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一出土，当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对它的科学检测、综合考察、模拟试验等一系列研究工作的深入并取得成果，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对其在我国以及世界文明史，尤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提出了多方面的评价，有称之为“稀世的奇珍”，有颂其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有赞之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
通过各方面的研究，曾侯乙编钟在2400多年前铸造成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集我国 先秦科学文化之大成于一体，从多方面多学科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象征。它是一座精神圣山，它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它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作为击奏乐器的编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编钟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已屡有发现，除了那些零星的单件的钟不计外，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成组的编钟已不下50组(套)。但是，迄今为止，在已发现的众多先秦编钟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律最全，音色最好，且钟架、挂钟构件、演奏工具一应俱全，保存又最好的当推曾侯乙编钟。它是我国编钟发展历史处于极盛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光辉杰作，是集我国古代编钟铸造技术成就于一体的反映，是世界乐器史上罕见作品。
曾侯乙编钟拥有3700多字的钟铭，这不仅在古文字学方面有重要意义，最可贵的在于它所揭示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曾钟铭文如此广泛、深入、集中地论述音乐理论，篇幅之大迄今仅见。含义之深，除已纠正了一些史传谬误，解开了一些久争不下的疑团外，还隐藏着一些有待今人去深入研究方能揭示的课题。它一破钟鼎铭辞传统内容限制，填补了先秦音乐理论的空白，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及其对于现在发展民族音乐仍有的现实意义，当称为一部不朽的乐律学典籍，与其同时出土的包含有708字的编磬铭文，意思相通又相互补充、印证，更增加了这不朽典籍的光辉。 青铜铸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青铜器的极盛时代在商、西周，西周晚期逐渐衰落，春秋中叶以后直到战国时代，列国青铜器物大量出现并各有自己的特点，呈现出我国青铜器史上的勃兴时代。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中国青铜器史的“中兴期”。曾侯乙编钟的问世，正好处在这一中兴时代。因此，不论从其规模、数量、重量、铸造技术，都表现出了这一鲜明的时代特点，迄今为止，非其他青铜铸件所可比拟，规模之大与钟体数量之多自不待言。就重量来说，以单个讲，下层的3个铜人座，净重都在300公斤以上，大型甬钟超过100公斤者有10件，最大1件有203公斤，这些都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从整体讲，65件钟总重2567公斤。钟架铜人与铜饰及挂钟铜构件总重1854.48公斤，两者合计4421.48公斤。一套乐器金属重量如此之大，这在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更为重要的是它的铸造技艺，尤其是在音乐的把握方面，包括音律的设计，钟体的几何尺寸与发声机理的掌握。一钟双音的理论与实践的掌握，音频的测算与调音，合金配比与音色的选定，等等，在2000多年前无现代科学仪器的条件下，竟然达到了如前所述的高度，实在令人惊叹。无怪乎有的学者和不少外国观光者盛赞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青铜器铸件。 、
作为乐器，曾侯乙编钟的总体结构造型具有实用性、合理性与科学性的同时，也具有艺术性，从宏观上看，它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和艺术魅力；曲尺相交，庄严稳重；武士顶托，威武雄壮；两面三层八组，气势磅礴，大小有序，秩序井然；黑地红采的横梁，青铜本色与闪闪发光的错金文字，相互映衬，给人以视觉上的艺术享受。从微观上考察，融多种工艺于一体，十分恰当地运用了塑、雕、刻、镂\、髹 (漆)、嵌、错等技法。青铜武士，塑造得栩栩如生；高浮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钟体花纹与上下层横梁铜套，形象生动；钟体上的蟠龙舞凤，武士身上的衣纹，横梁上的饰件，刻画入微；中层横梁铜套上的镂空花纹，配置得体；横梁及武士铜座，皆髹漆加绘彩色花纹，构思精巧，用色得当；大甬钟及衡上的铸镶红铜纹饰，铜人座上错嵌宝石，绝大部分铭文的错金，皆有画龙点睛之效，等等，可谓集先秦工艺美术之大成于一体，既继承了民族的优秀传统，又有了诸多方面的刻意创新，堪称先秦工艺美术园地里的一朵艳丽之花。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时 代，文化上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与融合。曾侯乙编钟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特点，也给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文献的(铭文)、实物的资料。钟铭以很大篇幅记载了随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在音乐文化领域里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涉及楚国者凡17见，涉及晋国者6见，涉及申国者4见，涉及宗周者4见，齐国者3见，它是这一时期这些音律在各国之间实际运用的记录，当然也反映出这个时代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景象。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如此巨大成就，也正是这一时代神州大地上各地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在这些铭辞中，以涉及楚国者居多，在同一律与多国有关系时，行文所记也是先楚国后其他，这是随楚关系较与其他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反映，史学家们早已指出，随国在曾侯乙之世已是楚国的附庸，其文化也正在与楚文化交相融合，这一切对研究历史，尤其是地方历史，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曾侯乙编钟钟体包含的多种形态、钟体及钟架构件包含的繁复的纹饰，尤其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鎛钟上铭文中的绝对纪年及由此推断出来的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对于考古断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 沈献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