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建立一统国家雏形

《竹书纪年·前编  炎帝神农氏》记载：

少典之君，娶于有氏之女，曰安登，生神农，三日而能言，七日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其起本于烈山，号烈山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

元年即位，居陈，迁曲阜。尊师受学，作五弦琴。作耒耜，教天下种谷。立历日，日中为市。辨水泉甘苦，味尝草木，作《方书》。建明堂，作《中天易》。有火瑞以纪官，命官分职，作《下谋》之乐。

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谏而被杀。炎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其化，在位一百四十余年，陟于长沙之茶乡。

《竹书纪年》是一本十分珍贵的史书。西晋初年，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竹简，书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该书叙述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属战国时代的魏国史官编录。原本至宋代亡佚，明代有人掇拾佚文，合以史传的记事，称作《竹书纪年》。上述文字很可能出自明代人之手。

这段文字十分明确地说清炎帝时已建立国家雏形，其国土范围也说得十分清楚。这有可能吗？

 

 

 

什么是国家，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他进一步阐述说“由于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可见，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时代”，实质上就是“国家时代”。

列宁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时，概括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论国家》中又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按照上述国家的标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暴力组织，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组织。②国家是阶级统治，而不是某个酋长的个人统治。③国家是机器。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官吏，有实现这种权利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机关。

马克思主义是从国家的本质来研究国家的，这种国家形式在中国的夏代开始，经商、周的松散性帝国再到秦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后，中国的国家机器才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们怎样来界定炎帝神农时期的国家标准呢？

恩格斯所说的“文明社会”应具备哪些条件呢？有位学者提出了十大文明标识：⑴在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较多的人口；⑵手工业专门化；⑶剩余产品由中央权力机构控制；⑷存在公共祭祀建筑；⑸社会等级差异明显；⑹采用文字；⑺科学研究发轫；⑻自然主义艺术出现；⑼存在对外贸易；⑽栖居方式不再依血缘关系而定。

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他著的《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也列举了文明的几项标志：⑴金属的使用；⑵文字的产生；⑶城市的出现；⑷礼制的形成；⑸贫富的分化；⑹人牲人殉的发端。

就按李学勤先生说的六条标准看炎帝神农时代的文明：首先是金属已开始使用，如5300年前的甘肃马家窑文化中发现青铜刀。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小铜环和铸铜用的陶合范。其次，文字应该已产生，只是我们还没读懂。如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中（距今约7300年）发现了630多个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对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城市已出现，我们在后面专题论述。第四，礼制已形成。前面我们已介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5300多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遗址中发现人们生活井然有序，手工业区、神庙区、居住区和墓葬区划分很明确，礼制已完全形成。第五，贫富分化明显，安徽凌家滩遗址中墓葬陪葬品的明显区别就是典型的贫富分化表现。第六，关于人牲人殉，这只能在神权人物墓中才能发现，把这作为文明标识似乎很勉强。倒不如把艺术和贸易列入其中，这两点在炎帝神农时代都已出现。

还有些历史学家吸取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提出“酋邦社会”的解释模式。“酋邦社会”是现代人类学家提出的一种前国家形态概念，它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入早期国家的一种演化模式。它的基本特征除同上述文明标准有类似地方外，特别强调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最高首领，掌握着军权、神权、管理权等。这一概念可以列入文明社会条件之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在《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中曾说：“良渚文化的农业已获得高度发展，礼制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统治管理机器业已形成；代表良渚文明结晶的文字及精制的玉礼器业已具备；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和特殊武装力量，以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中心的台城与大型礼仪性宫殿建筑也都出现。结合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玉器出现质的飞跃和反山瑶山陵墓所见的文化突变现象，也就是良渚文化中期偏早时期(距今约4800－5000年)，良渚社会已出现的各种现象来全面研究，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宣告：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最初形态的国家政权----良诸古国已横空出世，屹立在祖国的东方。”

我们认为，上述提到的文明标识中，最突出的一点应该是城市的出现，尤其是都城的建立。它应是各个文明标识产生后的集中体现和载体。城市是国家的细胞，直到如今，我们仍把城市的文明程度看成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

