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充嗣，知民疾苦“李老子”（图）
记者张 顺 明代中期，随州有一位“父母官”备受百姓爱戴，在他离开随州八年之后，随州人仍念念不忘，立碑纪念；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从“夜光池”、“白云书院”、“岁丰桥”等随州城的一个个历史遗迹中，感受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绩……他，就是明代随州知州李充嗣。 A 知民疾苦“李知州” 李充嗣由岳州通判调任随州知州，是在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在他离开随州八年之后，一位随州文士颜木写下《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开篇即浓情如许：“公去今也八年，州之人德公，如公在州……” 颜木与李充嗣并无直接的交往，李充嗣来随州任知州，已三十出头儿，而他离开随州的时候，颜木尚年少，自然“不能知公”，因此，他的记述与抒情，便完全是为随州老百姓“代言”，抒发了对曾经的“父母官”无比的感恩与怀念。 尽管此时的李充嗣已在别地作官，并屡有升迁，但《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并无拍马之嫌，而是为了将李充嗣的“善政”形诸文字，留名青史，作后来者的榜样。 始修于明成化年间、重修于清同治年间的《随州志》也记载了李充嗣的事迹，“至则知民疾苦，环城为堤，以御水患，又以水无蓄泄，筑堤塘，兴水利，于是污莱辟，户口盈，逾年增至七千三百余户”。当时的随州，水患严重，“蟷水泛溢，冲没南市，岁为患”，李充嗣组织老百姓修堤护城，城内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挖塘利田，开垦荒地，一年的时间，人口即“增至七千三百余户”。 “七千三百余户”在如今是一个不大的人口数字，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尽管此时距明朝的建立，已有百年之久，但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随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周朝以随控制南土，汉朝为用兵之要地，魏晋南北朝随州时南时北，唐朝为控扼南方特在随州设都督府，金元南下均以得随为利，南宋抗金抗元随州更是前沿阵地……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议战守者,未尝不切切于随州”。 而频繁的战争，给随州人造成了沉重的灾难，战火纷飞的时候，人们若不逃离家园，就性命难保。 《后汉书·侯霸传》中，呈现了当时随县社会景象：“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县界旷远”的另一层意思，即是人口稀少。到唐代，唐太宗曾在其《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里说道：“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距邓州不远的随州，处境也是“十不存一。”安史之乱后，随州又成为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战场，《旧唐书·李惠登传》载，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元明之际，战火连年，随州老百姓或逃或亡，又是一个“地广民稀”的景象。据《随州志》载，明代沿袭元代，随州领有随县、应山二县，明初由于人口稀少，全州 “除关厢外分4乡12里”（10户为1甲，10甲为1里）。 因此，随州难觅土著，近年许多姓氏修族谱，追根溯源，大多上溯到明清，就发现为“外来人口”，老根儿或在山陕，或在赣鲁。 李充嗣在随州的“善政”，也是明孝宗时代“弘治中兴”的一个缩影。 明孝宗朱祐樘的出身颇为坎坷与传奇。其生母纪氏作为广西叛乱土司的女儿，被俘入宫中，与明宪宗偶遇怀孕，却遭到受宪宗之宠的万贵妃逼令堕胎。纪氏历经艰险生下朱佑樘，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哺养成长，朱樘长到六岁才为明宪宗所知。朱樘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其生母纪氏及帮助他的门监张敏，都为人所害。朱佑樘在其祖母、宪宗之母周太后的亲自呵护下，才得以长大成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宪宗去世。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明孝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但17岁的明孝宗朱佑樘面对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大明江山。据《明史·本纪第十五》载，孝宗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商议政事。朱樘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重视司法，大力整顿朝纲。因而，吏治清明，任贤使能，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李充嗣这样的一大批忠诚贤能之士，有了用武之地。
