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舜宾，忠义之风传千年（图）
随州网讯 记者张 顺
2014年7月，连舜宾处士陵园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文豪欧阳修一篇《连处士墓表》，使身为布衣的连舜宾闻名天下；而连庶、连庠、连南夫、连万夫、连横……近千年来，连氏的后代子孙，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将生生不息的忠义之风，发扬光大。 不言而信，为人当如连公 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离开随州已二十年，在文坛政坛已经声名显赫、正在扬州知州任上的欧阳修，为千里之外的应山一个平头百姓连舜宾，作了一篇《连处士墓表》，开篇即将连舜宾放在一个很高的道德高度： 连处士，应山人也。以一布衣终于家，而应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长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谨、礼让而温仁，必以处士为法，曰:“为人如连公，足矣。”其矜寡孤独凶荒饥馑之人皆曰:“自连公亡，使吾无所告依而生以为恨。”呜呼！处士居应山，非有政令恩威以亲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欤！ 一个去世已经二十年的布衣老者，当地的老百姓依然怀念不已，教育子弟做人，以连公为人生标杆； “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每每遇到困难，也以连公不再而遗恨无穷。与地方官吏相比较，连公没有 “公权力”为自己拉票加分，老百姓却对他爱戴有加思念无穷，正是做到了 “行之以躬、不言而信”的崇高境界，凡事为人设身处地、身体力行，自然无须多言也能取信于人! 对连处士的评述，其实也饱含了欧阳修自身从朝廷到地方，几经宦海沉浮而壮心不已的人生感悟。欧阳修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 “庆历新政”，力图消除时弊，革新社会，新政受挫，几次遭贬，仍不改初衷。而连公的 “为人”，也正契合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 连舜宾是一个孝子。其父卧病在床，他“供养左右十余年”，而没有再参加科举考试，牺牲了步入仕途的个人前程。 连舜宾是一个义士。为其父养老送终之后，他将家里的钱财“悉散以乡里”，扶危济困，造福乡邻。饥荒之年，粮价飞涨，他将家里的粮食以平价售出，“而市谷之价卒不能增，及旁近县之民皆赖之。” 连舜宾是一个轻财重教的慈父，亲自“教其二子以学”，并自豪地说：“这孩子就是我的财富！” 连舜宾是一个大度的长者。有一个盗贼偷了他家的牛，官府追捕得很急。盗贼走投无路，只好把牛送了回来。连处士不仅没有报官，还抱歉地说：“麻烦你把牛送回来了。”并且，体谅他是一个穷苦之人，赠送他很多物品让他走了。而“盗亦有道”，一次，他有事到信阳去，在西关遇到了盗贼。盗贼身边的人告诉这是连处士，盗贼连说：“此长者，不可犯也。” 为人如此，人们自然对他感恩戴德。连舜宾到云梦看望兄弟，“得疾而卒，以其柩归应山。应山之人去县数十里迎哭，争负其柩以还，过县市，市人皆哭，为之罢市三日”。 在《连处士墓表》的结尾，欧阳修说到了自己作表的目的，是担心时光流逝，“应山之人不复能知处士之详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后人。” 一篇《连处士墓表》，不仅“应山之人”牢牢地记住了连舜宾，更因为“欧文”的身价，而在天下广为流传，起到了教化世道人心的作用。 欧阳修在表中没有叙及作此表的个人缘由。而在明嘉靖《应山县志》中，有一篇《连都官墓志》，叙及欧阳修与连舜宾及其子的情谊：“宋元宪公暨其弟景文公皆游于处士之门，而欧阳公交际尤密”。原来，连舜宾在亲自“教其二子以学”的时候，宋家的两兄弟宋祁、宋庠（原名宋郊）也拜到连处士的门下就学，而时在随州的青年欧阳修，也曾慕名游学于连处士座下。在《宋史·连庶传》中，也称“庶始与弟庠在乡里，时宋郊兄弟、欧 阳修皆依之。”如此看来，欧阳修与连舜宾有师生之谊，与其子及宋家兄弟有同学之情。无怪乎，在《连处士墓表》中，欧阳修对连处士的景仰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连处士亲自教育的两个儿子，“后皆举进士及第”，在欧阳修作此表的时候，宋“庶为寿春令，庠为宜城令”。 而他的另两个得意门生，宋祁与其兄宋庠不仅同举进士，礼部本拟定宋祁为第一，宋庠第三，但是章献皇后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于是定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位，人称“二宋”，又有“双状元”之称。由此，宋庠获得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的“连中三元”美誉。