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 顺

       四岁丧父，投奔其叔；寄寓随州，画荻学书；破筐淘宝，师承韩愈……欧阳修在随州度过了十八年宝贵的青少年时代，为其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成一代大家，并成就一段传诵千古的励志故事。

       欧阳修从四岁就随母来到随州，二十二岁离开，在随州长大成人、成材。按时下的说法，欧阳修该称随州为“第二故乡”才是，但他在其诗文中，对随州并没有什么溢美之词，甚至在其《李秀才东园序》一文中说，随州“虽名藩镇而实下州，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朝廷达官大人，自闽陬岭徼出而显者，往往皆是，而随近在天子千里内，几百年间未出一士。”这几乎是对随州在物产、人才等方面的全盘“差评”。

       尽管在此文的末尾，也转了个弯儿，对随州留了些许面子，“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矣，岂能忘情于随哉。”欧阳修一生以“庐陵欧阳修”自居，传统上以祖籍地为故乡，其不认随州这份“乡情”倒也无可厚非；而成长于斯，不“忘情于随”，也算给随州点了一个“赞”，但一个似乎不经意的“陋”字，却又给随州贴上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标签。

       欧阳修如此评价随州，也反映了当时随州的一些实际情况。

       隋唐时期，随州为汉东大郡，但随州南北过渡、交汇的区位特征，常使随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史载“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而唐代安史之乱，随州百姓蒙难更为惨烈，“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州数被乱……人无处业。”宋太祖“特建随州为崇义军”，也是基于随州战略位置的考量。随州名为藩镇，是其战略位置使然，经济上实为下州，又恰恰是因为战略位置重要、战火频仍所造成的后果。

       如今，文物工作者常常感叹，随州的地下文物丰富，而地上文物稀少；许多家族修订族谱，溯其族源，绝大多数为外地迁入，而少有随州土著。这些，都印证着随州千百年来历经战乱的历史沧桑。

       欧阳修对随州，名之以“陋”，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感因素。他在随州十八年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平生第一场决定人生前程的考试，又遭随州“有司所黜”。

       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其父时任绵州推官。宋朝“推官”一职，朝廷三司下各部的推官，大概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开封、临安二府的推官大概相当于法院院长；而其他各地的推官，则只是地方官署幕僚，没有多少实权，俸禄不多。后来，其父任泰州判官，依然非正官而为僚佐。欧阳修四岁时，其父去世，寡母带他到随州投奔叔父，而其叔父的官职，也是“推官”一职，且清廉自持，决不谋不义之财。因而，欧阳修母子的生活较为拮据，《宋史·欧阳修传》载，其母为了教育好他，无力请师就学，就亲自教他，“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荻，是一种近似芦苇的草本植物，大概那时的随州城边，可以俯拾皆是。买不起纸笔，折一枝荻杆作笔，在地上教儿子写字，欧阳家的窘境，可见一斑了。

       欧阳修的叔父对寡嫂孤侄，并非没有尽力尽心。在《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中，欧阳修对叔父的评价是，“明足以决于事，爱足以思于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洁其身。”且叔侄感情极深：“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长焉。……于其葬也，其素所养兄之子修泣而书曰：‘呜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无复在者矣。其长养教育之恩既不可报，而至于状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见焉矣。’”叔父去世下葬，欧阳修痛哭流涕，哀叹于不能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痛哭于不能再见到叔父的音容笑貌！

       作为宋朝一位州级官署的中层干部，欧阳晔给自己的四子一女及兄长的遗孤提供良好的生活及学习条件，应该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欧阳晔的两个性格特点，注定了欧阳家的日子过得不宽裕。

       其一，是不愿攀高枝。“少而所与亲旧，后或甚贵，终身不造其门。”欧阳晔年少时的亲朋故旧，有的后来发达了，做了大官，他却不愿登门拜访。别人即使是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连个面儿都没见过，也能攀上个同年、同学，广积人脉，相互提携；而欧阳晔却将原本就有的人脉资源弃之不用，尽管是“举进士甲科”的资历，却难以得到提拔，所任之职也就只能是一些地方官署的“判官”、“推官”、“掌书记”之类。最后“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书屯田、都官二员外郎”，看起来级别不低，其实只是一些荣誉称号。

       其二，是“洁廉自持”。有一次，“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数百人，转运使疑其积物多而僧为奸利，命公往籍之。”这应该说是欧阳晔一个很有“油水”的办案机会，奇峰寺聚集了几百个和尚，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转运使怀疑和尚有不法牟利的行为，派欧阳晔前去登记其财产。此行有尚方宝剑在手，所查的对象又是一些“肥和尚”，一般的官员去了，自然会盆满钵满。果然，“僧以白金千两馈公”，出手不凡，而千两银子，对欧阳家也实在意义重大。欧阳晔却一笑置之：“我哪里用得上这银子？但是，你能听从我的意见么？今年是个大荒年，你们有积谷六七万石，如能都送到官府赈济饥民，那我就不登记你们的财产。”古时，“籍”往往与“没”连用，即登记其财产的过程中，若查出不法情节，这些财产便全数没收充公了。对欧阳晔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尚们自然乐得“丢卒保车”，而随州的饥民，也全赖这六七万石粮食，得以活命。

       正是因为欧阳晔这两个性格特点，俸禄不多而又没有“灰色”“黑色”收入，“家贫”也就成为欧阳修抹之不去的童年记忆。甚至，他在随州长到二十多岁，连大洪山奇峰寺这样的风景也无从得见，以致随州印在他脑海里的形象，便脱不了一个“陋”字。

