰的形成而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