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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孟家将”守卫南宋北疆

2015-1-24 10:29| 发布者: 隋意| 查看: 173240| |来自: 随州日报
记者 张 顺
    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而“从岳飞至随州”并落籍于此的孟林,及其子孙孟宗政孟珙等“孟家将”,仍发扬“岳家军”的尽忠报国精神,攻灭金国,一雪“靖康耻”,抗击金蒙,守卫南宋北疆。
保家卫国,“孟爷爷”威震边城
    尽管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并称臣、割地、奉银,但金人仍时时南侵。
    当初,金人一遇上“岳家军”,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坐地投降;几十年后,金人又遇上了这样一个流淌着“岳家军”基因的将领,“金人呼为孟爷爷”,几仗下来,就“不敢窥襄、汉、枣阳”。
    这“孟爷爷”,名宗政。据《宋史·孟宗政传》载,孟宗政原籍山西绛州,其父孟林,“从岳飞至随州,因家焉。”大概是在岳飞被害前后,孟林就在随州落籍了。
    而在孟宗政子孟珙的传记里,则更向上追溯了一代:“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四世祖安,尝从岳飞军中有功。”
    看来,孟宗政的祖父、父亲都是岳飞的部属,并屡有战功。生于“岳家军”、长于随州的孟宗政,自然继承了乃祖乃父之风。
    说孟珙是“随州枣阳人”,因当时枣阳隶属随州,正是南宋北疆的边城。
    据《宋史·吴柔胜传》,吴柔胜“出知随州,时再议和好,尤戒开边隙,旁塞之民事与北界相涉,不问法轻重皆杀之。郡民梁皋有马为北人所盗,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与其徒亦发二矢。北界以为言,郡下七人于狱,柔胜至,立破械纵之,具始末报北界而已。”
    看来,南宋朝廷与金的议和,往往是以无辜者的牺牲为前提的。而居住在南宋北疆的随州人,日子实在不好过。宋金时战时和,战时生灵涂炭,自不待言,而和时,竟也是动手打手动脚打脚。南宋朝廷及地方官吏,为了“再议和好”,对边民的民间纠纷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味“克己”,一遇南北“外交纠纷”,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杀自己人。随州人梁皋的马被北面的人偷了,急忙去追,对方竟以箭相射,自己“正当防卫”地还了两箭,却捅了马蜂窝,被金人“投诉”,随州的地方官吏竟将梁皋等七人下狱,要不是吴柔胜正好这时到任随州知州,这七人可能就做了冤死鬼。
    这便是孟宗政的成长环境,史载,他“自幼豪伟,有胆略,常出没疆场间。”在抗金的战场中,他自学成材,并崭露头角。
    而知州吴柔胜也心明眼亮,“收土豪孟宗政、扈再兴隶帐下”。此“土豪”非彼“土豪”,或许是因为孟宗政的“豪伟”、“胆略”,在地方上他已经是能够呼风唤雨的一方“大哥”。同时,吴知州“筑随州及枣阳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军曰‘忠勇’,廪以总所阙额,营栅器械悉备。”
    当时的枣阳太平镇寺庄是宋与金交界处,枣阳城因而是南宋的北面边疆县城。吴知州修城备战建立地方武装,为防备金人侵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孟宗政、孟珙父子先后率领抗金的宋军,长期驻扎于此,并增筑枣阳城,击退金兵百余次进攻。因而,“孟家将”的抗金,较之于“岳家军”,则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保家卫国”的感情色彩,随州人也因而有赖于“孟家将”的英勇作战,减少或免除了金人的蹂躏与掠夺。
    公元1206年,“金将完颜董犯襄、郢,宗政率义士据险游击,夺其辎重。”由此,他受到宣抚使吴猎的重视,任命他为承节郎、枣阳令。又受到吴柔胜等人的推荐,授秉义郎、京西钤辖,驻扎襄阳。
    公元1217年,金军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率军“蹀血以战,金兵败走。”接着,枣阳围急,孟宗政日夜兼程,“抵枣阳,驰突如神,金人大骇,宵遁。”此战,孟宗政以功兼任枣阳军节度使。
    孟宗政治军,有“岳家军”之风,他有一个近侍“犯新令,立斩之”,从而令行禁止,军威大振。同时,“筑堤积水,修治城堞,简阅军士”,积极备战。
    后来,枣阳城保卫战中,他带领的部队及加固的城池,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考验。
