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肇兴于南方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长江流域远古文明产生像炎帝神农这样的文化英雄人物是必然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和那一时代的代表人物。长江文明的兴衰正是炎帝神农兴衰的历史折射。

不可否认，在黄河流域关于炎帝神农的传说及遗迹至今流传于民间，这只能说明炎帝神农在“有天下”时疆域领土已到达这里，甚至他的后代有部分迁徙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文明因遭洪水、瘟疫等灾难以后，炎帝神农氏族北迁的可能性更大。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炎帝神农肇兴南方的事实。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五点：

 

 

关于炎帝神农功绩的传说主要是始作耒耜，教民农耕，播种五谷。他是水稻的推广者和茶叶的发现者。《管子　形势解》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同书“轻重戊”又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其他典籍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古籍所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现代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充分证实，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原始稻作农业的主体和最发达的区域。长江流域共有稻作遗址地点132处，占全国总数的76.74％ 。在整个长江流域，又以中下游地区分布密度最高，两地共123处，占全国总数的71.5％。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最早年代距今有万年的历史，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种植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56年、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北部的吴兴县(现为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先后两次发掘发现距今5000～4000年的水稻。与水稻一起还发现了花生、芝麻、蚕豆、菱角、甜瓜子、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等。另发现大量的手工制品竹器、木器、丝麻织品等。同时发现有石犁、耘田器。这是中国考古学最早一批显露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兴旺发达的重要物证，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在第一章节中作了较多介绍，这里不必多说。

耒耜的最早使用也在南方。距今八千年的浙江跨湖桥遗址中就发现有骨耜。浙江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良渚文化中耒耜的制作方式更多。湖南的耒阳传说因神农发明耒而得名。

茶叶更是南方特产。陆羽在《茶经》中说：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据考证，我国古代川东、鄂西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神农氏最早的生息之地。早在秦汉以前，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成为了贡品。

我们还可从许多历史资料中看出，南方是我国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旱的地区，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随州临近的安陆市），《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冈东）、巴东（今四川奉节），《荆楚土地记》中提到武陵（今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也产茶。由此可见，神农发现和利用茶叶的传说只能产生于南方。

汉代著名琴人桓谭在他所著的《新论　琴道篇》中，多处提及神农造琴，如“琴，神农造也”、“神农作琴”、“昔神农继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等等，班固在《白虎通德论　礼乐》中写道：“琴在南方，埙在西南方。”只有南方的炎帝神农造琴才更为合理。

 

 

 

炎帝神农的传说中，涉及的传说人物最多的有祝融、精卫、瑶姬、蚩尤等，另外还有“宿沙之民”。

《山海经》中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文中说的“江水”，显然指的是今长江，说明祝融和共工均系活动在长江流域的神农氏族后裔。我们还可从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帛书》得到证实，其曰：“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等语，从中可以看出，祝融是楚人的始祖之神。这种看法应占主流。

瑶姬，传说是炎帝的女儿，《襄阳耆旧传》说：“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楚怀王游于高唐，昼寝，梦见与神遇，自称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为置观于巫山之南，号为朝云。后至襄王时，复游高唐。” 故事说瑶姬刚刚到了出嫁的年龄就夭亡了。这个满怀热情的少女的精魂就去到姑之山，变做了一棵瑶草。这瑶草的叶子长起来重重叠叠，非常茂盛，开黄花，结的果子像兔丝的果子。谁要是吃了这果子，就可以被人喜爱。

天帝哀怜她的早死，就封她到巫山去作了巫山的云雨之神。早晨她化做一片美丽的朝云，自由而闲暇地游行在山岭和峡谷之间；到黄昏，她又由云变成一阵潇潇的暮雨，向着这山和水发泄她的哀怨。

到战国末年，楚怀王游云梦住在一叫做“高唐”的台馆里的时候，这个热情而浪漫的女神，就在大白天亲自跑到高唐来，向着正在午睡的楚怀王倾诉她的情爱。楚怀王醒来，回想梦境，又是惆怅，又是奇怪，便在高唐附近给她建造了一座庙，庙的名字便叫做“朝云”。