一座古城的修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规划设计到组织劳力，如果没有一个行政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杜正胜先生在《考古学与中国古史研究----一个方法的探讨》（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赡》历史哲学卷，中华书局1993年）中将“城”认定为鉴别国家的指标，认为：“古文字关于‘国家’的字眼，往往带有表示城墙的义符，难怪《礼运》篇作者以城郭沟池作为国家的要件。不过今天看来，城还透露更深刻的意义。古城都是夯土城墙，筑城工程相当复杂，从设计、测量，以致鸠工取材、取土、运土和版筑，过程繁复，劳力密集。由筑城工程可以觇测政府行政，大批劳动力的编组和指挥，反映行政组织发展的程度；养活他们的粮食也显示剩余生产集中的多寡。城墙范围大小正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沉默的城墙经考古家发掘后，终于如实地提醒我们，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公共权力，可以从它身上读出来，不必费力气去寻找难有证据的警察和法律，这是我们讨论国家起源时重视出土古城的原因。”这段话讲得太精彩了，无需用笔墨去剖析长江中游出现的这批古城，去研究从部落社会向早期国家转变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了。国外一些学者将酋邦制的发展过程分为简单酋邦社会和复杂酋邦社会，衡量的标准之一是该社会组织内决策机构等级的数量。简单酋邦社会只有一级决策机构(地方酋长统辖若干村落)，而复杂酋邦社会则有两级决策机构(最高酋长、地方酋长及村落)。早期国家是从复杂酋邦社会发展来的，应有三级以上的决策机构。如作个大致不会大错的转换，外国学者所讲的简单酋邦社会、复杂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依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古国、方国和王国三个阶段。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群立，而又各自为政，并无上下等级之分的情况分析，当时应是简单酋邦社会，也就是“古国”的阶段。而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城，当是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古国或第一个酋邦。我们可以说，炎帝神农时期已迈进了国家的门槛，古国已经形成。

 

 

 

巴比伦、古埃及、印度、中国被称之四大文明古国。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倾向于更具概括力的“四大文明区”的说法，即东地中海文明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亚述、腓尼基、希腊以及古罗马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印度及周边地区），东亚文明区（中国及周边地区），中南美印第安文明区（玛雅、阿兹台克、印加）。无论按哪种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距今6000年以前，已有部分地区早已跨进了世界文明的门槛，尤以地球的东半球最为耀眼。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今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让我们分别看看这几个国家的远古文明吧。

在今天的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乌尔、埃利都、拉伽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创造了最早的城市文明。他们建立了城市国家，设立了神庙，发明了楔形文字，创作了奇异的神话和瑰丽的史诗；他们发明了计算重量和长度的方法，发明了太阳历；他们还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车和船，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拱形建筑，建立了最早的学校，编写了最早的药典及伦理标准等等；他们制造的工艺品直到现在还散发着流光异彩……美国学者S　N　克莱默在他著名的著作《历史从苏美尔开始》中，一口气列举了苏美尔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首创的27个“第一”。

古埃及同样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王朝时期，开始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分别形成了两个王国。南方的上埃及以灯芯草为象征，把秃鹰作为王国的保卫者（荷鲁斯神），国王头戴圆锥形的白色王冠。北方的下埃及以纸莎草为图腾，以眼镜蛇为其守护神，国王头戴红色王冠。双方都想一统天下。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的希拉康坡里斯先后出现了蝎子王和那尔迈王，他们南征北战，最终，那尔迈征服了下埃及，初步统一了上下埃及，创建了第一个王朝。

公元前3500年的印度，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在加快，农业文明已经遍布整个印度河平原。在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期间，许多村落在印度河中下游流域涌现。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在从狩猎向畜牧业、农耕的过渡中，母系制被父系制所代替。牲畜饲养从食物采集和狩猎中分离出来，是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它促进了物物交换的出现。后来，农业与畜牧业分离，出现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业从畜牧业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时已有了绘画艺术、陶器制造与房屋建筑。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开始进入奴隶社会，铜和青铜工具开始出现，一种丰富而十分发达的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繁荣起来。1922年考古学家们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两座彼此相距约700公里的被埋没的城市----摩享殊达鲁和哈拉巴。此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城址80多处。尤其摩享殊达鲁城有街道和大型建筑物，并使用有砖块，城内挖有水井。有一大浴室占地上百平方米。城市人们主要食用小麦、大麦、牛奶等。有学者认为，这里很可能是皇宫或庙宇或市政大厦。

印度最有典型代表的是梅赫尔格尔遗址。这一遗址的跨度达5000－6000年，相当我国炎帝神农传说时期。在该遗址的前期，即距今8000－7000年时，人们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石器，尚无陶器出现。人们已学会了种植大麦和小麦，豢养绵羊和山羊。人们住在用泥砖构筑的房屋里。这一时期的后期，陶器才出现，人们开始种植水稻，并出现了谷仓。距今5500年以后，定居的农耕生活明显体现出来，海贝和各种次等的宝石如绿松石和天青石开始使用，意味着贸易的存在。砖墙也开始出现，还发现了铜制品和象牙制品。这一遗址实为印度河文明繁盛时期成熟城市的最早雏形。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地的文明对古希腊产生重要影响。故哲学家黑格尔说：“东方世界是希腊世界的基础。”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东方世界文明的相互影响和互渗，使东半球社会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只是在文明程度上有所区别。那种认为世界文明先埃及，后两河流域、再希腊，然后到印度，而中国直到距今三千年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地处在东方世界的中国远古时代，也绝不会落后在上述国家的后面。仅以能代表文明程度、甚至国家形态出现的城市而言，长江、黄河流域不断发现古城遗址，就足以证明炎、黄时期已成为一统国家。

