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生活的时代

对炎帝神农生活的时代，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有的把他描绘得很遥远，甚至在画像中也是披树叶，赤身裸体；有的把他描绘得帝王形象，锦衣袖袍。历史上真实的炎帝神农应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力图探其根源。

 

 

从周朝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想说清中国历史的童年。他们把远古时代大致描述为：

盘古，开天辟地。

有巢氏时代，以构木为巢，处于穴居、巢居时期。

燧人氏时代，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伏羲氏时代，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业，并制作了八卦。这时出现一位女娲氏，与伏羲相婚，反映出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

神农氏时代，教民农耕，植五谷，制耒耜，尝百草，创医药。他的后代称炎帝。

黄帝轩辕氏时代，发明舟车，建造宫室，制作衣裳，创造文字，始创音乐等。

周《周易·系辞》是对远古叙述较早、文字也是较多的典籍，其内容是：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段文字把各个时期帝王的传承关系交待得十分清楚，司马迁的《史记》基本采纳了此说。

对炎帝神农的具体叙述主要有：

春秋《国语·鲁语上》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三国韦昭注： 烈山氏，炎帝之号也

《国语·晋语四》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注：烈山氏，炎帝代号也。

西晋将领、学者杜预注：烈山氏，神农世诸侯。

战国《世本·卷九》

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商。

神农和药济人。

神农作瑟。

垂作规矩准绳，耒、耜、耨、铫。

先秦《山海经》

卷三·北山经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自鸣其。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卷一八·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战国《商君书·画策》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

战国《尸子》

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

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旦与昏也。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

战国《庄子》

卷四中·箧第十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卷六上·缮性十六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

卷九下·盗跖第二十九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战国《列子》

卷二　黄帝篇

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从上述先秦史料对炎帝神农的叙述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有的把神农看成是一个氏族，经历了“十七世”(《吕氏春秋》写为“十七世”，《尸子》一书写为“七十世”， 《尸子》一书是清代辑存的，有可能抄写错)；有的把神农看作是一个人；有的把神农列于先，炎帝排于后，两人并非是一人……

按照庄子所言，神农氏时尚处于母系社会，相当于现代考古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7000??000年)。按尸子所言，神农时代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七十代人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起码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怎样看待上述诸子百家对炎帝神农的描述呢？神农、炎帝、烈山氏是一人呢，还是三个人呢？炎帝神农到底处于什么年代呢？这些都需要进行详细地研究。

 

 

 

诸子百家们对中国远古时期的研究是否有科学道理呢？他们描绘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大量考古资料证实，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延续250多万年的采集、狩猎经济被农耕、畜牧经济所取代，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的革命，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质的飞跃。看看新石器的特点，对我们正确把握炎帝神农时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变革是：

（1）农业革命。新石器的农业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改进，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多数石器在打制和琢制基础上又进行了磨制，而且连骨器、蚌器和玉器等也进行了磨制。各种不同用途的工具也随之出现，如用于农耕的石犁、石耜和骨耜等，用于木材加工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玉铲等。新石器中后期还出现铜器，如在仰韶文化多处遗址中发现铜片，还有青铜刀。其次是种植业的进步，人们逐步熟悉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培育出了水稻、稷（谷子）、黍（黄米）等农作物。在国外，印第安人种植了玉米、甘薯、马铃薯，印度最先培植了棉花。再次是饲养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补充了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也促进了农耕业的发展。牛、羊、猪、狗等是新石器时代较早饲养的一批家畜，到龙山文化时期，已是六畜兴旺（即马、牛、羊、鸡、犬、猪）。

（2）居住条件改善。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大部分先民已经开始建筑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先民选择的定居场所，主要是适宜农耕生产的浅山区河岸台地或较近的丘陵地区，而且形成了众多大小不等的聚落。在北方以半地穴式房屋建筑为主，在南方以干栏式建筑为主，有的地方广泛使用了泥坯垒墙新技术，还有的采用了板筑技术。

（3）制陶技术日趋成熟。定居的农业生活促使制陶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各种实用的生活用具，如炊器、食器、储藏器、汲水器大量出现。烧陶从不密封到密封，窑温由800摄氏度提高到千度以上；在陶器制坯成型工艺技术上经历了手工制坯、慢轮制坯和快轮制坯三个发展阶段，使制陶技术日益普及。尤其快轮制坯是陶器工艺技术上的一个飞跃，这一技术使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把陶器制作手工业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大溪文化中出现器壁厚度仅1～2毫米的小型器，屈家岭文化中出现蛋壳陶器，可以说把制陶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制陶技术的发展为冶金的出现，作了思想上、技术上的准备，成为青铜冶炼的前奏。

