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安居

    中国叫安居的地名可能有很多，但将来能走进中国文化史的，就只能是随州安居镇。2007年11月，安居镇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对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动。武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少华说用一个不太夸张的名词来讲：这个发现是震惊历史学界、震惊世界。这话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太夸张了，但历史学家觉得，历史就是自己的生命，历史的一次发现，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的品质和质量。羊子山4号墓出土27件噩国青铜器，这批弥足珍贵的青铜器，14件上面带有铭文。实际上，早在1958年，羊子山出土了噩侯的一簋一尊，现藏上海博物馆。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了一件铭为“噩侯弟厂季觯”的青铜器。1976年，羊子山出土一件噩侯的青铜单鋬尊。羊子山屡现噩侯重器，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噩侯，其封地就在安居。

    “噩”如何演变成为“鄂”?武汉大学的罗运环教授从清华简的解读中得知有“填湖后成为陆地”的意思，安居就是一个以冲积平原为主体的地方。鄂今天是湖北省的简称。青铜器的特征、器型、花纹、铭文等信息告诉我们，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的康昭年间（周康王公元前1021年——公元前996年、周昭王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墓主人应是西周早期偏晚的噩国国君。

    噩侯，姞姓贵族。是黄帝的嫡传子孙。《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文献资料记载：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有功德的14个就得到黄帝亲赐的姓氏，姞姓就是黄帝亲赐的12姓中的一姓。既是黄帝的血脉，当然来自黄河流域。这羊子山4号墓的文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融合。中国如果没有黄河流域是不能成为中国的，而没有长江流域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中国南北最早的融合应该是在炎黄时代，黄河流域的轩辕黄帝粟作种植属旱作粗放农耕，需要广博的地域，他必然跨越秦岭寻找更大的空间。长江流域的炎帝神农拼死守卫几代人努力才能形成的良田，就必然有巨大的冲突。历史文献记载这场炎黄之战“血流漂杵”。这四个字把惊天动地、撕肝裂胆、血肉横飞、尸陈沃野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炎黄看到这种惨烈就开始思考，希望能找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对方的共生共荣的双赢局面的方法。

    民间传说是远古历史传承的一种活体遗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炎帝神农故里有关于炎黄融合的民间传说。传说的大意是，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为自己的部族不再牺牲，接受了黄帝的封号，为南方的天帝，真心实意拥护黄帝为中央天帝，为显示自己诚意，就把自己的故土更名为“随”。炎黄融合之后的中国从此成为一个整体，虽然炎帝的部族蚩尤和刑天都反过黄帝，但炎帝神农却从那融合之后就再没有和黄帝部落发生过冲突。“随”这个地名其实就是中国南北融合的符号，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典范。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还有分裂意识和倾向的今天，“随”作为中国成为一个整体的文字符号具有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意义。

    安徽有一个村庄叫作“鞭打芦花车牛返”，这么长的村名为中国所独有。说的是一个姓闵的人带着两个儿子赶着牛车走到这里，车歪了一下，大儿下车扶车，恰巧父亲的鞭子抽到他身上，芦花飞出，原是后母偏心竟以芦花为棉做袄。闵者立刻返车回家休妻。这故事是民间传说，而且不只一次地听过。后来在戏剧工作室任职时，看过京剧《芦花记》才知道这个传说被改成春秋贤士闵损，其继母偏爱亲生而疏闵损。闵损随父赴宴，在席前露寒栗状。及归，父责其故意造作出丑人前，以鞭笞之。不意衣破芦花飞，其父乃悟，怒遣继母，并欲休妻。闵损哀告，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语劝阻。继母愧悔，遂改过善视闵损。安徽的这个村名就是这个民间传说的发源地。一看这个地名，就想到了那个民间传说，也想到了京剧《芦花记》，更感觉到了中国家庭的爱和善良。

    一听到随州安居这个地名，就想到中国南北融合的那个谷型玄牝之地的正中心，有一个十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安居地处大洪山与桐柏山相峙而形成的谷地的中心，是涢水与溠水交汇的地方。涢水是府河的上游，是湖北省境内唯一的一条境内河，它汇于汉江后再注入长江。地形是破碎的陂陀岗地和冲积平原，因为它处于玄牝之型的“随枣走廊”的正中心，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羊子山四号墓的文物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是黄帝的嫡传子孙“姞”姓贵族噩侯西周康昭年间生活在随州安居。这就必然引发人们的极大兴趣，寻找噩侯在随州的前因后果，尽可能拼出完整的历史。《战国策》、《史记》中都记载“西伯昌、九侯、噩侯为三公”。

