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 顺
随州作为隋王朝的发祥地，名称亦曾改为“隋州”，后又为汉东郡，领有八县之地；但“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因而，唐朝前期，随州因人口稀少而屈居“下州”。唐代诗人“刘随州”以“五言长城”而任随州刺史，给随州扬了名，但使随州重返“上州”之列的，还是其继任者李惠登。
由隋至唐屈居“下州”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为西魏攻取随州，并因功被代西魏而立的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22岁即出任随州刺史，后又袭父爵为随国公，一旦时机成熟，干脆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大隋王朝。随州之于杨忠杨坚父子，自然是“福地”中的“福地”，也当然地享受着相当“级别”的待遇，在隋初“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中，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许多州被降格了，而“隋州”自然得以保留。隋炀帝杨广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州为郡，“隋州”改置为汉东郡，领随、土山、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8县，仍不失为大隋王朝发祥地的气派。
尽管隋文帝杨坚用心良苦，将“随”字的“走之”旁去掉而为“隋”，但大隋王朝还是很快就“走”了，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杀，仅38个年头儿。
而且，唐之代隋，不同于以往温文尔雅、三辞而后受的政变式“禅让”，而是群雄并起、你死我活的枪杆子里面夺政权。尽管唐高祖李渊在占领长安之后，也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随后也过了一下“禅让”的瘾儿，但那只是局部的权宜之计，无关乎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的全局。
正如唐太宗在其《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里所称：“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
据《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在隋炀帝大业年间，随州有户数47193户。而唐代贞观年间随州辖境大体相当于隋代汉东郡，但户数仅为隋的5.2%，损户近95%，可见隋末战乱是如何残酷，至唐“贞观之治”的时候，随州人口仍然稀少，可见“十不存一”，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而，随州就不得不屈居“下州”。唐朝前期，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当时全国共有327州，其中有上州(包括辅、雄、望、紧州)109个；中州有29个；下州有189个，随州名列其中。唐代上、中、下州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武德年间3万户者为上州；开元十八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2.5万户为中州，不满2万户为下州。人口的多少，成为当时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极重要指标。
随州人口的锐减，也证明了隋唐之际，在此地战争的严重影响。随州作为南北要冲的战略位置，屡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老百姓自然是非亡即逃，走为上计。唐朝建立初年，各地尚存若干割据势力，其中王世充盘据洛阳，自立为帝，国号郑，以洛阳为中心，西与李唐政权对峙，南控襄阳、随州，与占据江陵的萧铣政权相邻。王世充以魏王王弘烈镇襄阳，徐毅为随州(即隋汉东郡)总管，成为抗拒李唐的重要势力。
唐武德三年 (公元620年)，唐军攻克襄阳樊城，随州总管徐毅见大势已去，遂“举州降”。徐毅降唐后仍为随州刺史，但很快，唐朝便以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夫婿王裕出刺随州，直接将随、荆、襄等战略要地之州，掌控在皇亲国戚手中。
“五言长城”随州刺史
一个诗人出任随州刺史，其贡献并不在于其政绩如何，而在于他以“刘随州”传世，增加了随州的知名度。如果他来随州任刺史时还年轻一点，卸任后再“进一步”，便不会有“刘随州”一名了。
自隋至唐300多年间，任随州刺史（郡守）有姓名可查者近50人，而冠名“随州”者，仅刘长卿一人。
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刘长卿正在随州刺史任上。当时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763年）虽然已经平息，但大唐元气大伤，各地割据势力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是年，成德、魏博等镇连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六月，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刺史刘长卿以诗记其事，称李希烈“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受到随州百姓的欢迎，“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屡经乱离之苦的黎民百姓，对于国泰民安的向往，跃然诗中。
可惜的是，此时平叛的李希烈，不久之后也成为反叛的主角。而“刘随州”，也在这乱局之中辞官而去。
对于刘长卿，《旧唐书》、《新唐书》并没有专门传记，其事迹多散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及他自己的诗集中。
刘长卿生卒年未有确论，各家说法相差甚远，综合看来约生于709-725年间，去世于786-790年左右。如此，刘长卿任随州刺史时，已是人生暮年，若从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刘长卿生年为709年，“刘随州”此时已年过古稀，纵然有才，已是时不我待，何况又身逢乱世。
刘长卿在唐玄宗时即考中进士，并以诗名世，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时人许之”。
“君门献赋谁相达，客舍无钱辄自安。且喜礼闱秦镜在，还将妍丑付春官。”此诗写于刘长卿刚入长安尚未考试前，身居“客舍”，“无钱”而能“自安”，是自信有才。且在应试的士子诸生中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影响力，“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咸用分为朋头”。而对其诗更是信心满满：“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何得与余并驱”——天下无敌、自信满满，溢于言表！