 

 

 

在夏朝以前，中国的城邑就开始出现。在第一章中“中华第一城”已作了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说明。

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人们认识到，远在距今6000年前的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之滨的今澧县城头山上已有城邑的建造，其作为早期国家形成的物化标志向世人昭示，此一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已向文明的进程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时期，两湖地区已经出现了如天门石家河城那样规模空前的中心城邑以及众多的一般城邑，其当彼此联属而具有古国性质。这里也许是炎帝王国的领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城邑群之一。正如《汉书》所言：“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又城池之设，自炎帝始矣。”

石家河城址位于今湖北天门市西北约16千米石家河镇北。1990－1991年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各城邑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发掘，最终揭示出整个遗址群具有古城形态。城垣由红黄粘土分层堆积而成，底宽10－20米，顶宽4－6米。环城有护城壕，周长4800米左右，一般宽80－100米(最窄处在60米以上)。壕底与城垣顶面高差在6米左右。城内还发现有庭院式建筑遗迹，出土有红陶杯、钵等器具，有的遗址还出现大面积瓮棺墓地。

据《孙子兵法　行军》言“凡此四军(指军队处山、水、泽、陆四地)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载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后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研究员在《长江古城址》书中说：“在长江中游即两湖地区所发现的荆门马家垸城、荆州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城、公安鸡鸣城、应城门板湾城、澧县鸡叫城，及石家河城等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城址或即属‘赤帝’所统领。此石家河城规模最大，或即为赤帝所居，而与其他城邑互为联属，各城(国)之君当分级设职，臣服于‘赤帝’。如此，则石家河城的衰落似当与黄帝灭赤帝有关。其‘反山之原’，当即‘阪泉’……”他还研究认为：“石家河城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址(或称史前期城址，其所谓史前，乃指夏代以前；而若依传统史学，以三皇五帝时期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则此一时期城址称早期城址似更合适)。它巍然屹立于汉水之东，凝结了江汉先民的心力，昭示长江文明于起步之初就创下了如此辉煌的业绩。”

1995年秋，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在位于黄河南岸的郑州西山，发掘出一座距今5300年的仰韶时期古城址。城垣残长约265米，宽3---5米，高1---2米，全部埋在地表之下。通过发掘，在城址北及东段发现两处城门。城址中出土有彩陶罐、彩陶钵、陶釜、陶灶、陶塑人面像、玉器、瓮棺葬。在灰坑中出土有高品位的铜矿石(这正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　封禅书》中所说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传说)，还发掘出一处面积达516平方米的大房基及其回廊和一些小房基等。这一古城在时间上恰好与黄帝时代相吻合，又居于黄帝活动的范围内，因而说它是黄帝所筑，似乎应有一定道理。

上述南、北古城址的发现，充分说明中国远古的文明应走在世界的前列，最起码也是同步发展。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解释模式。他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而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古国之后是方国时代，“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以前。与古国是原始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最早出现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苏先生的理论得到不少古考学家的认同，因此，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来猜想炎帝王国的文明。

 

 

 

中国大地的文明曙光不仅表现在从聚落发展到城市，而且出现祭祀活动，代表神权、财权、军权的玉器不断被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早期的象形符号开始向文字转变。这些多种文明元素的凸显，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祭祀遗址十分引人注目。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有座人工修砌的高台，面积达240平方米的高台，中间的前部是一个石砌的圆形祭坛，直径2.5米，后部是边长10多米的方形祭坛，坛上有3个石块垒筑的祭堆。祭坛周围出土了不少陶塑裸体女像，约为真人的二分之一大小，还出土了一批动物形玉雕，还有大量陶器碎片。

在距此不远的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一带，发现了分布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的红山文化墓葬群。一批大型红山文化积石冢，是在地面上用石块垒砌的大冢堆，冢堆里面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石棺墓。墓内除尸骨外，都随葬着极为精美的环、镯等佩饰玉器。积石冢的周围排列着专门烧制的数百个彩陶筒，蔚为大观。积石冢的旁边，都有当年举行过祭祀活动的迹象。

在离“陵园”不远的小山上，尤其令考古工作者注目的是这里有同时期红山文化“女神庙”。庙宇是多间建筑，分为主室、侧室、前室和后室。发掘出的泥塑彩绘女神头像约真人般大小，脸蛋红润，神态安祥，用玉片磨制镶嵌的两眼炯炯有神，乳房丰满，充分展现了女性美的魅力。