“二宋”不仅考试了得，在仕途及文坛都有很大的成就。 “东城渐觉风光好，鄃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首《玉楼春·春景》一词，便出自宋祁之手，因而他被人称为“红杏尚书”。宋祁还曾与欧阳修等合修 《新唐书》，前后长达十余年。 连处士因行孝而与仕途无缘，却将自己的学问道德传之后人，连家的连庶、连庠和宋家的宋祁、宋庠被称为“应山四贤”，成为激励人们进取向上的榜样力量，给“为人当如连公”又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守道好修，良吏更兼君子 令人深思的是，连庶、连庠“皆举进士及第”，并步入仕途，而《连庶传》在《宋史》中，却是列于《隐逸传》中的。 按说，连庶做官，有很多优越条件。其一，科班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连庶兄弟相继“举进士及第”，也就为其仕途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政绩卓著。连庶做寿春县令时，“开濒淮田千顷，县大治。”大兴学校，尊礼重教，社会风气良好。重视文化传承，保护历史文物，“淮南王旧垒在山间，会大水，州守议取其甓为城，庶曰：‘弓矢舞衣传百世，藏于王府，非为必可用，盖以古之物传于今，尚有典刑也。’垒因是得存。”其三，富有人脉。连庶做寿春县令时，欧阳修、宋祁、宋庠都身居要职，且同学之情并不曾淡漠。在《连都官墓志》中，述及欧阳修、宋祁、宋庠“三公贵显，待公益厚”，即“三公”待连庠“益厚”，对待同是同学的其兄连庶，自然也不会“薄”。果然，“翰林学士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言庶文学行义，宜在台阁”，欧阳修公私兼顾，推荐连庶进京到朝廷任职，而并无什么渊源关系的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也慧眼识人，说明连庶是可担大任的人材。 但连庶却辞官而回，“退居二十年”。先是为奉养老母“乞监陈州税”，不久即求归，朝廷任命他为昆山县令，他“辞不行”。 在对于做官的态度上，相较于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连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晔不愿攀高枝，“少而所与亲旧，后或甚贵，终身不造其门。”连庶对欧阳修、宋祁、宋庠这些“亲旧”之人，不仅没有登门相求，甚至对他们的提携，也没有怎么“领情”。对其辞官的原因，《宋史》的解释有些玄意：连庶“尝送客出北门，见日西风尘，而冠盖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归”。日薄西山，风尘仆仆，大官小吏们的冠盖相属，往来不已……或许连庶触景生情，顿感人生渺茫，即起归去来思。但连庶并没遁入空门，而是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义秋毫不可污也”。其一生，为官为民，纤尘不染，人称“连底清”。 作为弟弟的连庠，《宋史》记载较简，仅为“庠亦登科，敏于政事，号良吏，终都官郎中”。而《连都官墓志》则记载较详。 连庠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卒于京师”，在任宜城县令之后，又任秘书丞、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屯田都官郎中等官职。其子仲熊将其安葬于应山“县西三钟山下”，并请人写了《连都官墓志》，作者王莘慎重考证了连庠的生平事迹，“得其所以行于己施于家而著于人者，岂非孔子所谓行君子者耶。” 作为“君子”的连庠，“操履如其父，而洁廉真正，不随世俯仰，与其兄庶友爱尤笃”。做宜城县令时，节省开支，便民利民，“县当南北之冲，调度供馈，颇劳于民。公节撙以礼，而上下便之”。更可贵的是，连庠高风亮节，在困难面前上，在荣誉面前让，在“知深州饶阳，举监定州便粜仓”的时候，“当受赏，公不自言，而让其同僚段绎，绎因以徙官。” 在将官职的升迁视之为身家性命的官场，连庠的谦让与其兄连庶的辞官，其精神一脉相承，皆“操履如其父”。欧阳修、宋祁、宋庠“三公贵显，待公益厚，而公不以一毫干也。”故旧显达，不仅不以仕途升迁之事相求，而且，有升官的机会，却拱手让人，甚而至于辞官归隐，因为，在连家兄弟的心中，在仕途之上，将做人的道义、清廉看得更为重要。 也正是如此，欧阳修对其赞叹道：“其言行比之为芝兰金玉！” 而欧阳修的老朋友尹洙也大为称赞：“良吏也，君子人也！” 尹洙的称赞，并不是看在老朋友欧阳修面子上的逢承话，而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被尹洙赞为“君子”，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美誉。因为尹洙自身，就是君子中的君子。 在官场遭贬，是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祸事，但这个尹洙，却偏偏要伸出个脑袋接石头。