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乌龙巷里出“真龙”
记者 张 顺 随州城市民中心门前的马路，昔日曾是一条小巷。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其未发迹时，曾“游至汉东”，寓居此巷，与当时的随州刺史董宗本及其子董遵诲关系密切。当时的随州城，“紫云如盖”，黑蛇“化龙飞腾东北去”，“乌龙巷”由此而得名。宋太祖武功卓著，开创宋朝，治国却奉行 “文以靖国”，“右文抑武”，随州也因而人文荟萃，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龙潜随州，宋太祖大度得良将 唐宋之间，五代十国，天下大乱。赵匡胤于后汉初年，即漫游汉水之东，来到随州。据《宋史·董遵诲传》载，当时的随州刺史是董宗本，其子董遵诲在董宗本手下做一个下级武官。赵匡胤 “依宗本”，为董家的客人，而董遵诲仗着是刺史的公子，对这位“赵客人”每每不恭，而赵匡胤则极力避开，不与他发生冲突。 董遵诲曾对赵匡胤说：“每见城上紫云如伞盖，又梦见登上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一会儿就化成龙飞腾而起，到东北去了，随后雷鸣电闪，是什么吉祥的兆头儿？”赵匡胤成竹在胸，却默不作声。又有一天，赵匡胤与董遵诲在一起谈论兵事战术，董遵诲哪是赵匡胤的对手，理屈辞穷之时，立即不客气地拂衣而起，几乎大光其火。赵匡胤见再在随州住下去，说不定就与董遵诲干了起来，于是向董宗本告辞而去。 而自此，随州城上空的紫云，也就烟消云散。 这“紫云乌龙”一说，似乎有点玄乎。但二十五史历来如此，似乎贵为天子，特别是开国之君，没有点奇征异兆，就有点对不住苍生百姓，更对不住“君权神授”的金科玉律。在《宋史·本纪第一》中，记载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这“香孩儿”、“金孩儿”之说，也可姑妄听之姑妄信之，但赵匡胤的“器度豁如”与识人，却是实实在在的。 后周代后汉，董遵诲已由“牙校”而为将军，屡立战功，升任骁武指挥使。 当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后周而立大宋，成为大宋皇帝，老朋友又见面了。此时不仅时过境迁，主客易位，而且是沧海桑田，天壤之别了。尽管宋太祖赵匡胤是特别地“便殿召见”，以示故人之谊，董遵诲还是惶恐万分，“伏地请死”。 宋太祖赵匡胤立即令左右将董遵诲扶起，对他说曰：“你还记得过去紫云及化龙腾飞的梦吗？”其自得之态，跃然而出。而董遵诲当然只得再次五体投地，山呼万岁。 不久，有董遵诲的部下士卒击鼓告御状，控诉董遵诲十多件不守法的事。但宋太祖赵匡胤却搁置一旁，并没对其问罪。旧账未了，又添新债，董遵诲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随时准备听候处置。 赵匡胤再次召见他，对他说：“我正在赦免罪过，论功行赏，怎会还记着你过去的过错？你不要再担心，我将录用你。” 一错而再错，都一笔勾销，不再追究，而且还将被任用，董遵诲感动得泪流满面，一拜而再拜。 赵匡胤又问到董遵诲的母亲，董遵诲说，母亲在幽州，经患难已分隔在两地了。当时的幽州，尚处于宋朝北面辽国的境内。赵匡胤又派人请边境上的老百姓，悄悄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幽州迎回，送到董遵诲家。 董遵诲在感激涕零之外，派表弟刘综向赵匡胤进贡了一匹良马，表示谢意。赵匡胤却解下自己所穿的“真珠盘龙衣”，叫刘综带去，赐给董遵诲。这缀着宝珠、绘有盘龙图案的“真珠盘龙衣”，是天子的“龙袍”，刘综连忙说，遵诲是臣子，怎么敢接受天子之物？宋太祖却说：我正要给他委以方面大任，不要推辞了。 看来，宋太祖赵匡胤由一介武夫，而被“黄袍加身”，做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其最成功之处，并不在于“香孩儿”、“金孩儿”、“紫云乌龙”之类的奇征异兆，而在于其笼络人心的做人功夫。 不计前嫌，赦免董遵诲的前后过错；雪中送炭，解救身陷敌国的董家老母；锦上添花，亲解所穿龙袍赐予臣下……对于赵匡胤来说，没有宽广的胸襟气度而不能为；对于董遵诲来说，自此以后，只有肝脑涂地以报君恩的份儿了。 当然，这一切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赵匡胤的慧眼识人。或许，他在寓居随州的时候就发现，董遵诲尽管有种种不足，“不知书，豁达无崖岸”，但“多方略”，仍然是可以托付方面大任的人才。 董遵诲没有让赵匡胤失望。 后来，董遵诲被派到与西夏交界的地方，任通远军使。他召来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宣传朝廷的威德，宰羊斟酒，盛宴款待，皆大欢喜。但过了几个月，他们又来扰边，董遵诲即率兵深入其境，“击走之，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夷落以定”。宋太祖嘉奖其功，拜他为罗州刺史。宋太宗即位，又让他兼领灵州路巡检。董遵诲在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一面，夏人悦服”。 宋太祖得董遵诲一人，即得到了大宋西北边境十多年的安宁局面。 誓碑遗训，崇义军特建念前劳 据《宋史·王全斌传》等记载，公元967年（宋乾德五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曰：‘忠武军节度王全斌……杀戮非罪，稽于偃革，职尔玩兵。尚念前劳，特从宽贷……全斌可责授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特建随州为崇义军。” 宋太祖在随州设立崇义军，说明随州在其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但一个“特建”，将王全斌“观察”保全，则更说明了宋太祖不忍杀功臣的宽容态度。同时，随州气候适宜，无大旱大涝之忧，民风纯朴，物产丰富，且离京师开封不远，因而成为宋太祖安置获罪功臣等人士的特殊地区。 