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２０１４年，互联网巨头腾讯用微信开创了“互联网红包元年”之后，经过两年的演变，今年春节，互联网红包全面进入“２．０时代”。各种产品百花齐放：支付宝“咻一咻”、“集齐五福平分两亿现金”，微信“朋友圈红包照片”，百度“福袋”……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在读研究生郝玥媛是抢红包能手。微信里的群红包自不用说，她还积极关注自媒体公众号以及电台节目发布的支付宝红包口令，“咻一咻”更是每天一刷。虽然微信单个红包的金额上限是２００元，而郝玥媛在支付宝“咻”到的最高金额只有８毛８，但她依然乐此不疲。

　　“‘抢红包’里‘抢’这个字多少有点拼运气的感觉，所以就算是几毛钱，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愉悦和成就感。”郝玥媛认为抢红包的过程很开心，“不管是谁送出的，红包是一片心意，既有趣味又暖心，承载着传递祝福的美好心愿。”

　　而对于一些年轻的上班族来说，互联网红包让他们在处理人情往来时更加轻松惬意。３５岁的吴彦在安徽一家银行工作，她认为互联网红包最重要的是方便，特别是“能省去一番尴尬的推让。”

　　上海一家广告公司职员郑江燕，这两年过年都是从互联网上给家里人发红包。“一方面省去了到超市买红包的麻烦，另外，春节时间有限，很多亲戚家都不能到访，给他们发微信红包，也能让自己的晚辈们高兴，向长辈们表达自己的孝心”。

　　根据腾讯旗下“企鹅智库”的调查报告，在２０１６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的参与人数４．２亿人，收发总量８０．８亿个；支付宝“咻一咻”抢红包活动总参与３２４５亿次。而２０－３９岁的互联网用户是网络红包使用最多的人群。

　　专家认为，网络红包之所以如此受追捧，究其原因，还在于“红包”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情社会中的重要一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崔明伍表示，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而互联网企业则是看中了这一商机，利用新的手段呈现了出来；但网络红包，特别是春节期间的各种红包活动，本质上还是人们对于年俗习惯的一种热衷。

　　“知乎”专栏作家、心理学工作者李松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网络红包这种活动“激起了潜藏于我们心底的，对联结的渴望。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为网络关系增加一丝现实的份量。”

　　然而，另一方面，互联网红包的普及也意味着人们在手机、互联网上停留的时间更多。“企鹅智库”报告显示，除夕１７点－２４点，北上广深用户使用微信的时间平均高达２个小时。在一些人看来，这正是网络红包令人诟病之处。

　　４５岁的安徽省潜山县教师陈名中抱怨，“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好不容易过年回家团聚，却天天抱着手机抢红包，朋友发的、电视上的、支付宝的……就没有断过。”

　　也有很多人在春节期间依然坚持当面给亲人送上红包。在北京一家房地产网站工作的陶延认为，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平时大家相互之间用“红包”互动已经非常普遍，“而过年就应该用传统的红包来表达年味，送到亲戚朋友的手上，传达的不仅仅是祝福，更是对文化的坚守和回味。”

　　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严玉霖说，过年更期待收到传统的红包，“除夕把红包放到枕头下睡一觉，心里就觉得未来一年都会红红火火，好运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