    金帅完颜赛不率步兵骑兵围城,孟宗政奋力抗战,枣阳城巍然不动,三个月的时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都是身先士卒。金人每战即败,怒火冲天而又无计可施,在枣阳城四周开挖濠沟,濠沟四周又布置重兵把守,这还不放心,又四周围以绳索,绳上系上铃铛,铃铛一响,狗就叫唤,如此煞费苦心,防止宋军突围出城。孟宗政根本不把金人的这些小伎俩放在眼里,一发现金人的薄弱点,即派壮士趁机出城杀敌,金人不能抵敌。等南宋的援军将到,鼓声相闻,孟宗政即率诸将出战,围城的金人一战即溃,四散而逃。此战,孟宗政又受到“赐金带,转武德郎”的奖励。
    次年,金帅完颜讹可又集中优势兵力,来势汹汹,率军再攻枣阳城。金人此战志在必得,准备充分,而孟宗政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次金兵可谓是武装到牙齿,兵士披着厚厚的铠甲、罩着铁面具,将毛毡、皮革浸湿覆盖在城下的火阵上,架天桥、拥云梯,蜂拥而上,强行攻城;而孟宗政的部队呢,不慌不忙,等金兵一露头,即以长戈剌敌人的咽喉,金兵纷纷落于城下。城上强攻不行,金人又转到城下,募集大量矿工石工在城墙下开挖地道,又运柴草堆到城楼下,欲焚烧城楼;孟宗政拆掉城上的木楼,在城墙下挖出深坑,等金兵的地道刚一挖穿,就点燃烈火,用风箱往地道里灌毒烟。城墙塌陷,两军短兵相接,“宗政激将士血战,凡十五阵,矢石交,金兵死者千余,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统殪……金人横尸遍地,夺其铜印十有六,讹可弃帐走,获辎重牛马万计。”
    孟宗政连战皆捷,甚至追击到当时金国境内的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为给田、创屋与居,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威振境外。金人呼为‘孟爷爷’”。虽然孟宗政不是科班出身,“未尝学兵法”,但其用兵之道,却是得自“岳家军”的“家传”,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忠而爱民,以致敌占区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投奔而来,他都妥为安置,让其生计无忧,并建立民兵组织,共同保家卫国。孟宗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打的是一场 “人民战争”,难怪金人对孟宗政,只剩下称“孟爷爷”的份儿了。孟宗政病逝之日,“边城为罢市恸哭”,其深得民心,可见一斑。
破蔡灭金,孟珙痛雪“靖康耻”
    “岳家军”的基因造就了孟宗政,而“孟家将”的家风,又成就了孟珙及其兄弟孟瞡、孟璋、孟瑛。
    孟珙正是在跟随其父孟宗政的征战中成长起来的,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史·孟珙列传》对他的记载,洋洋洒洒六千多字。
    还是在孟宗政从襄阳驰援枣阳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孟珙,就显露出作为一员骁勇战将的神威。“宗政被檄援枣阳,临阵父子相失,珙望敌骑中有素袍白马者,曰:‘吾父也。’急麾骑军突阵,遂脱宗政。”孟宗政陷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孟珙带领骑兵冲入敌阵之中,临危不惧,敢冲敢打,终解父围。后来,金军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将枣阳城层层包围起来,孟珙毫无惧色,“登城射之,将士惊服”。并出城袭击金军,“破砦十有八,斩首千余级,大俘军器以归”。其父孟宗政去世后,他所招唐、邓、蔡壮士二万余人,建立的“忠顺军”,最初由江海统领,但众人不安,上级以孟珙代替江海,孟珙对“忠顺军”进行重新组织,“分其军为三,众乃帖然”。孟珙不仅治军有方,对地方的经营管理,也颇有建树,他“创平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十八里,由八叠河经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万顷,立十庄三辖,使军民分屯,是年收十五万石。又命忠顺军家自畜马,官给刍粟,马益蕃息。”以建平堰、水渠、通天槽等水利工程,灌溉良田,并将军民组织起来,亦兵亦民,进行生产,粮食丰收,战马繁殖,在驻守南宋北疆的同时,自力更生,解决了粮食、战马的自给自足。至此,孟珙已经成为南宋王朝的一位方面大员,任京西兵马钤辖,驻扎枣阳,总领三军。
    而此时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曾经不可一世,俘徽钦二帝灭亡北宋,并在南宋面前步步紧逼的大金国,此时已逐步衰落,在新兴的蒙古汗国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步入穷途末路,首都被迫由中都(今北京)迁到了宋朝故都汴京(今开封)。