    《殷本纪》中有一段记载更为详实：“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噩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

    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她不喜淫荡，纣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噩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西伯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这一段话说明姞姓噩侯在商王朝的具有很显赫的地位，也是具有声望和势力的贵族。

    真正的贵族不仅仅是有奢华的生活，更有高贵的灵魂，噩侯面对商纣王的荒淫，敢于争辩，明知会有很大的凶险，还去与商纣王理论，除了自己高贵的血统、正直的品性，还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和支撑自己说话的经济实力。脯刑是古代的非常残酷的刑罚，就是把犯罪者杀死后晒成肉干。忠心耿耿的噩侯认为纣王不应该醢九候。醢刑也称菹醢，也是古代的一种酷刑，指将屍体剁成肉酱。一代忠良就这样惨死在商王朝的殿堂之上。《左传》宣公三年曰：“姬、姞耦，其子孙必蕃。”说明姬、姞两姓早已联姻。西伯昌，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闻见此事，只是暗暗叹息了一下。就被崇侯虎告发，西伯就被纣王囚禁在羑里。西伯的僚臣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王，商纣才释放了西伯昌。

    商王朝的灭亡，应该与这一段黑暗的历史密切相关。后世的出土文物证明三公间有良好的关系，噩侯与姬姓曾侯相邻而居，曾侯墓中有九侯的女子为夫人。

    噩侯被纣王脯之后，高贵的噩侯族人往何处去，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作为忠良之后的噩侯族人肯定受到了朝中正直之士的关爱和照顾。西伯昌就应该是充满爱和善良的正直之人，不然，他不会叹息。虽然他被囚禁羑里，他会指示自己的部族，好好照顾九侯、噩侯的族人。他们从京都（洛阳）出发，进入南(阳)襄(阳)盆地，穿过随枣走廊，护送噩侯族人南迁随州安居的队伍里，就应该有姬姓的曾侯。叶家山一号墓中出土文物中有日干命名的器物，说明曾侯在西周还没有获得政权之前就在随州的涢水和漂水地区存在，曾侯墓中曾侯谏夫人为隗姓。九侯的姓氏就是隗姓，姬姓与九侯贵族的联姻，说明姬姓是真正的具有博大胸怀的贵族，姬姓曾侯与噩侯相邻而居，姬姓与九侯贵族后裔的联姻，不仅为姬姓贵族赢得了关照忠良之后的好名声，还团结和聚集了反商纣的力量。

    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铭文中有：“在曾、噩师。”昭王南征时，把王师驻扎在噩国，说明西周与噩的关系很亲密。北宋时期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也记录了“在曾噩师”。这一系列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曾、噩两个诸侯国是西周早期分封的很重要的，而且是王朝可以信赖的。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段历史真实作出这样的判断：商代末年，九侯、噩侯被商纣王残暴地杀害，西伯昌被囚禁。噩侯的族人在姬姓贵族的护送下，南下来到随枣走廊的中心地带，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宜于耕作和居住，也远离凶残的王权，就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护送噩侯的姬姓族人也为了姬姓贵族在南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基础，在涢水的另一条支流的交汇处定居下来。应该说随州这片充满爱和善良的土地，以一种博大的胸还接纳了这些忠良之人。

    人类文明起源于爱和善良，当姬姓贵族给了别人爱和善良，就必然收获敬畏和感恩。如果爱和善良与敬畏和感恩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就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纣王鹿台自焚之后，西周从商灭亡的教训中得到启示，王权的长治久安，在人不在天。商纣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他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的德行太差，因而制造了很多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殷商王朝的覆灭。所以周公亲自制定周礼，希望把爱和善良作为立国之本。后世的孔夫子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就是克己复礼。

噩侯因为受到了姬姓贵族的恩惠，在周武王反商纣的战争中，应该提供过强有力的支持，这其实是良心使然。商周是青铜时代，铜矿    资源就成了国家的第一战略物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铜矿的主要分布地。噩侯通过随枣走廊为西周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因此获得了分封。西周在分封异姓王的同时，又对血缘关系较远的噩侯不是那么很放心，随枣走廊这条连接荆楚的通道有着太重要的地位，分封自己的近亲曾侯在这里，对南方的诸侯进行掌控，进而对整个南方蛮夷苗地区实施礼乐教化。

