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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充嗣,知民疾苦“李老子”(图)

2015-7-11 09:09| 发布者: 隋意| 查看: 179249| |来自: 随州日报

记者张 顺
    明代中期,随州有一位“父母官”备受百姓爱戴,在他离开随州八年之后,随州人仍念念不忘,立碑纪念;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从“夜光池”、“白云书院”、“岁丰桥”等随州城的一个个历史遗迹中,感受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绩……他,就是明代随州知州李充嗣。
A  知民疾苦“李知州”
    李充嗣由岳州通判调任随州知州,是在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在他离开随州八年之后,一位随州文士颜木写下《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开篇即浓情如许:“公去今也八年,州之人德公,如公在州……”
    颜木与李充嗣并无直接的交往,李充嗣来随州任知州,已三十出头儿,而他离开随州的时候,颜木尚年少,自然“不能知公”,因此,他的记述与抒情,便完全是为随州老百姓“代言”,抒发了对曾经的“父母官”无比的感恩与怀念。
    尽管此时的李充嗣已在别地作官,并屡有升迁,但《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并无拍马之嫌,而是为了将李充嗣的“善政”形诸文字,留名青史,作后来者的榜样。
    始修于明成化年间、重修于清同治年间的《随州志》也记载了李充嗣的事迹,“至则知民疾苦,环城为堤,以御水患,又以水无蓄泄,筑堤塘,兴水利,于是污莱辟,户口盈,逾年增至七千三百余户”。当时的随州,水患严重,“蟷水泛溢,冲没南市,岁为患”,李充嗣组织老百姓修堤护城,城内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挖塘利田,开垦荒地,一年的时间,人口即“增至七千三百余户”。
    “七千三百余户”在如今是一个不大的人口数字,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尽管此时距明朝的建立,已有百年之久,但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随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周朝以随控制南土,汉朝为用兵之要地,魏晋南北朝随州时南时北,唐朝为控扼南方特在随州设都督府,金元南下均以得随为利,南宋抗金抗元随州更是前沿阵地……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议战守者,未尝不切切于随州”。
    而频繁的战争,给随州人造成了沉重的灾难,战火纷飞的时候,人们若不逃离家园,就性命难保。
    《后汉书·侯霸传》中,呈现了当时随县社会景象:“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县界旷远”的另一层意思,即是人口稀少。到唐代,唐太宗曾在其《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里说道:“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距邓州不远的随州,处境也是“十不存一。”安史之乱后,随州又成为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战场,《旧唐书·李惠登传》载,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元明之际,战火连年,随州老百姓或逃或亡,又是一个“地广民稀”的景象。据《随州志》载,明代沿袭元代,随州领有随县、应山二县,明初由于人口稀少,全州 “除关厢外分4乡12里”(10户为1甲,10甲为1里)。
    因此,随州难觅土著,近年许多姓氏修族谱,追根溯源,大多上溯到明清,就发现为“外来人口”,老根儿或在山陕,或在赣鲁。
    李充嗣在随州的“善政”,也是明孝宗时代“弘治中兴”的一个缩影。
    明孝宗朱祐樘的出身颇为坎坷与传奇。其生母纪氏作为广西叛乱土司的女儿,被俘入宫中,与明宪宗偶遇怀孕,却遭到受宪宗之宠的万贵妃逼令堕胎。纪氏历经艰险生下朱佑樘,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哺养成长,朱樘长到六岁才为明宪宗所知。朱樘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其生母纪氏及帮助他的门监张敏,都为人所害。朱佑樘在其祖母、宪宗之母周太后的亲自呵护下,才得以长大成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宪宗去世。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明孝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但17岁的明孝宗朱佑樘面对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大明江山。据《明史·本纪第十五》载,孝宗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商议政事。朱樘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重视司法,大力整顿朝纲。因而,吏治清明,任贤使能,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李充嗣这样的一大批忠诚贤能之士,有了用武之地。