B 保境安民“李老子” 李充嗣在随州的“善政”，有其系统的治理策略，先是除民之苦，解民之忧，在民生与治安上给老百姓以充分的保障，接着从“物质文明”延伸到“精神文明”，在城市建设和文化教育上大下功夫，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泽被后世，以致于随州老百姓在他离开了随州若干年之后，仍对他感恩戴德。 他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大兴水利，发展生产，呈现“夏秋之际，禾黍盈野”的景象。粮食丰收，他又建“义仓于四乡，贮谷万斛，饥散丰敛，民赖以济。”丰年储粮，饥年开仓放粮，百姓有了最重要的生活保障。以往秋粮外运，上交皇粮，都是由官吏雇百姓的船运粮，一些污吏巧取豪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李充嗣则“造舟三十六艘，分给土人之善济者，无事听其驾以取利，转漕令其候以装载，民两便之。”此一举多得：一保证了上交皇粮任务的完成；二使百姓在“转漕”运粮之余，还能正大光明地以公船干点私活儿，既促进了流通，又谋取了正当的收入；三是堵死了贪官污吏以“转漕”牟利的渠道，净化了官场风气。 当时的治安形势很严峻，多“寇盗出没”。李充嗣派人丈量村庄之间的距离，每隔五里，即“择高旷处，设窝铺，编民夫，夜守有惊，则鸣钲相闻，协力以御之。”“荆襄盗起”，李充嗣又招募青壮，亲自监督操练，建立了一千三百人的地方武装，寇盗来袭，李充嗣建立的这支队伍英勇迎战，俘获寇盗头目，其他寇盗则四散而逃，并相互告诫说：“李老子不可犯也。” 在建设方面，李充嗣的“善政”中颇多“标志性”的建筑。 比李充嗣中进士还早两年的随州人宗彝，曾写了一篇《李公桥记》，记下了李充嗣任随州知州第二年重修“岁丰桥”，随州父老请求将桥名改为“李公桥”的故事。 坐落在城西护城河上的岁丰桥，如今偏居一隅，毫不起眼，但在明代，却是关乎民生的交通要道。“岁丰桥”名称的来历，宗彝也无从考证，只说是“父老相传曰岁丰桥”。因常遭山洪冲击，当时桥已毁坏，“每水落溪干，断石滚滚”，只剩桥址，交通不便。李充嗣“日矜民悴，巡阡陌，每过此回顾，心一恻然”，于是捐出自己的官俸，派人“结庐溪左，督工石，工师黔庶，日争效力，仅二月而桥告成……东西横跨溪两崖，通襄汴荆蟷诸郡之官道。”自此，往来者风雨无阻，“父老欢呼道上”。于是，随州父老请宗彝作记，并请求将“岁丰桥”改名为“李公桥”，“李公举进士有声，郎秋官判岳阳有声，及守随益著贤声……随之人借贤名以荣桥，借桥名以怀仁。” 从与李充嗣同时代的随州人颜木、宗彝等人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到在李充嗣的治理下，随州日渐繁荣的景象：随州城“设四门，门建旗亭，而时启闭之”，“又立白云汉东之二楼，尹公瑞莲洗心温泉之四亭，凡所以为敬神之典，惠民之政，游观之所，一一而具举焉。”他还在交通要道上兴建了十六个驿站，并“夹道植林木七百余里，入其途者举欣欣然有喜色矣。” 李充嗣极重视教育与文化的传承，创建白云书院、乡贤名宦祠、尊经阁，并在乡下“各建小学，皆为择师以教”，生长于应山县马坪的颜木身受其益，所以由衷地说道：“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举于乡者，固公之遗教也。” 白云楼，在随州城西，因宋代诗人邢居实登城远眺即兴赋诗而得名，诗曰：“来时城南陌，始见梅花白。回首汉江头，黄梅已堪摘。杖策登高城，极目迥千里。落日下青山，但见白云起。”到明代，楼早已毁坏。李充嗣“凿城西地为夜光池，于池南累土为基，高与城等，复建是楼，下置白云书院，以祀欧阳文忠公。” 李充嗣此举，将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重建白云楼，延续、光大了随州城的历史意蕴，而为建楼取土所形成的池塘，又与溪泉相通，命名为“夜光池”，与“随侯之珠”的传说遥相呼应，形成了继往开来的新景观。白云楼下再建白云书院，既纪念大文豪欧阳修，又传承了文化传统，有形和无形之间，给随州人以莫大的激励。 可惜后来有一个叫史经的人来随州当知州，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白云楼不利于知州的官署，竟将白云楼毁了。到清代，知州吴蘩孙在白云楼旧址上建了一个小亭子，曰“白云亭”。 夜光池也年久而废，清代乾隆年间有居民锄地挖出一块石碑，碑有“夜光池”三字，并有“明进士李盘诗知州胡观澜因立碑池上，而建亭以覆之”的碑文。 而李充嗣当时的心境，常常是报国之心与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游洪山》一诗中写道：“一雨清凉万物新，省耕随地踏芳春。明时愧我叨民牧，尚有饥寒洒泪人。”