后来楚怀王的儿子楚襄王到这里来游玩，听说了他父亲的这一行迹，不胜羡慕，当天晚上也做了一个相同的奇怪而又令人惆怅的梦。楚襄王的御前诗人宋玉，便把这两次奇梦作了两篇赋，一篇叫《高唐赋》，另一篇叫《神女赋》。如今，每当人们游览三峡时，就会听到关于瑶姬的传说故事。

精卫，也是炎帝的女儿。《山海经》中说：“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即说炎帝之女名女娃，溺死于东海，化为一只白嘴红爪的精卫鸟，恨海淹死了自己，于是衔西山石把东海填平，经常往返，自强不息。民间还传说，精卫鸟又和海燕配偶生下众多的雄鸟和雌鸟，它们都誓死不饮炎帝之女淹死处的水，故名志鸟，民间又叫它帝女雀。

传说炎帝还有一女儿叫女桑，《广异记》说：“南方赤帝女，学道成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鹊，或作女人。赤帝见悲恸，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元十五日焚鹊巢作灰汁，浴蚕子抽丝。”民间还传说蚕是炎帝女儿变成的。栽桑养蚕也源于南方，故事中虽说到“南阳”一地名，汉代时的南阳包括了如今的襄樊、随州地域。“愕山”很可能指湖北“鄂山”。

蚩尤，《路史》说他为“炎帝之裔也”。《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苗族学者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蒙文通先生在他著的《古史甄微》中，将神农、炎帝、大庭、葛天、夙沙、朱襄、共工、蚩尤、九黎、三苗、伊耆、厉山、赫胥、祝融，划为一族，认为都属江汉民族。

在《淮南子》一书中还提到“昔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文解字》说：“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由此可见，宿沙之民也属“南方集团”的民族。

 

 

 

大量文献典籍记载：“神农本起烈山”，并注明“烈山在湖北随州”。随州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已被许多历史学家们认同，并有许多论文作了充分的阐述。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们将在后一章节中叙述。

关于炎帝的陵墓，现已确定在湖南炎陵县。炎陵县原为酃县，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县名的改动，充分说明国家肯定了炎帝陵墓的真实性、可信性。中央许多领导人为炎帝陵题词，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题书“炎帝陵”。在此之前，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书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两任国家领导人题字，说明对炎帝陵的认可。其他地方再去修“炎帝陵”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哪怕是“第一代炎帝”也好，“第二代炎帝”也好，都难给人们一种认同感，甚至会有一种感情被愚弄的感受。

 

 

 

古籍中把炎帝神农定位于南方的论述占有主导地位，虽然按五行之说来确定三皇五帝的方位缺乏科学性，但这也是古代学者研究方法上的创造，他们只是想把事情说得更合理些。

《白虎通》中说：“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也。其帝炎帝者，太阳也。”

《尚书大传》中说：“周传洪范五行传：南方之极，自北户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

《淮南子》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出现，人们对长江流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的那样，长江文明绝不是黄河文明的陪衬。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他2007年出版的《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明确指出：“……所以我们看到，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过去徐炳昶先生、蒙文通先生等都有类似的见解。”蒙文通的见解更独特，他把炎帝划归江汉民族。

2008年，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更具独到见解。他认为，汉江才是汉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五年多对汉水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发源于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古冢山的汉江，可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西汉水流域，考古界已经从近百处史前文化遗址中证明这里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地域。天水市大地湾文化遗址共有5个文化期，其中前4个文化期分别是前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文化和中期、晚期仰韶文化，其历史年代距今8000年至5000年。这里自史前到汉代完整的文化序列，证明这里曾是早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礼县秦公大墓遗址与秦文化有密切渊源。西和县池国遗址是古民族氐族发祥地。氐族与羌族是齐名的两大氏族，同在今天甘肃东部一带。据考，氐为黄帝之后，羌为炎帝之后。氐族曾建前秦和后梁，而羌族曾建后秦和西夏。