B  保境安民“李老子”
    李充嗣在随州的“善政”,有其系统的治理策略,先是除民之苦,解民之忧,在民生与治安上给老百姓以充分的保障,接着从“物质文明”延伸到“精神文明”,在城市建设和文化教育上大下功夫,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泽被后世,以致于随州老百姓在他离开了随州若干年之后,仍对他感恩戴德。
    他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大兴水利,发展生产,呈现“夏秋之际,禾黍盈野”的景象。粮食丰收,他又建“义仓于四乡,贮谷万斛,饥散丰敛,民赖以济。”丰年储粮,饥年开仓放粮,百姓有了最重要的生活保障。以往秋粮外运,上交皇粮,都是由官吏雇百姓的船运粮,一些污吏巧取豪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李充嗣则“造舟三十六艘,分给土人之善济者,无事听其驾以取利,转漕令其候以装载,民两便之。”此一举多得:一保证了上交皇粮任务的完成;二使百姓在“转漕”运粮之余,还能正大光明地以公船干点私活儿,既促进了流通,又谋取了正当的收入;三是堵死了贪官污吏以“转漕”牟利的渠道,净化了官场风气。
    当时的治安形势很严峻,多“寇盗出没”。李充嗣派人丈量村庄之间的距离,每隔五里,即“择高旷处,设窝铺,编民夫,夜守有惊,则鸣钲相闻,协力以御之。”“荆襄盗起”,李充嗣又招募青壮,亲自监督操练,建立了一千三百人的地方武装,寇盗来袭,李充嗣建立的这支队伍英勇迎战,俘获寇盗头目,其他寇盗则四散而逃,并相互告诫说:“李老子不可犯也。”
    在建设方面,李充嗣的“善政”中颇多“标志性”的建筑。
    比李充嗣中进士还早两年的随州人宗彝,曾写了一篇《李公桥记》,记下了李充嗣任随州知州第二年重修“岁丰桥”,随州父老请求将桥名改为“李公桥”的故事。
    坐落在城西护城河上的岁丰桥,如今偏居一隅,毫不起眼,但在明代,却是关乎民生的交通要道。“岁丰桥”名称的来历,宗彝也无从考证,只说是“父老相传曰岁丰桥”。因常遭山洪冲击,当时桥已毁坏,“每水落溪干,断石滚滚”,只剩桥址,交通不便。李充嗣“日矜民悴,巡阡陌,每过此回顾,心一恻然”,于是捐出自己的官俸,派人“结庐溪左,督工石,工师黔庶,日争效力,仅二月而桥告成……东西横跨溪两崖,通襄汴荆蟷诸郡之官道。”自此,往来者风雨无阻,“父老欢呼道上”。于是,随州父老请宗彝作记,并请求将“岁丰桥”改名为“李公桥”,“李公举进士有声,郎秋官判岳阳有声,及守随益著贤声……随之人借贤名以荣桥,借桥名以怀仁。”
    从与李充嗣同时代的随州人颜木、宗彝等人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到在李充嗣的治理下,随州日渐繁荣的景象:随州城“设四门,门建旗亭,而时启闭之”,“又立白云汉东之二楼,尹公瑞莲洗心温泉之四亭,凡所以为敬神之典,惠民之政,游观之所,一一而具举焉。”他还在交通要道上兴建了十六个驿站,并“夹道植林木七百余里,入其途者举欣欣然有喜色矣。”
    李充嗣极重视教育与文化的传承,创建白云书院、乡贤名宦祠、尊经阁,并在乡下“各建小学,皆为择师以教”,生长于应山县马坪的颜木身受其益,所以由衷地说道:“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举于乡者,固公之遗教也。”
    白云楼,在随州城西,因宋代诗人邢居实登城远眺即兴赋诗而得名,诗曰:“来时城南陌,始见梅花白。回首汉江头,黄梅已堪摘。杖策登高城,极目迥千里。落日下青山,但见白云起。”到明代,楼早已毁坏。李充嗣“凿城西地为夜光池,于池南累土为基,高与城等,复建是楼,下置白云书院,以祀欧阳文忠公。”
    李充嗣此举,将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重建白云楼,延续、光大了随州城的历史意蕴,而为建楼取土所形成的池塘,又与溪泉相通,命名为“夜光池”,与“随侯之珠”的传说遥相呼应,形成了继往开来的新景观。白云楼下再建白云书院,既纪念大文豪欧阳修,又传承了文化传统,有形和无形之间,给随州人以莫大的激励。
    可惜后来有一个叫史经的人来随州当知州,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白云楼不利于知州的官署,竟将白云楼毁了。到清代,知州吴蘩孙在白云楼旧址上建了一个小亭子,曰“白云亭”。
    夜光池也年久而废,清代乾隆年间有居民锄地挖出一块石碑,碑有“夜光池”三字,并有“明进士李盘诗知州胡观澜因立碑池上,而建亭以覆之”的碑文。
