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敬刚巨献《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
李顺忠
蛇年阳春三月，荆楚大地，杨柳叠翠，百花吐艳，“布谷一声春水生”。在国家文化部工作的乡亲文友黄敬刚博士从京城寄来他刚出版的鸿篇巨制《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该书图文并茂，洋洋洒洒50万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高品位、高规格、学术研究份量重。因为曾侯乙墓是在随州城郊发掘的，作为随州籍国家级考古学者黄敬刚，对该书的面世，与我们一样尤感欣慰而自豪。它不仅是曾侯乙墓礼乐制度及其国宝编钟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随州旅游文化风景线上的一个闪光点。
捧书酣读，“汉书下酒”，夜不能寐，感慨万千。由于黄敬刚博士是一位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编钟之乡人，他从随州均川农家田埂上走向随州文化馆，走向武汉大学，走向海南的陶瓷之路，走向国家研究艺术的最高殿堂中国艺术研究院。“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唐朝诗仙李太白曾云： “汉东之国随为大，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生于斯长于斯发掘曾侯乙墓于斯的黄敬刚博士，堪称新世纪新时代的新贤士。由于他是曾侯乙墓及其编钟的发掘研究者之一，故而与曾随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未间断地研究了30余载，厚积薄发，发表30余篇60余万字学术论文，继后在北京繁忙工作期间，已将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增章加节，续研出书，堪称曾侯乙墓礼乐制度及其编钟文化研究集大成，可感可叹可佩可贺！
披阅《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感慨良多，创新颇多，就其新意简评三点即新视角、新发现、新观点。
其一，新视角。
自1978年湖北随州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国宝编钟等15000余件珍贵文物以来，举世皆惊。曾随文化、编钟文化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不同侧面的研究论文如雪片纷飞，滋润了大江南北的艺苑。黄敬刚博士独辟蹊径，从周代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开辟了曾侯乙墓与编钟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被众多考古学家认为，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乐制度，自周朝周公与孔子定型完善以来，对后世影响极大，时至今日，也不可小视、忽视。鉴于此，黄敬刚博士多角度地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例如：“从曾侯乙墓葬形制看其礼制”，“从曾侯乙墓随葬器物看其礼制”， “从曾侯乙墓玉礼器看其礼制”，“从曾侯乙墓文字书法看其礼制”，“青铜器漆木器雕塑绘画艺术与礼制关系”等，以翔实的资料全方位呈现出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画面，并且作了精辟独到的解析和论述，让读者如同走进地下宫殿，看了一次大型文物展览，饱餐了一次文化盛宴。
其二，新发现。
新发现之一，黄敬刚博士发现曾侯乙墓椁室主要为曲尺形状，是与礼乐曲悬之制相关，曾侯乙墓主棺屈居椁室东室，而将金石之声钟磬及丝竹管弦乐器陈列中室，体现了曾侯乙崇礼重乐为主旨，这与古代君侯陵墓主棺居中判然有别。诸多学者曾将曾侯乙墓椁室称为“不规则的多边形”，黄敬刚博士认为看似不规则，其实有规则，其书中对曾侯乙墓椁室为有规则的曲尺型的论述令人折服。
新发现之二，黄敬刚博士认为整套曾侯乙编钟分三层呈曲尺形悬挂，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及乐悬等级制度，即天子的编钟为三面悬挂，诸候的编钟为曲尺形两面悬挂正吻合周礼的曲悬之制。
新发现之三，黄敬刚博士发现曾侯乙编钟梁架是靠六个佩剑铜人双手托起，说明曾国有尚武和举重之风。武士双手托钟架，乃是中国古代举重最早的实物形象资料。
新发现之四，黄敬刚博士发现曾国崇尚龙文化。因为曾侯乙墓随葬器物大都铸制或镶嵌有龙纹，特别是曾侯乙的“乙”字，篆书成为龙蛇翘首之状，说明曾侯乙其名为“乙”，则是崇尚龙文化的明证。
总之，黄敬刚博士通过对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的研究独树一帜，例如发现尊盘是以“失蜡法”铸造，发现“九鼎八簋”陪葬是一种僭越，表明春秋末期正在走向“礼崩乐坏”的局面。
其三，新观点。
新观点之一，对周朝的礼乐制度要辩证地分析，不能一概否定，而是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譬如施仁德、行善事、讲礼仪、重音乐、开教化等都是可承继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表征。
新观点之二，提出“先曾后随”和“再曾再随”的理论学说，是他对曾随之谜研究三十五载的一种新解析，虽然此前解答有好几种，但此种解答令人耳目一新。
新观点之三，提出注重养生之道，要厚养薄葬。对曾侯乙生活奢糜造成英年早逝，告诫今世人们要科学生活。对曾侯乙墓葬的“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进行了批判，提倡对长者应厚养薄葬。提倡尊老爱幼，提倡人文关怀，提倡社会和谐，提倡节俭之风，都是大有俾益的。
通观全书，鉴古惜今，催人奋进。欲奋进，必创新。唯创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唯创新才能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唯创新才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可以说这才是黄敬刚博士苦心积虑地研究曾侯乙墓和国宝编钟的初衷，希冀我们传承和发扬曾随文化精神。这也是如今众多读者的愿望。
（注：评论者李顺忠系随州日报老总编，神农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国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百名入典艺术家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