但刘长卿的自信与自傲，却给他的一生埋下了一个不妙的伏笔。
在仕途上，“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唐“肃宗至德中官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下狱，贬南巴尉。代宗大历中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
有吏干，有诗才，而遭遇如此，一是因其生不逢时，社会动乱，危机四伏，不能“兼济天下”，也难以“独善其身”。“羁人怀上国，骄虏窥中原。胡马暂为害，汉臣多负恩。羽书昼夜飞，海内风尘昏。”刘诗如此描述安史叛军侵占长安后的紧张局势和自己的无奈心情。
二是因其恃才傲物，所谓“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所以有人感叹其“两逢迁斥，人悉冤之”的遭遇：“皆自取之。”
在其 《罢摄官后将还旧居留辞李侍御》诗中吟道：“江海今为客，风波失所依。白云心已负，黄绶计仍非。累辱群公荐，频沾一尉微。去缘焚玉石，来为采葑菲。州县名何在，渔樵事亦违。”才踏上仕途，即遭不虞，意欲淡泊名利，反躬渔樵，而难解苦闷和抑郁之情。
“传闻阙下降丝纶，为报关东灭虏尘。壮志已怜成白首，余生犹待发青春。”两京已复，安史之乱基本平定，唐王朝大赦天下，刘长卿因之出狱并被贬南巴县尉，虽成“白首”而“犹待发青春”，仕途之意，仍是“春风吹又生”。
刘长卿仕途的终点是随州刺史，是其所任的最高官职，以晚年而为方面大员，不知是否遂其生平所愿。而其诗集，也以“刘随州集”传世，给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财富。如今，一千多年之后的学子，仍时时学习咏诵着他的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
“歌谣其能”重返上州
较之于刘长卿的正史无传，使随州重返“上州”之列的李惠登，是在《旧唐书·良吏传》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李惠登本是李希烈的属将，在李希烈反叛之后，“授惠登兵二千，镇隋州。”
公元781年，刘长卿诗咏“壶浆鹤发迎”的李希烈军，尚是忠于大唐王朝的正义之师。当时，身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希烈，被唐德宗加封了“南平郡王，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等头衔，奉诏讨伐叛唐的梁崇义。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以通黔、岭”，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
公元782年，唐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节度使，再去征讨割据淄青的李纳。对于皇上的诏命，李希烈这一次没有当作一回事，或许是“给人家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的想法，他反与李纳通谋，并与叛乱的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
据旧唐书、新唐书《李希烈传》载，“希烈破崇义众，遂讨平之。录希烈功，加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赐实封五百户。”对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叛唐之功，唐王朝是既给荣誉头衔，又给实际好处，但于李希烈的胃口来说，这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唐王朝再次派差叫他去平叛，并“加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兖郓登莱齐等州节度支度营田、新罗、渤海两蕃使”——这些虚衔，已根本不能叫他动心，此时叫他动心的，是如何称王称帝。于是与李纳等 “潜与交通”，“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各僭称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此次称王，近似于抱团取暖的“团购”模式，唐王朝中央政权的衰弱、地方势力的野心膨胀，可见一斑了。
自封为“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李希烈，自然要大显军威，攻城略地，“袭陷汝州”，“侵抄州县，官军皆为其所败，荆南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又北侵汴州，南略鄂州，大破哥舒曜军于襄城，乘胜攻陷汴州。
于是，李希烈即皇帝位，国号楚。但好景不长，几次败仗下来，李希烈即“缩气不敢摇，啖牛肉而病，亲将陈仙奇阴令医毒之以死。”俗话说，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这李希烈帝运尽时，吃牛肉也生病，而且病而不治，成为亲信将领毒死他的良机。这一年，是公元786年。
而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李忠臣为李希烈的 “主公”，曾为淮西节度使，“忠臣军政不修”，“荒纵不事”，也是祸害随州这个地方的罪人。
而李惠登，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舞台，在唐德宗贞元初年即“举州归顺”，唐王朝授李惠登为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惠登朴素不知学，居官无拔萃，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李惠登不同于刘长卿，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全心为地方、为百姓服务，有利的就做，有害的就除，于是“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其上级将他的政绩向朝廷报告，朝廷又给他“加御史大夫，升其州为上。寻加检校国子祭酒。及卒，加赠洪州都督。”
“升其州为上”，说明随州在李惠登20年的治理下，由“野旷无人”而休养生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都达到了当时“上州”的标准，而朝廷给予李惠登“御史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洪州都督”的荣誉称号，不仅是提高他个人的“级别待遇”，更是对“良吏”这一群体的褒奖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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