    金宣宗南迁之后国势益弱,但却想“堤内损失堤外补”,趁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发生纠纷发动西征之机,接连南征南宋、西征西夏以扩张领土,并且多线作战,持续抗击蒙军。公元1224年金宣宗去世,由于其长子早逝,由次子完颜守绪继位,为金哀宗。
    金哀宗即位后,力图振作,大力改革,改变宣宗的对夏、宋政策,与西夏与南宋停战和解,建立直属中央的忠孝军,任用完颜陈和尚等抗蒙名将,专力抗蒙。在1228年大昌原(今甘肃省宁县太昌原乡)一战,金忠孝军以四百骑大破蒙军八千之众,取得了金蒙战争中的最杰出的胜利。但金朝的国势已积重难返,哀宗虽竭尽全力,终究无力回天。蒙灭西夏后即全力伐金,1232年,蒙金双方大战于钧州三峰山,“合达、完颜陈和尚、杨沃衍走钧州,城破皆死之。”经三峰山会战、钧州战役,金军主力丧失殆尽,蒙军迅速包围汴京,汴京城内瘟疫大起,粮食紧张,金哀宗于是离汴京,渡黄河,奔归德(今河南商丘),随后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坚守蔡州,金哀宗下诏命金将武仙派兵救援。武仙自三峰山溃败之后,到了南阳收拢溃兵,竟得众十余万,声势大振。此时,武仙认为蔡州难守,企图夺取南宋的四川作为落脚之处。
    金将的垂死挣扎,又撞到了孟珙的“枪口”,揭开了又一次宋金大战的序幕。
    武仙派手下武天锡进攻光化,想打开入蜀的通道,孟珙率军迎击,一鼓攻破其营寨,阵斩武天锡,初战告捷。武仙进军吕堰(今襄阳东北),遭到孟珙等宋军的三面围攻,伤亡惨重,只好撤军。孟珙接着向北迫近邓州。邓州守将伊喇瑗等奉表请降,孟珙采纳降将建议,突袭敌寨,杀金将小元帅,率军直击马蹬山,“火烛天,杀戮山积”,金军一万多人投降。武仙欲退往商州继续抵抗。孟珙设阵埋伏,发动总攻,“降其众七万人,获甲兵无算。”金哀宗入蜀偷安的计划,宣告失败。
    还是在金蒙大战之时,蒙古遣使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南宋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少数人主张应借鉴徽宗当初与金海上之盟的教训——灭辽之后,金很快加兵于宋。而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宋理宗,却把联蒙灭金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但宋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公元1232年,宋将孟珙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合围蔡州。
    孟珙一举击溃前来阻击的金军,与蒙古将领塔察儿分工合作,命诸将夺取制高点柴潭楼,开挖柴潭堤,放潭水入汝河,用薪柴填平潭池,宋军顺利过潭攻城。同时,蒙古军也决开蔡州城西的练江,逼近城下。至1234年,正月初九,宋蒙联军发起总攻,金军拼死抵抗。
    据《金史·哀宗本纪》载,蔡州已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初九夜,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遂下诏禅位予宗室完颜承麟,理由是哀宗认为自己身胖,不能策马突围,故传位予身手矫健、有才有略的完颜承麟,望他延续国祚。此时金哀宗已决意自杀,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
    金哀宗恨恨不平的是,自己并非“荒淫暴乱之君”,且为天子十年还算有所作为,却仍逃不脱“亡国之君”的宿命,殊不知,他是在为其祖辈父辈们还债。《元史》载,“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力尽乃毙,可哀也矣。”
    而再回到南宋的立场上,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时刻。《宋史·孟珙列传》载,“珙帅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万众竟登,大战城上,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珙问守绪所在,天纲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珙与 盏分守绪骨……”
    金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不愿受辱“为俘献”,但遗骸还是被宋元一分为二,各取一份回去报功。被宋军带回首都临安告太庙的金哀宗遗骸,最后藏于大理寺狱库,仍然还是一个“被囚”的命运。