师承韩愈，破筐淘宝因缘际会

       欧阳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文学理论，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而欧阳修“师承”韩愈的因缘际会，跨过200多年的时空，却在随州这块“陋”地上落地生根。

       在《李秀才东园序》中，欧阳修曾说到随州“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后来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又写道：“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看来，好学的欧阳修与好学的李尧辅，是童年的伙伴，于是常到李家玩，这是贫困的欧阳家与富裕的李家交会的一个联结点；而李家重视子孙的教育，家多藏书，甚至有许多旧书装在破筐子里，使欧阳修得以发现其中的《昌黎先生文集》；而还是少儿的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文章，尽管不能完全懂，却一见钟情，爱不释手了……在这一连串的偶然与必然中，随州这块“陋”地，为欧阳修的成长贡献了宝贵的营养。

       李家能有六卷本的《昌黎先生文集》，尽管书页“脱落颠倒无次序”，在当时，也是稀罕之物。当时流行、时髦的，是杨亿、刘筠等人的骈俪文体，因其“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有助于科举考试，又能赢得名声，名利双收，众人自然是趋之若骛，没有谁去称道老掉牙的、200年前唐代韩愈的文章。

       欧阳修“乞李氏”，李家也慷慨大方地将《昌黎先生文集》送给他。后来，他举进士入第，被派到西京洛阳为官，与尹师鲁等人一起倡导诗文革新，又将所收藏的《昌黎先生文集》拿出来，加以增补，并“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韩愈的文章终于成为 “时文”，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运动，也大功告成。

       毛泽东读《新唐书》，在有关韩愈的内容旁，特意批注：“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这“厥功伟哉”的功劳簿上，当也有随州李氏的一份贡献。

       欧阳修“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但在科举之路上，却坎坎坷坷。

       这第一次的挫折，便是他十七岁时参加随州乡试，出乎意料地落榜了。他自己说得颇为简单：“年十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看来，尽管叔父作推官，可其做考官的同僚，还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比欧阳修稍后的北宋襄阳人魏泰，在其笔记体著作《东轩笔录》中，作为逸闻趣事，对此事则记得较为详细：当时的试题是《左氏失之诬论》，要求对《左传》中荒诞不经之处进行论述。欧阳修得心应手，一挥而就，“条例左氏之诬甚悉”，文中有“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之句，将晋国有块石头说话了、神灵在莘地降临了、城外的蛇咬死城内的蛇预示郑厉公将复辟、新近死去的鲁僖公和早已过世的鲁闵公两个鬼魂竟然一大一小……这些荒谬之处，精炼地概括出来。不料，当时“文章多尚四六”，欧阳修的文章因不合“骈四俪六”的对偶声律而被“黜”，但其“奇警之句”，却“大传于时”。

       对一个信心满满、锋芒毕露的十七岁少年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痛定思痛，欧阳修反省自己，他取出所藏的韩愈文集反复阅读，坚信韩文的文学境界是自己努力达到的目标，但是一般人不称道韩文，自己也没有深入钻研学习，只是“时时独念予心”。家贫的现实，使自己不得不“干禄以养亲”，通过科举考中进士，得到俸禄养家糊口；“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欧阳修不得不如此安慰自己，决定暂且放下学习韩愈的文章，去迎合 “时文”，得到俸禄之后，自己再全力以赴，一定要实现自己平生学习韩文的目标。

       又苦学了三年，欧阳修终于通过了随州乡试，获得参加第二年春天礼部会试的资格。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二十一岁的欧阳修第一次来到京城。或许是他迎合科举“时文”的自我改造，还不够彻底，这一次的礼部考试，没有考中。

       但这第二次挫折，对欧阳修的冲击，远没有第一次强烈。没有被 “有司所黜”的怨愤，而是积极改进自己的科举策略。他决定在暂时向 “时文”低头的同时，再另辟蹊径。

       第二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离开随州，带着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礼物，去拜谒当时的时文高手、汉阳军知军胥偃。

       当初李白也是以《与韩荆州书》，干谒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没有得到回应。而欧阳修的《上胥学士偃启》，胥偃却“大奇之”，并“留置门下”，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了他。

       《上胥学士偃启》如此开头：“某闻在昔筑黄金之馆，首北路以争趋；附青云之名，使西山而起价……”欧阳修以战国燕昭王筑台延士、西山伯夷叔齐隐居等典故为开端，洋洋千余字，表达自己希求知遇的心情。胥偃大为赞赏，并收为门徒。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春，二十三岁的欧阳修，随胥偃来到京师应试。在国子监考试中，获得第一；同年秋国学解试，又名列第一。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春，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在礼部省试中，又名列第一。三月，是最激动人心的皇帝亲临的殿试，欧阳修是“连中三元”、获得状元的热门人造，最终据说是因为他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将他名列第十四。从此，他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尽管首任也是 “推官”一职，并多次沉沉浮浮，却很快打破其父、叔终其一生而仅 “非正官而为僚佐”的魔咒，最终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并且， “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因而，为政颇多建树。

       而其“尽力于斯文”的“素志”，也得以实现。师承韩愈，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并提携后进，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显于世”，从而影响了一代文风。

       明朝时，随州刺史李充嗣于白云楼下修建了白云书院，纪念欧阳修，在书院中腾出一排房子为欧阳文忠公祠，后废。2007年，随州市政府在明代白云楼的旧址上修建了白云亭、夜光池和白云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