    中国文化理性化的特征从这时起开始显现，文明的进步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爱和善良。真正的安居乐业不完全是适宜人居住的自然条件，还必须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敬畏和感恩，自己的幸福从哪里来，怎样去报答这种爱和善良。这实际上是生存、发展的道理。真正的文明是一种大爱和善良，这种大爱和善良体现在感恩。

    有两种人很容易忘记感恩，就是权力和财富的获得者。这些人把获得权力和财富作为人生目标，一旦获得其心态就会变异。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人，不知道人作为最有灵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命存在就是要追求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这就是过高尚的精神生活。人的真正幸福不在你有多大权力、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懂得感恩。要养成一种习惯，自觉地把爱和善良回报给这个社会。

    有位哲人说：“我应该，所以我能够。”这是具有强烈道德力量的话。但这句话好说却难以做到。前几天开会的时候，有个领导同志坐在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他旁边坐的是人大副主任，再就是我。因为排与排距离很窄，这个同志站起来时就把自己坐的凳子推动桌子下面，以让里面的同志出来方便一些。这不是作秀，就是给他人的一种方便，这是一种下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中体现的就是一种爱和善良。两人谈话的时候突然来了电话，接电话前，轻轻地说一句：对不起，我接个电话。这就是体现自己对别人的尊重，这就是一种爱和善良。做这些爱和善良的小事，谁都应该，谁都能够。然而，我们往往能真正做到。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巨大成功，如果爱和善良的因素缺失了，多大的成功也是一种私欲的暂时满足。

    真正的安居乐业应该就是这种爱和善良，不一定就是肥沃的土地和碗里的大块肥肉。就是有了这些，也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爱和善良不能通过血缘传递，需要一种很好的环境培养。俗话说：一代贵族需要三代人培养。其实就是说明真正的精神贵族是需要用几代人的心血培养的。占据安居的噩侯，就忽视了这种精神的传递，虽然有随枣走廊中心位置的好地方，但贪欲的膨胀会让人失去理性。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也很重视噩国，亲赐噩侯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青铜宝器来作纪念。

    噩侯得到周王的恩宠，如果知道感恩，就会兢兢业业地支持西周王朝。但噩侯觉得周王室日渐衰弱，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就联合南淮夷、东夷叛周。从宋代和1942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噩国青铜器《禹鼎》铭文的记载证实， 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活动，声势是很大的。他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 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的语调，发出“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推测，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一师约为2500人。

    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好获胜，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周王发出这样的指令，说明西周王朝对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的危害程度的认识很深刻，平定叛乱的决心和意志十分坚定。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噩国的老老小小也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被斩尽杀绝，噩国从此灭亡。

    安居这样一片肥沃的土地，不可能搬到京城，周王很自然并入了与自己血缘关系很近的曾侯。在汉水之东的姬姓诸侯国中，曾侯的地位越来越显要。这就是历史文献上说的：“汉东之国随为大。”

    深知礼乐精神的曾侯，是否明白人间的安居乐业，不在土地的硗薄与肥沃，而在人心的仁爱和善良？从公元前706年，随国诞生了一代圣贤季梁来看，这片土地在缓缓地累积着仁爱和善良，当这大德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一定照耀出辉煌的历史。

    安居这片土地有太多太多的仁爱和善良，这才是这片土地的生命活力之所在。这片土地的主人只要激活了这些元素，这里一定是人间的首善之地，是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安居是一个具备生命能量的地名，在随枣走廊玄牝之型谷地中心，自然条件是比较优越的。这种优越是上苍赐予人类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天地的厚爱，就会产生敬畏与感恩。一个地方具备很好的自然条件，只是有生命能量的外在条件，一个地方自然条件再好，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强健，不可能成为人生的福地。就像一个人仅仅是有了钱、有了力量，就有了人格的质量和品质，没有钱、没有力量就没有质量和品质？当这个地方的爱和善良经过聚集能重新迸发出来时，这里一定具有了生命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一种高品质高质量。这里就真正成为了“永远的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