    而李充嗣当时的心境,常常是报国之心与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游洪山》一诗中写道:“一雨清凉万物新,省耕随地踏芳春。明时愧我叨民牧,尚有饥寒洒泪人。”即使是游山赏水,也不能忘怀于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的职责,为属地还有“饥寒洒泪人”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在其《夏日登白云楼》诗中,也是时时不忘使命:“浪迹湖湘几度秋,百年忠孝是身谋。”
C  平叛有功“李尚书”
    在随州勤政爱民、“善政”颇多的李充嗣,后来几经升迁,并以文臣而赴疆场,立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
    据《明史·列传第八十九》载,李充嗣离开随州之后,“擢陕西佥事,历云南按察使。正德九年,举治行卓异,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
    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副首长,正三品的官职。而属大九卿之列的都察院,是明代朝廷的创制,与朝廷六部平行,掌管弹劾建言,会同吏部掌官吏升迁、考察、黜陟,会同刑部、大理寺掌司法刑狱,另有各道御史稽查各官署、地方职官,手里拿着“一票否决权”,几乎掌着官员的“生死簿”。
    李充嗣以政绩而升任右副都御史这样重要的官位,说明当时朝廷的风气,“正能量”还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各方面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
    此时明朝的掌柜,是明武宗朱厚照。明弘治18年(公元1505年),因童年艰辛、身体羸弱的明孝宗朱佑樘病逝,年仅36岁。他在弥留之际对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顾命大臣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
    据《明史·本纪第十六》等载,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15岁就即位为皇帝的朱厚照,果然玩性不改,在刘瑾等号称“八虎”的太监引导下,宫中成了他的游乐场: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朱厚照则扮做富商;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明孝宗留下的一班大臣,刚正廉洁,冒死直谏,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但刘瑾的一番哭诉,明武宗朱厚照却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
    官场生态变得险恶起来,但李充嗣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河南。遇到荒年,李充嗣请示发钱发粮救济灾民,资金粮食不够,就动员富家大户借钱借粮。当时逃荒的老百姓多聚集开封,李充嗣就派人煮粥“哺之”。一个多月后,再资助老百姓还乡。
    当时刘瑾等宦官气焰嚣张,常假借要向皇上“进贡”之名,向地方“要求百端”。李充嗣慨然上书:“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走狗诸物,皆借名科敛……无虑十余事,苛派动数十万。其左右用事者,又私于境内抑买杂物,擅榷商贾货利。乞严行禁绝。”皇帝下诏只禁止“科取而已”,并未追究“科取”者的责任。
    明武宗越发玩得昏天黑地。刘瑾等兴建了“豹房”,里面藏有许多乐户、美女、娈童,供武宗日夜作乐。自然地,明武宗待国政也如儿戏,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又给自己加封为 “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 《明史》评价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明武宗朱厚照的荒淫无道,引起了同为朱元璋后人的宁王朱宸濠,对皇位的觊觎。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朱宸濠得知皇帝遣使南下,将取消自己护卫和屯田等方面的特权,趁自己生日、地方文武官员入府祝贺之机,称奉太后密旨,因当今皇帝荒淫无道,令起兵入朝。当日杀死不从其命的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将御史王金、江西布政使胡濂等十余人捕入监狱。朱宸濠集兵号称十万人,从南昌出鄱阳湖,陷南康、克九江,并自帅水军沿江而下,围攻安庆,欲入南京即皇帝位。
    而李充嗣已于正德十二年 (公元1517年), “移抚应天诸府”。明朝实行两都制,明成祖定都北京之后,南京为陪都。此时,宁王朱宸濠的叛军欲占据乃祖朱元璋称帝的南京,从而登高一呼,号令天下,而 “应天诸府”,正是抵御叛军的屏障。大敌当前,李充嗣对南京兵部尚书乔宇说: “南京都城的守备属于您,京都附近地方的防卫由我来担当。”于是自己率精兵万人,驻扎于采石矶,并派遣使者进入安庆城中,令指挥杨锐等坚守,同时 “声言京边兵十万旦夕至”,催促地方准备军饷,以迷惑叛军。朱宸濠果然 “疑惧”,不敢向东进军。