《宋史·尹洙传》载，尹洙在京城做太子中允的时候，遇到范仲淹受挫遭贬，竟主动上奏道：“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因而被贬为监唐州酒税。后来，尹洙在官场中几经沉浮，做到了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的方面大员，却又因官场争斗，被人告了御状，查来查去，“不得他罪”，却查出一个暂用公使钱为部下还债的罪：“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 公使钱相当于现代财政拨给的公务经费，可用于解决官署办公经费不足、宴请开支困难、迎来送往无资金和部分官吏生活困难补助，但不能用于个人开支。潞州地处北宋边疆，正是用人之际，尹洙因爱惜部将之才，担心他因欠债被罢去，而用公使钱为其还债，尽管这钱后来归还了，还是被追究责任，而被贬到随州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据《随州志》、曾巩《尹公亭记》等载，“尹公洙以不为在势者所容谪是州，居于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于是时，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学，盖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故其居于随，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 遭贬而不以为贬，日以学问为事，当不是一句“穷则独善其身”所能概括，正是尹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心胸旷达的“君子”写照。 大概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对连庠有所接触了解，并写有《给连庠光化尉》等书信。光化县尉，是连庠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任官职，宋代的随州，领有随、光化、唐城、枣阳四县，尹洙居随而识人，以连庠为“良吏”“君子”，并探讨“为吏之术，大概本于仁而达下之情”，鼓励他关注下情，仁而爱民。 连庠没有辜负尹洙的期许，其一生，虽官位不高，但清廉自守，人称“连底冻”。连庶、连庠兄弟，时称“应山二贤”，其言行举止，对地方的道德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以应山之俗信厚而知廉耻者，皆其力也。” 忠义报国，浴血奋战疆场 在太平之世，连庶因辞官还乡，而被 《宋史》列入 《隐逸传》；而连舜宾曾孙连万夫，在家国危亡之际，又挺身而出，舍身卫国，被 《宋史》列入 《忠义传》。 其实，这辞官还乡的“退”，与浴血沙场的“进”，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忠孝一体，于国为忠，于家为孝，连舜宾为了行孝而舍弃了科举，连庶为了清廉自守而舍弃了仕途，连万夫为了保家卫国而舍弃了生命，但他们永远也不会舍弃的，是传统的家国观念与忠孝节义的操守。 连万夫生活的年代在北宋南宋之交。 公元1125年，金灭辽之后，便大举攻宋。宋徽宗赵佶无计可施，竟禅位于长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将一个乱摊子扔给了儿子。而临危受命的宋钦宗赵桓，却根本不是力挽狂澜的料儿。他改年号为 “靖康”，在位仅一年零两个月。其为人反复无常，初用李纲击退金兵，不久又听从奸臣谗言，罢免了李纲，向金求和。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进攻汴京，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并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押送北方，汴京城掳掠一空，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 继位为帝的宋高宗赵构，抵挡不了金人的攻势，疲于奔命，节节南逃。 此时的随州，也是战火连天。 公元1128年 （宋高宗建炎二年），“军贼孙琦焚随州”。“建炎四年，群贼犯应山”。 国难当头，连万夫“率邑人数千保山砦，贼不能犯。”但贼兵汹涌而至，“围之三日，卒破之。贼知万夫勇敢有谋，欲留为用，万夫怒，厉声骂贼，为所害。” 连万夫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时候，其兄连南夫也正在抗金的战场上浴血奋战。 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有一篇宋词名家韩元吉写的《连公墓碑》，对连南夫的生平事迹，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连南夫，字鹏举，与同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字号相同，其命运，也与岳飞有共同之处。