在汉水上游，汉中有龙岗寺旧石器文化遗址，安康有关庙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游有南阳小空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十堰郧县有100万年前的“郧县人”遗址。之后还有梅铺猿人、白龙洞猿人和黄龙洞猿人等。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后，在枣阳发现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雕龙碑遗址，有学者认定为炎帝神农时代的村落。在随州又有神农洞及其传说，正好同雕龙碑遗址相印证。郧县柳陂镇辽瓦村遗址，被认定为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时代的文化堆积，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提供了江汉中上游地域文化发展序列的标尺，为汉江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特别是春秋时期的秦国、楚国、随国、庸国、巴国、麇国、罗国、庐国和邓国等，都起源于或者定都于汉江流域。在汉江下游，有著名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和石家河遗址。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先秦儒道两家典籍与古代佚书的竹简，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墓、江陵的纪南城、钟祥的明显陵等，都是汉江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口北郊出土的盘龙城是一座商代古城，其灿烂的青铜文化和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程度以及城邑形态和功能的完备，在全国罕见。汉族、汉人、汉字等称谓，都原于汉朝。汉江考古有力地证明了汉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傅广典的说法也得到中国汉民族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的认同。何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在距今约6000前生于甘肃东部的天水，女娲则生于汉水上游的竹山县。作为伏羲、女娲后代的炎帝、黄帝的出生地当在汉水流域。这与《淮南子　时则篇》所云“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所野，五谷之所宜……黄帝后土之所者万二千里”的记载不谋而合，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华夏之邦起源于汉江。

 

 

 

战国时代，在楚国兴起的农家学派，他们奉神农为祖师爷，言神农之言，行神农之行。他的代表人物就是许行。

许行（前372?梹椙?89年），楚国人，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而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饕飨而治”，率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

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同年，孟轲游滕，遇到陈相，于是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农”、“儒”论战（《孟子　滕文公上》）。孟子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对许行农学派大加讨伐，贬斥为“南蛮鸩舌之人，做先王之道”。

许行及其门徒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反驳。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他和门徒以农事为主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还认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作用，以粟易帽、锅、炊具、铁制农具等需要品。并且指出，如果一切自制，将“害于耕”。在价格问题上也有较深刻的见解，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轻重、多寡、大小等重量、质量规定相应的价格，使“市贾（价）不贰”、“莫之或欺”，不赞成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和交换中的欺诈行为。他还否定君主拥有仓廪、府库的物权。对滕文公的“历民以自养”的君主剥削制度，也持批评态度。他的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表达了企图解除现实压迫的强烈愿望，充满对想象中的平均社会的美好憧憬，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许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平均主义代表者。

《汉书　艺文志》记载，在社会上曾流行有《神农》20篇、《神农兵法》、《神农大幽五行》、《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神农杂子技道》等书，近代史学家研究认为，这些书很可能是许行及其农家学派者的著述。清代有学者还辑录有《神农书》。该书在“神农之法篇”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织，以为天下先。”在“神农之教篇”中又说：“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这些托神农之言，实为农家学派的观点。

农家学派在楚地的盛行，同神农生于随的传说应是相一致的。我们在祭祀炎帝神农时，许行也应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真是神农的“铁杆粉丝”。

南方崇敬炎帝神农还表现在建庙宇最多，如福建泉州市永春县仙洞山上的炎帝庙，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福建、广东人迁居台湾的较多，直到如今，台湾有炎帝神农庙达130余处，祭祀活动在民间盛行。四川自贡市的炎帝宫（又称火神庙），也是晒盐工人发起，于道光二十年（1842年）修建。随州市的一处神农庙虽已毁，但在两面残墙上仍砌有汉砖，说明汉代以前就建有神农庙。庙虽毁，人们在神农洞烧香拜祭从未间断。湖南炎帝陵的祭祀活动从宋代延伸到现在，更是对南方崇敬炎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