    朱宸濠的反叛,只持续了四十三天,即以大败收场。明武宗朱厚照虽然 “玩性”不改,但毕竟还有一大批正直有为的忠臣在维持朝政的运转。而宁王朱宸濠,虽有政治野心,但为人极差,他欺压百姓,为叛乱疯狂敛财, “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他招集群盗,并派群盗四出劫掠,若遇有反抗者,则屠杀其家,百姓早已是怨声在道。其反叛,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平叛成功,朝廷论功行赏,已调任户部右侍郎的李充嗣,受到嘉奖表彰,随后又“进充嗣工部尚书兼领水利事”。 

近年重修的夜光池等建筑清代重修的李公桥(岁丰桥)

D  留芳后世“李名宦”
    在工部尚书的任上,李充嗣仍然恪尽职守,“开白茅港,疏吴淞江,六阅月而讫工。”明世宗继位,李充嗣更是建言献策,针对明武宗时“骤增内使”、“内臣苛索”等问题,向明世宗建议减少支出,并对 “内府征收,监以科道官”。明世宗在位早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因而对李充嗣的进谏,“帝俱从之。”后来,李充嗣改任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充嗣告老还乡,明世宗赐车马、批准官费使用沿途驿站将其送归澧州。不久,即病逝。
    因种种“善政”,李充嗣在随州人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位置,《随州志·名宦》中载,李充嗣离开随州之后,“民德之,生纎其主于尹公祠。”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在李充嗣离开随州尚健在的时候,随州百姓即将其姓名书写于木牌,供奉于尹公祠,说明随州老百姓对他的感恩戴德,已经无从言表,在老百姓的心中,李充嗣已近乎于“神”了。
    李充嗣所建白云楼、白云书院、夜光池旧址,在今神农公园内,从新建的房舍亭台池塘中,依稀可以想象李充嗣知随州时的风采。
    李充嗣重修的岁丰桥,被改名为 “李公桥”,后又毁于洪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再次重建,有铁链连接两端桥墩,水底铁链因波光粼粼,像蠕动的蜈蚣,所以民间就有了“岁丰桥下铁蜈蚣”的传说。1981年,有人发现一座石碑,石碑嵌在桥北西壁,上面刻有“大明洪(弘)历十年州主李充嗣建岁丰桥,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内被水冲崩,咸丰二年菊月,首人余朝贵重建”的字样。
    仍横跨于护城河上的李公桥 (岁丰桥),如今已不再承担繁忙的交通任务;而李充嗣发现并营建的大洪山温泉,如今已蔚为大观。
    明代人俞钊《温泉记》载,明弘治戊午年(公元1498年)春,李充嗣“循行阡陌,道经梅邱,顾瞻形胜,见而奇之,命乡民赵信等除繁木芟奥草,而得温泉之脉,规画量度,一小池,广八尺深二丈,引泉萦而注之,以为洗尘之所。池上构一小亭,覆之匾曰:温泉。泉之前,又构屋三间,以屏障之,扁曰:温泉。居者耽于斯,浴者憩于斯,行者息于斯,造化效奇至是始显。呜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李侯有功于随多矣。”
    这段文字,有几点令人回味:温泉的发现,并非李充嗣游山玩水的副产品,而是在“循行阡陌”、下乡调研时的意外发现;“见而奇之”,即付诸行动,建池构亭筑屋,“以为洗尘之所”,充分利用了资源;奇货可居,却并未据为己有,专为“居者”、“浴者”、“行者”服务,造福乡里。
    李充嗣对随州的贡献,不仅有白云楼、白云书院、夜光池、李公桥、温泉等等这些有形的建设,而更多的是精神的传承与感召。
    明代人沈钟在《随州名宦乡贤祠记》中,说李充嗣在“百度具举”之时,创建名宦乡贤祠的良苦用心,“为后来生于斯仕于斯者,劝其用心远矣哉。”
    生长于马坪的颜木,是在李充嗣精神的感召下,成长为“乡贤名宦”的一个典型。
    据清同治《随州志·耆旧》、许宗鲁《凤阳府亳州知州颜公木墓碑》、清光绪《亳州志·名宦》等载,颜木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中进士,后“知亳州,修建学校,禁遏豪强……尤长於文学……崇祀名宦。”他曾不惧触怒“龙颜”,上奏劝阻明武宗朱厚照南巡,遭到杖责。被人“中伤”免官而归,居马坪二十余年 ,而“益淬砺自信”,更加注意保持自己崇高的气节,他慷慨激昂地说:“别人能阻止我的仕途,而不能扰乱我的步伐;能罢免我的官爵,而不能毁坏我的学问。我将树风立言,示范后世,屹然为淮河汉水之间的表率。”
    出外为官,颜木能为民造福,即使落官还乡,也受到百姓的爱护,“亳民德之,护持以行,得返于乡。”而居乡为民,本不想再涉世事,随州知州任德一句话:“你是随州出生长大的,怎么可以推诿不为随州做事呢!”颜木即起而为修州史,鞠躬尽瘁。
    颜木感恩于李充嗣,“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举于乡者,固公之遗教也。”而颜木自身,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并发扬着李充嗣的精神,“屹然表正于淮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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