即使是游山赏水，也不能忘怀于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的职责，为属地还有“饥寒洒泪人”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在其《夏日登白云楼》诗中，也是时时不忘使命：“浪迹湖湘几度秋，百年忠孝是身谋。” C 平叛有功“李尚书” 在随州勤政爱民、“善政”颇多的李充嗣，后来几经升迁，并以文臣而赴疆场，立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 据《明史·列传第八十九》载，李充嗣离开随州之后，“擢陕西佥事，历云南按察使。正德九年，举治行卓异，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 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副首长，正三品的官职。而属大九卿之列的都察院，是明代朝廷的创制，与朝廷六部平行，掌管弹劾建言，会同吏部掌官吏升迁、考察、黜陟，会同刑部、大理寺掌司法刑狱，另有各道御史稽查各官署、地方职官，手里拿着“一票否决权”，几乎掌着官员的“生死簿”。 李充嗣以政绩而升任右副都御史这样重要的官位，说明当时朝廷的风气，“正能量”还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各方面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 此时明朝的掌柜，是明武宗朱厚照。明弘治18年（公元1505年），因童年艰辛、身体羸弱的明孝宗朱佑樘病逝，年仅36岁。他在弥留之际对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顾命大臣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 据《明史·本纪第十六》等载，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15岁就即位为皇帝的朱厚照，果然玩性不改，在刘瑾等号称“八虎”的太监引导下，宫中成了他的游乐场：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朱厚照则扮做富商；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明孝宗留下的一班大臣，刚正廉洁，冒死直谏，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但刘瑾的一番哭诉，明武宗朱厚照却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 官场生态变得险恶起来，但李充嗣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河南。遇到荒年，李充嗣请示发钱发粮救济灾民，资金粮食不够，就动员富家大户借钱借粮。当时逃荒的老百姓多聚集开封，李充嗣就派人煮粥“哺之”。一个多月后，再资助老百姓还乡。 当时刘瑾等宦官气焰嚣张，常假借要向皇上“进贡”之名，向地方“要求百端”。李充嗣慨然上书：“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走狗诸物，皆借名科敛……无虑十余事，苛派动数十万。其左右用事者，又私于境内抑买杂物，擅榷商贾货利。乞严行禁绝。”皇帝下诏只禁止“科取而已”，并未追究“科取”者的责任。 明武宗越发玩得昏天黑地。刘瑾等兴建了“豹房”，里面藏有许多乐户、美女、娈童，供武宗日夜作乐。自然地，明武宗待国政也如儿戏，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又给自己加封为 “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 《明史》评价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明武宗朱厚照的荒淫无道，引起了同为朱元璋后人的宁王朱宸濠，对皇位的觊觎。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朱宸濠得知皇帝遣使南下，将取消自己护卫和屯田等方面的特权，趁自己生日、地方文武官员入府祝贺之机，称奉太后密旨，因当今皇帝荒淫无道，令起兵入朝。当日杀死不从其命的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将御史王金、江西布政使胡濂等十余人捕入监狱。朱宸濠集兵号称十万人，从南昌出鄱阳湖，陷南康、克九江，并自帅水军沿江而下，围攻安庆，欲入南京即皇帝位。 而李充嗣已于正德十二年 （公元1517年）， “移抚应天诸府”。明朝实行两都制，明成祖定都北京之后，南京为陪都。此时，宁王朱宸濠的叛军欲占据乃祖朱元璋称帝的南京，从而登高一呼，号令天下，而 “应天诸府”，正是抵御叛军的屏障。大敌当前，李充嗣对南京兵部尚书乔宇说： “南京都城的守备属于您，京都附近地方的防卫由我来担当。”于是自己率精兵万人，驻扎于采石矶，并派遣使者进入安庆城中，令指挥杨锐等坚守，同时 “声言京边兵十万旦夕至”，催促地方准备军饷，以迷惑叛军。朱宸濠果然 “疑惧”，不敢向东进军。 朱宸濠的反叛，只持续了四十三天，即以大败收场。明武宗朱厚照虽然 “玩性”不改，但毕竟还有一大批正直有为的忠臣在维持朝政的运转。而宁王朱宸濠，虽有政治野心，但为人极差，他欺压百姓，为叛乱疯狂敛财， “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他招集群盗，并派群盗四出劫掠，若遇有反抗者，则屠杀其家，百姓早已是怨声在道。其反叛，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平叛成功，朝廷论功行赏，已调任户部右侍郎的李充嗣，受到嘉奖表彰，随后又“进充嗣工部尚书兼领水利事”。