（4）纺织编织技术明显提高。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和饰有绳纹、线纹的陶器，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纺织品。我国境内较早的纺轮，出土于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纺机。当时人们用的纺织原料主要是葛、苎麻和动物毛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约4700年)，发现了残绢片、丝带和丝线等遗物，经鉴定属家蚕丝织品。对这件丝织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可靠的、可信的。

（5）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原始先民在衣食之余，也开始了艺术创作活动，其层面广泛，涉及美术、音乐、舞蹈等。如河姆渡先民采用雕刻、捏塑等手法，制作了大量陶、骨、木、象牙等艺术品，显示出比较高超的艺术技巧。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内壁上绘有3组内容相同的画面，表现了原始人集体舞蹈的情景，每组画共有5人全部手拉手，面朝同一方向，每人都梳有一个发辫，并在臀部系一尾饰。她们好似在乐器的伴奏下，踩着一定的节奏翩翩起舞。据《吕氏春秋　古乐篇》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一图案便是操兽尾舞蹈的再现。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大量骨、蚌、角、石、玉器等装饰品，说明当时人们不但注意衣物的御寒能力，而且注重衣饰的美观，生活状况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6）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现象出现。公元前3500年，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铜石并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时母系氏族制已迈进父系制，社会分工明显，阶级萌芽，已经处于文明的前夜。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文化等，其社会文明程度都已经比较发达了。其随葬品的规格之高、技术之精，说明当时已有了最高权力者。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出现坛、庙、冢有机结合的高层次的宗教信仰，无疑已出现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权力机构。

有研究者认为，当时已经产生国家或国家雏形，或即具有成熟形态的方国。最起码的已有世袭制首领以至国家王权的存在。

新石器时代这些显著的特征，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或者我们还没读懂远古的文字，使得人们产生种种的猜测，谁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古籍记载的人和事产生在什么时期？神话传说成了研究历史的某些依据，史学界对远古的研究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对远古文明的描绘基本上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而且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随着人类考古发掘的科学进程，证实了许多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正如法国政治家法拉格所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所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如何科学地看待上古神话传说？我国史学界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倾向。信古者对神话传说和史籍关于远古的记载不加分析，凡能为我所用者皆可以引以为证，毫无科学依据的编造“史实”。

疑古者认为，古籍既有真有伪，不可轻信。有学者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童书业先生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指出：“‘三皇’、‘五帝’的名称系统和史迹，大部分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假造或伪传的。‘皇’、‘帝’的名号本属于天神，‘三’、‘五’的数字乃是一种幼稚的数学范畴，‘三皇’‘五帝’和古代哲学与神话是有密切联系的。大约盘古，天皇，泰皇（或人皇），绝无其人；燧人，有巢，伏羲，神农，也至多是些社会进化的符号。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确实有无其人虽不可知，但他们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话，却是事实。把这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至启以下的夏史，传说的成分也是很重，但比较接近于历史了。到商以后才有真正的历史可考。总而言之，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的，它的可信成分贫薄到了极点。”

释古者认为，古人口头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的残影存乎其间，不能一概抹煞，应以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著名学者袁珂先生认为：神话与传说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神话是原始初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 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的产物。传说则主要产生于文明时代，它斥去了神话中过于朴野的成分，而代以较合理的人情味的构想与安排。“从神话演进为传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是怎样把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愿望渗入神话中去的这一事实，从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人类是怎样从文化的较低阶段进入到文化的较高阶段了。”“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却可能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的片段的纪录’（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把神话中的人物都当作是一个个实有的古先帝王看，固然荒谬绝伦，可是一概抹煞神话事迹所暗示的历史内容，也不妥当。”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一书中也认为：“或者把这样的神话仅仅作为氏族和部落的代号，仍然可以从传说材料中理出当时历史的一些头绪来。”

把人加以神化，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大概也是世界的共同点。不用说远古时代，就是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同样也被神化了吗？诸葛亮、唐玄奘就是典型的例子。史学家们并不因为《三国演义》、《西游记》把诸葛亮、唐玄奘神化了而否定这两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存在。正如原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言：“古代著名人物，乃是制造神的原料。”

对古史传说作出系统研究的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传说总是掺杂神话，但“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是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

上述学者们的精辟论述，对我们正确看待炎帝神农的传说是十分有益的。流传在民间以及古籍上记载的炎帝神农传说，是几千年来老百姓的口碑文学，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勾画出中华民族灿烂的远古文明。