连南夫生于北宋元丰八年 （公元1085年），卒于南宋绍兴十三年 （公元1143年），长于岳飞（公元1103）十八岁。当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时候，连南夫已在三年前因上书反对和议，力主抗战，被秦桧贬谪，并在岳飞去世的次年也含恨而逝。 连南夫二十七岁举进士的时候，正是北宋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宋徽宗政和二年 （公元1112年），经过颖州司理参军、鼎州教授、襄阳主薄、礼制局检讨、殿前文籍校书郎等职的仕途历练，连南夫逐渐崭露头角，受到重视，“徽宗一见奇之，仅逾年，擢之侍从。”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及次年，连南夫两次以太常少卿、祭奠吊慰使的身份，出使金国，不辱使命，与金人 “论辩不屈，遂成礼而归”， “天子记其才气可用”。 以天下为己任的连南夫，并不以完成“出使”的任务为满足，而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并向宋徽宗敲响了警钟：“敌有轻视中国心，不一二年将不遗余力而来矣！”大敌当前，宋军却弊端百出：“刘延庆败十万众，皆童贯赏罚不明，至其遁走，且厚币以易云中，而以捷奏，乞斩贯、延庆，以谢天下。” 率十万众竟屡次战败，还玩出用钱收买失地，“包装”成“大捷”上报的把戏，谁有这么大瞒天过海的胆子？连南夫点名道姓、请皇上开刀问斩的童贯是何许人？ 童贯正是当时的权宦。初为管供奉的宦官，徽宗喜爱书画，童贯便到处搜括书画奇巧，取媚于徽宗，助蔡京为相，蔡京亦投桃报李，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 连南夫虽然受到徽宗一时赏识，“拜中书舍人”，却得罪了童贯及其党羽，受到打击报复，“诋公为不职”，被排挤出京，并安排到童贯的手下任庆源知府，再慢慢收拾。在连南夫“挝登闻鼓”的抗争下，才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改任濠州知州。 但宋金形势，不幸被连南夫言中，“是岁十二月，敌果率众逼京师。”继位为帝的宋钦宗，准备与金“讲和”。连南夫慷慨上奏，请求领兵解围。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攻破汴京城，俘宋徽宗、钦宗二帝。连南夫坚守濠州：“缮治濠城，凿巨石五百步，运甓塞淮流之贯城者，增城为三丈，立楼橹并城，开稻田十里以为泞。”为稳定大局，一方面严防投降派，“公密伺于境上，曰：‘有赍赦者当斩之’。”一方面“即遣人驰蜡书劝进”，请宋高宗继皇帝位。随后，上书“论讲和致祸之由……画捍御策为四十条”。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连南夫任显谟阁学士，知建康府，后知桂州，又改饶州。“金人已自江浙破豫章、临川，游骑至饶境。公科丁壮为固守。……有侯进万余来攻……刘文舜大踗数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部民兵，昼夜乘城，矢石几尽……于是饶以块然小垒，而能却金兵，捍群盗，独立于江左，饶人至今祠公不忘。”后知信州、泉州，经略安抚广东，进宝文阁学士，“岭南水陆盗贼充斥……公入境，合诸郡兵，以次年平定……岭峤遂清。诏书奖谕，迁官一等。而公裁决明审，滞讼悉空。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纪其绩。” 徽宗及其皇后被金人折磨至死的消息传来，连南夫又是慷慨激昂地上疏：“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耻。宜乘军民痛忿，竭作北向也。”“自靖康，深以和议为非，至谓不知讲和为何策。国家之难，皆和议有以致，执论不变。”但这却得罪了秦桧，“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为异论之人”。于是其爪牙奉其意旨，找碴攻击，“由是落宝文阁学士”。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连南夫报国无门，含恨而终，年五十八岁。 更名复籍，铭记家国情怀 2005年连战先生访问大陆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送给连战先生一份礼物，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连战祖父连横更名复籍档案复制件。该组档案共有两件：分别为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连横，号雅堂）申请恢复原籍案的文书、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申请更名案的文书。 