    至此,孟珙破蔡灭金,一雪“靖康耻、臣子恨”,完成了岳飞等前辈的部分夙愿。
“介胄之士”,忠君体国贯金石
    孟珙立功而还,自然受到宋理宗的嘉奖:“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并问计于孟珙,对恢复中原,孟珙答道:“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对与元蒙和议,孟珙更是慷慨而答:“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
    当时元蒙势头正健,而南宋日见衰落,所以孟珙的建议,是从自身做起,只有逐步蓄积民力、人材,国力强盛了,才有匡复中原的机会。
    但宋理宗远不是一个“中兴之主”。《宋史·理宗本纪》评价他,“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虽有中兴大志,却不切实际,且用了一批权臣奸相,与“中兴”之志背道而驰了。
    虽说在宋蒙联合灭金之时,有元蒙归河南之地一说,但双方力量悬殊,当南宋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出兵攻取开封、洛阳等地,以收复过去金军从宋朝抢占、现被元蒙占领的失地的时候,宋蒙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公元1235年,蒙军分三路南侵。窝阔台的儿子阔出率中路军,进攻襄州、郢州;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阔端率领西路军,向甘肃一带出发,进攻四川;蒙古将领口温不花,从中路进攻江淮地区。
    唐州失守,枣阳失守……此时,孟珙任南宋主管侍卫军马司公事,驻扎在黄州,兼知光州、黄州。孟珙在黄州积极备战,又接纳大量的南下的边民,“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
    蒙军攻势凌厉。孟珙被授以重任,“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蒙军攻蕲州,孟珙派兵解其围;蒙军又攻襄阳,随州、荆门、郢州的郡守皆弃城而去,复州的郡守战死,江陵危急……孟珙率军救援,为了防止蒙军偷渡长江,孟珙命令部队改变旗帜和服装的颜色,循环往来,到夜晚用无数火炬把长江照明,达几十里路,并反击蒙军,“破砦二十有四,还民二万”。孟珙因救援有功被封随县男爵,擢高州刺史等,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指挥各路抗蒙军马。
    在孟珙的指挥下,各路将领通力协作,“张俊复郢州,贺顺复荆门军……刘全战于冢头,战于樊城,战于郎神山,屡以捷闻……遂复襄阳。”
    襄阳地区的收复,对保卫南宋政权至关重要,孟珙上奏朝廷:“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他征取青壮年参军,加强了襄阳城的防御措施。
    公元1238年,蒙军号称八十万攻打四川,多地失守。孟珙派将拒敌,增置营砦,分布战舰,率师西上,并向朝廷建议设立“上流备御宜为藩篱三层”的抗蒙方案,层层设防。他身兼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等方面重任,“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开州守官梁栋以乏粮为由退回夔州,被斩首示众。从而各将齐心协力,击退进犯的蒙军,并以攻为守,派将袭扰其后方,“分路挠其势……火其积聚”。
    他还将“沿边经战之士”组织成“宁武军”,“回鹘爱里八都鲁帅壮士百余、老稚百一十五人、马二百六十匹来降”,他将其组成 “飞鹘军”,日益壮大抗元力量。同时,“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巩固抗战前线。
    此后,拜检校少保、封汉东郡公的孟珙,呕心沥血,东策西应,守卫南宋北疆,但仍有一些良策不被采用。因此时的宋理宗,“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国事日非。孟珙忧劳成疾,请求退休,于公元1246年10月逝世于江陵。
    《宋史》评价孟珙 “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与岳飞相比,其 “尽忠报国”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其个人结局迥异,或许是由于孟珙 “退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其学邃于易……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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