如何科学地看待神话传说，我国史学家提出了很多好的方法。清代学者王国维创立了“二重论证法”，即将地下考古材料同史书文字记载相参证。

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据有的考古学者统计，全国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达7000余处，在西北地区主要有甘肃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辛店文化（距今3000年）；在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年）、磁山文化（距今7500－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龙山文化（距今4900－4100年）；在长江中下游有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6000年）、马家浜文化（7000－5800）、跨湖桥文化（8000－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200年）、崧泽文化（5700－5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5300年）、屈家岭文化（绝对年代距今5000－4600年）。近年又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山发现黄帝时代的古城，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发现5000年前具有炎帝神农和黄帝时期特征的遗址。这些文化遗址为我们考证炎帝神农的传说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虽然我们尚找不到文字依据，但许多文物为我们勾画出了不同时代的特征，看到其中历史的“影子”。

 

 

 

随着近二三十年考古事业的深入发展，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已初见曙光。关于黄帝所处的时代，认识较为接近，认为黄帝之世约距今4600 ~ 4500年间。对炎帝神农所处时代，分歧意见较多，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炎帝神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一个时代，还是一个家族世系？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历史的纠葛。

在先秦和西汉早期的诸子百家著述中，炎帝和神农显然是两个人或氏族社会的两个阶段。关于神农的传说主要记载于《周易》、《世本》、《战国策》、《孟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关于炎帝的传说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在同一书中出现神农和炎帝的有《吕氏春秋》、《礼记》、《管子》、《淮南子》。直到西汉末年，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刘歆撰《世经》时，首先明确的将炎帝和神农视为一人。他写道：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他按五行、五方、五季、五色之说，将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归类合并”，成为了汉代统一人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汉光武帝刘秀采纳了刘歆之说，使炎帝神农氏有了合法的地位。东汉以后的许多学者受其影响，多数沿袭了此说。如东汉班昭撰《汉书》，高诱注《吕氏春秋》、《战国策》、《淮南子》，三国韦昭注《国语》，西晋杜预注《左传》，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唐司马贞补《史记　三皇本纪》，都众口一词。

近代对古史有所研究的何光岳先生参照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之说，为炎帝排了一个“家谱”，他认为：炎帝为神农的后代，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自柱开始称炎帝，柱的后代节茎传克，克传帝榆罔，至此开始衰落，炎帝氏族的蚩尤为争夺氏族的领导权而发动内乱，打败榆罔而称炎帝。黄帝同炎帝之战，实际是同榆罔之战。何先生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如我们常称战国时“随侯”、“楚王”一样，炎帝也可能指一国之主，具体指某人应有他的姓氏名号。

《国语》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这位烈山氏应该是神农氏族中的炎帝，不称其帝何能“有天下”。何光岳先生把炎帝位子让给了柱，显然委屈了烈山氏。虽然关于烈山氏的传说极有限，但他是一个没有神嫌疑的人。古史辨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也认为，烈山氏“这断不是凭空杜撰的”（《古史辨》第四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关于烈山氏问题，下一节中详谈。

要说清炎帝神农的年代，还有个可参照的根据，那就是我国上世纪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将夏的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夏禹受禅为王），即距今4078年。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一文中说：“我认为以禹受之禅为夏王朝的开始，则夏王朝的始年应在公元前21世纪前期，不会早到公元前22世纪，也不会晚到公元前20世纪。”夏以前被称之五帝时代，按司马迁《五帝本纪》之说，夏之前有舜、尧、帝喾、颛顼、黄帝，就按传说中所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其他四帝也长寿百年，加起来也不过500年。就据此推算，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此时正是龙山文化早中期之际。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是否可以说：炎帝传位八世，传说530年，距今应有5000－5100年，神农时代应更早些，《尸子》记载：“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每世按20年算，应有1400年之久。据此，我们可推断，神农时代距今6500年左右。炎帝神农时期相当仰韶文化时期和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早期。有了这么一个大概年代的范围，我们研究炎帝神农就有史可考了（目前还有种说法将炎帝神农时代定在距今约1万年至4800年）。在前面第一章节中列举的一些考古资料，基本勾画出炎帝神农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在此须补充说明的是，古史中把炎帝、黄帝都说成在位百年以上，这有可能吗？按那时的医疗条件，人怎么长寿得了！

2008年6月4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考古学者毛里西奥　埃尔南德斯在第四届世界东亚考古大会上公布了他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距今五千年前，中国人的营养状况良好。他说：国际体质人类学研究者将身高作为判断人类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仰韶时代中晚期76具人骨至唐代中国人类骨骼样本分析，仰韶时期男性平均身高1.69米至1.70米，女性为1.63米，这表明当时人类的营养状况良好。在距今五千年以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变冷，人类摄取食物逐渐越来越精细，营养状况反则下降，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开始下降。

根据美国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说懂得医疗知识的炎、黄二帝，活的寿命要比别人长是有可能的，说他们活了一百多岁就难令人相信了，那只不过是人们对二帝的美好祝愿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