连横，是连南夫第二十四世孙。连横的七世祖痛感明室之亡，不甘臣服于满清统治，故渡海到台湾。连横生于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正是满清的统治日渐腐朽没落的时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战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1897年，20岁的连横难以忍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独自来到大陆，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来，奉母命回台完婚。为抒家国之痛故国之思，连横与十位诗友结成日据时期台湾岛上成立的第一个诗社——浪吟诗社。 1902年，连横到厦门，了解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纲领，将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复兴上，开始参与推翻清朝的斗争。1905年，连横移居厦门，和好友一起筹办《福建日日新闻》报，宣传革命，反帝反清。清朝统治者视此报为眼中钉，对连横派密探跟踪，设计暗害，幸有同志及时通报，清府才几度搜捕未获，最后竟串通驻厦日本领事馆强行将报馆封闭。南洋同盟会派人前来厦门，商议将《福建日日新闻》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因报被查封而未果。连横不得已又返台湾，从这时起，他开始撰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台湾通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连横喜出望外。1912年，连横回到大陆，到上海与友人纵论天下，挥毫为文。1913年春，连横到北京参加选举国会议员。此后周游祖国各地，出居庸关，入张家口，穿大境门，至阴山之麓，再过邯郸，临广武，登大别山，历辽沈……其间，先后任职于两家报纸，并向北京政府内务部提出办理连雅堂恢复原籍的申请文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后来，连横为奉养老母，回到台湾，并专心从事《台湾通史》的撰写，于191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1920年，《台湾通史》上、中册在台北相继出版。次年，下册也随之付梓。修撰台湾历史的愿望，始于连横13岁那年。当时，其父连永昌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诫：“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台湾被日本占据后，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大量毁灭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民众，感于 “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连横立志要写一部台湾信史。 《台湾通史》仿司马迁 《史记》之法，为文言纪传体，共60余万言，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年）一千多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 1936年春，连横在沪病逝，年59岁。弥留之际，嘱咐其子连震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连战在《祖父与我》一书中说，在他出生前两个月，祖父连横患肝癌弥留时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2005年4月26日，当连战接过祖父连横更名复籍档案复制件的时候，感动地说：“胡总书记把我祖父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书找出来送给了我。祖父连横在日本统治台湾那个时代就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可见是一个民族思想非常强烈的人。” 2013年9月20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偕家人，到广水市寻根问祖，在连舜宾处士陵园，祭拜先祖连舜宾。连战说：“身在宝岛，引领北望，鄂北广水，祖墓萦心……当此中秋，渡海而来，恭祭我祖，俯首缅怀……忠仁孝悌，不敢违背，家国情怀，永当铭记。”并坚信：“不管是千年古道还是万丈西风，我们兄弟姊妹执手同心，定能振兴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