董遵诲之于宋太祖，一是不恭，二是不法，但在打天下的用人之际，让之以礼、动之以情，充分调动其一心报君的积极性，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王全斌之于宋太祖，虽立了攻下西蜀的大功，却又犯下纵兵杀掠的大罪，“百官定议，全斌等罪当大辟”。此时，已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王全斌也是“垂垂老矣”，若宋太祖秀一场“挥泪斩全斌”的好戏，大概也没有谁说他的不是。 但宋太祖却不仅仅保全了一个王全斌，而是保全了许许多多的王全斌，并且影响及后世。 宋太祖的“器度豁如”、宽以待人是一以贯之的。北宋文学家苏轼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说：“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苏、程为宋朝的臣子，说宋太祖的好话，似有拍马之嫌；但同样有建国之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宋太祖也是推崇备致：“惟宋太祖皇帝顺天应人，统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宋太祖为了将自己的 “君天下之德”传之后世，曾在石碑上（一说为铁券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言，被史家称作“誓碑遗训”（一说为“誓书铁券”或“丹书铁券”）。宋朝历任皇帝在即位时，都必须去拜读这深藏在宫中的遗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杀柴氏子孙，是所谓“饮水思源”。宋太祖以“陈桥兵变”，逼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夺了后周的天下，建立宋朝。类似的改朝换代，夺权者对前任，唯恐斩草不能除根，对各种公开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务必赶尽杀绝。但宋太祖不仅保全了被赶下皇帝宝座的柴宗训，而且对柴氏子孙都下了一道“免死金牌”。宋朝后世的皇帝基本上遵守了誓碑遗训，柴家子孙与赵宋共始终。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则体现了宋太祖“文以靖国”、“右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所以有宋一代，士大夫有因言获罪的，但终不至于丢掉性命，贬来贬去，时局一变，又东山再起，重获重用。 而不杀功臣，特别是开国功臣，宋太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就巧妙地加以实现了。 鉴于唐朝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弊端，防备武将也效法自己“黄袍加身”发动军事政变，宋太祖于公元961年及969年先后两次 “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 公元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等将领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说：“我若没有你们，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贵为天子，还没有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一天也没有好好睡过。”此话一出，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这样说？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不臣之心？”宋太祖说：“谁不想富贵？有朝一日，有人把黄袍披在你身上，要你当皇帝。纵然你不想，还由得着你吗？”石守信等“顿首涕泣”：“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石守信等人的 “顿首涕泣”，并不是故作姿态，以求哀怜，因历史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事例太多了，只不过“赐死”的名目花样繁多。但没有哪个国君跟宋太祖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担忧，明明白白地这样说出来。 见石守信等人惶恐无措，宋太祖顺理成章地发表自己的解决方案：多积累资金，多买田产房屋，饮酒作乐，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并给他们很优厚的赏金，石守信等人也都皆大欢喜地称病请辞，交出兵权。 正是在两次“杯酒释兵权”之间，立下大功的忠武军节度王全斌，也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当王全斌平定成都之后，朝廷命参知政事吕余庆做知府，命王全斌只管军队。王全斌对手下亲近的人说，“我听说古之将帅，多不能保全，今西蜀已经平定，欲称病东归，或许可以免祸。”他对宋太祖的分权之举，以为是“走狗烹”的前奏，这实在是对宋太祖的误解。 王全斌被贬到随州，任“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几年后，宋太祖到洛阳郊外祭祀天地，即召王全斌随从祭祀，并任其为武宁军节度，对他说，“我因江南未平，担心征伐南方的诸将不遵守纪律，所以贬抑了你几年，为我树立法度规矩。今已攻克金陵，还给你作为将帅的符节和斧钺。”并赏赐了他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武功文风，避风港人文荟萃 宋太祖赵匡胤弟赵光义继承皇位，是为太宗，避“光义”之讳，随州由“崇义军”改称“崇信军”。随后又改为随州，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划为上州。