近年重修的夜光池等建筑清代重修的李公桥（岁丰桥） D 留芳后世“李名宦” 在工部尚书的任上，李充嗣仍然恪尽职守，“开白茅港，疏吴淞江，六阅月而讫工。”明世宗继位，李充嗣更是建言献策，针对明武宗时“骤增内使”、“内臣苛索”等问题，向明世宗建议减少支出，并对 “内府征收，监以科道官”。明世宗在位早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因而对李充嗣的进谏，“帝俱从之。”后来，李充嗣改任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充嗣告老还乡，明世宗赐车马、批准官费使用沿途驿站将其送归澧州。不久，即病逝。 因种种“善政”，李充嗣在随州人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位置，《随州志·名宦》中载，李充嗣离开随州之后，“民德之，生纎其主于尹公祠。”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在李充嗣离开随州尚健在的时候，随州百姓即将其姓名书写于木牌，供奉于尹公祠，说明随州老百姓对他的感恩戴德，已经无从言表，在老百姓的心中，李充嗣已近乎于“神”了。 李充嗣所建白云楼、白云书院、夜光池旧址，在今神农公园内，从新建的房舍亭台池塘中，依稀可以想象李充嗣知随州时的风采。 李充嗣重修的岁丰桥，被改名为 “李公桥”，后又毁于洪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再次重建，有铁链连接两端桥墩，水底铁链因波光粼粼，像蠕动的蜈蚣，所以民间就有了“岁丰桥下铁蜈蚣”的传说。1981年，有人发现一座石碑，石碑嵌在桥北西壁，上面刻有“大明洪（弘）历十年州主李充嗣建岁丰桥，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内被水冲崩，咸丰二年菊月，首人余朝贵重建”的字样。 仍横跨于护城河上的李公桥 （岁丰桥），如今已不再承担繁忙的交通任务；而李充嗣发现并营建的大洪山温泉，如今已蔚为大观。 明代人俞钊《温泉记》载，明弘治戊午年（公元1498年）春，李充嗣“循行阡陌，道经梅邱，顾瞻形胜，见而奇之，命乡民赵信等除繁木芟奥草，而得温泉之脉，规画量度，一小池，广八尺深二丈，引泉萦而注之，以为洗尘之所。池上构一小亭，覆之匾曰：温泉。泉之前，又构屋三间，以屏障之，扁曰：温泉。居者耽于斯，浴者憩于斯，行者息于斯，造化效奇至是始显。呜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李侯有功于随多矣。” 这段文字，有几点令人回味：温泉的发现，并非李充嗣游山玩水的副产品，而是在“循行阡陌”、下乡调研时的意外发现；“见而奇之”，即付诸行动，建池构亭筑屋，“以为洗尘之所”，充分利用了资源；奇货可居，却并未据为己有，专为“居者”、“浴者”、“行者”服务，造福乡里。 李充嗣对随州的贡献，不仅有白云楼、白云书院、夜光池、李公桥、温泉等等这些有形的建设，而更多的是精神的传承与感召。 明代人沈钟在《随州名宦乡贤祠记》中，说李充嗣在“百度具举”之时，创建名宦乡贤祠的良苦用心，“为后来生于斯仕于斯者，劝其用心远矣哉。” 生长于马坪的颜木，是在李充嗣精神的感召下，成长为“乡贤名宦”的一个典型。 据清同治《随州志·耆旧》、许宗鲁《凤阳府亳州知州颜公木墓碑》、清光绪《亳州志·名宦》等载，颜木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中进士，后“知亳州，修建学校，禁遏豪强……尤长於文学……崇祀名宦。”他曾不惧触怒“龙颜”，上奏劝阻明武宗朱厚照南巡，遭到杖责。被人“中伤”免官而归，居马坪二十余年 ，而“益淬砺自信”，更加注意保持自己崇高的气节，他慷慨激昂地说：“别人能阻止我的仕途，而不能扰乱我的步伐；能罢免我的官爵，而不能毁坏我的学问。我将树风立言，示范后世，屹然为淮河汉水之间的表率。” 出外为官，颜木能为民造福，即使落官还乡，也受到百姓的爱护，“亳民德之，护持以行，得返于乡。”而居乡为民，本不想再涉世事，随州知州任德一句话：“你是随州出生长大的，怎么可以推诿不为随州做事呢！”颜木即起而为修州史，鞠躬尽瘁。 颜木感恩于李充嗣，“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举于乡者，固公之遗教也。”而颜木自身，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并发扬着李充嗣的精神，“屹然表正于淮汉之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