而宋太祖“特建随州为崇义军”的作用，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延续着，随州也因而成为许多武将文臣的“避风港”。 功臣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宋太宗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多次大败西夏军的名将种谔，打了胜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却以“不禀节制”而受到弹劾，降官四级，安置到随州。与种谔同年出生的名臣吕大防，也曾为人陷害，贬知随州。 据《宋史·吕大防传》载，吕大防初为永寿县令，百姓饮水困难，他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两股泉水，又千方百计将泉水引入县城，百姓感恩戴德，名之曰“吕公泉”。吕大防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汲郡公。宋哲宗时，因元党争被贬，知随州。后来再贬舒州团练副使，循州（今惠州市）安置。曾与吕大防同朝为相的范纯仁，同情吕大防年老多病而流窜岭表，为其求情，也被“落职知随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名句。而范纯仁，正是范仲淹的次子。《宋史·列传第七十三》，正是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合传，可见范纯仁在史家心目中的地位。 范纯仁本无意于仕途，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江苏武进县的知县，却因离父母太远而不到任；又任命他为河南长葛县的知县，他还是不去赴任。范仲淹说：“你以前以离我们太远为理由，现在这么近，你怎么还是推辞？”范纯仁回答：“怎么可以以官禄为重，而轻易地离开父母呢？虽然很近，也不能全心照料父母。” 如此看来，范纯仁是“父母在不远游”的真正践行者。一直到范仲淹去世，他才步入仕途，出任襄城县知县。并且，长兄范纯佑有心脏病，范纯仁待长兄如父，亲自照顾长兄药膳起居。遇有升迁的机会，也以不方便照顾长兄养病而推辞掉。 范纯仁待亲至孝，而待民也宽厚。襄城的百姓不习惯养蚕织布，为鼓励种植桑树养蚕，对有些轻微犯罪的人，以他们种植了多少桑树免除其刑罚，百姓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大为高涨。后来他做襄邑知县，县里有牧地，卫士牧马，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范纯仁下令逮捕放马的卫士责以杖刑。当初，牧地并不归县管，主管牧地的官吏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是皇帝的警卫人员，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敢这样？”并将其事向上报告，要治范纯仁的罪。范纯仁据理力争：“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田税所出，如果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予追究，那税钱从哪里来呢？”皇上下诏对他不予治罪，并且从此规定将牧场交由县里管理。 后来，范纯仁以政绩入朝为官，做侍御史时，对皇室濮王典礼一事，提出与宰相、皇太后等人不一样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不惜回家“待罪”听候处理。做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时，又对宋神宗“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直谏皇上不能“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宋朝重用文臣，但文臣的“党争”却越演越烈。范纯仁对此，痛心疾首：“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 在此起彼伏的“党争”中，范纯仁出自公心，宽以待人，尽管自己也因此升贬沉浮，也始终不改其志。 范纯仁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曾求皇上对范纯仁加以重贬。后来，王安石下台，司马光当政，范纯仁劝司马光不要全部否定王安石，“去其太甚者可也……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有人曾加罪于他，他也不以为怀，甚至以德报怨。 后来，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身居宰相高位，范纯仁仍是不结党营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有人被提拔了，还不知道“伯乐”是范纯仁。 当又一波“党争”之后，吕大防等被贬五岭之外，当政的宰相章甚至发狠地说：“此数十人，当终身勿徙。” 范纯仁“闻而忧愤，欲斋戒上疏申理之。”亲人们都劝他不要触怒当权者，万一自己也被贬斥到蛮荒之地，就不是你这样年高体弱的人能受得了的。 范纯仁则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心回意转，就改变了几十人的命运。不然，自己死了，又有什么遗憾？ 此次上疏，却没有改变吕大防等人的命运。反而遭到章“诋为同罪，落职知随州。” 当初，王安石要重贬范纯仁，宋神宗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而此时，章“诋”范纯仁“为同罪”，将他贬到随州，大概也有宋哲宗“与一善地”的意思。 随州，作为一“善地”，成了宋代的许多文臣武将一时的“避风港”；而这些杰出人物的人文素养也渐渐地积淀在随州这一“善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