学者们根据上述情况分析，这里是红山文化人群公用的公共祭祀圣地。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杭县反山墓地发掘了11座内有棺、外有椁的良渚文化大墓，其中仅随葬玉器就数以千计，很多品类在传世古玉中根本没见过。1987年，又在距反山墓地7.5公里处发现同样规模的谣山墓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不仅发掘了12座大墓，更令人振奋的是，人们发现这片墓地实际建筑在一座祭祀坛上，即人工堆筑起一个巨大的高土台，在台面上挖筑墓室，形成坛、冢合一的结构。有些随葬玉器较多的大墓，显然是贵族墓。在墓中出土有琮、璧、钺三种礼器，有的还有玉质冠状饰物，表明死者身份不一般，很可能是掌握有神权、财权、军权的显贵阶层。

有学者研究认为琮(见第一页彩图)是神权的代表器。璧，可能是财富的代表。钺的意思最清楚，是军事统帅的象征。

学者们根据上述文化现象分析认为，良渚文化的先民们把玉器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说明他们已进入“古国时代”。

青铜金属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又一重要标志，虽然目前发现的新石器中晚期冶铜或铜器遗址基本都在黄河流域，但没有找到一处采掘铜矿的遗址。考古学家们却在湖北、江西、安徽境内的长江边找到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比商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铜器的出现是否与这些遗址有关呢？这确实是有待破解的谜。

追溯更早文明的源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字。大量考古资料证实，在殷墟甲骨文出现之前，我国确实存在一个从“刻画符号”过渡到文字的漫长过程。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象形符号越来越接近文字，距今五千年的安徽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见“炎帝氏族的‘天书’”一节)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国学者们认为，距今8000年至7000年，人们已使用脱离了图画的抽象符号来表达某种特定含义的字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字符的种类繁多，也许能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但尚未发现可能构成句子的成行符号。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至少在其晚期，有能表述较多意思的文字，正在完成从单个字符向遵循一定文法规则的文字转变。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大概在这一

时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多种文明元素的快速发展，一个一统国家的雏形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型。

 

 

 

炎帝时代既然已建立起国家雏形，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作些猜想。六千年前，在长江、汉水流域有一个强大的神农氏族部落，早期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到5500年左右，进入父系氏族制时代。这一氏族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主，致力于将野生稻培育成人工栽培稻。不但创造了农耕文明，并且因对医药很有研究而闻名于世。他们以牛为图腾。为了扩大耕地，也为了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杀灭虫害，他们采取放火烧荒的作法，并很有成效。大约在5100年左右，在今湖北随州诞生了一位神农的后代，人们称他为烈山氏，又名石年。他长大后继承了先辈在农业生产方面积累的经验，在医药方面更有成就，他最早发现了生姜的药用价值，常向发生感冒的病人推荐喝姜汤。他还发现了茶叶的保健功效，鼓励人们多饮茶。他研究出来的许多小单方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后人把他对植物药性的认识和单方编成《神农本草经》。他在氏族的威望越来越高，南方各部落拥戴他为王，始称他为炎帝，号神农氏或烈山氏。他选择在城市较密集的如今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建都城。

他有位儿子，取名叫柱，炎帝命他管理农业方面的事务。他果不负众望，在农业方面很有作为。他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基本掌握了水稻生长的规律，培育出水稻新品种，使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还教人们种植各种蔬莱，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健康水平。后人敬他为稷神。夏朝建立后，祭祀的农神便是他。

炎帝烈山氏（简称炎帝）势力越来越强大。他的统治范围也跨越黄河，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北。这时在东海之滨以生产食盐为主的宿沙之民，敬仰炎帝的功德，他们发动了起义，推翻了统治他们的王朝，归附在炎帝的势力下。炎帝一统天下，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全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的充足不仅使六畜兴旺，而且开始造酒。每当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和喜庆活动时，酒成了礼仪中的重要祭品和饮料。

祭祀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音乐的伴奏，人们已学会用竹子制作笛和笙，将树木挖空当鼓，还烧制埙、缶、陶铃等乐器。为了保证乐器的音准，早在神农时期就发明了一种五弦琴，它成了古代最早的声学仪器。

炎帝时代，纺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制造了简易的纺织机，以苎麻为原料，编织成布匹，制作成各种式样的衣裤。冬天时，人们将兽皮制作成衣料，用以保暖。人们不仅追求服饰美，还讲究装饰美，人们已掌握了玉雕技术，雕刻各种装饰品。

炎帝时代的房屋建筑也十分讲究，人们已开始学会了泥坯垒墙，木板盖顶。在有条件的地方，人们取“白膏泥”泥墙、平地。房屋结构已不是单间，而是向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甚至是庭院式发展，并出现了滑拉门。在比较潮湿的地方，人们建起干栏式房屋，不仅防潮，还能防止蛇、虫、野兽的侵害。

炎帝时代在制陶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制陶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由过去的慢轮改进为快轮，窑温也得到提高。陶器不仅耐用，而且造型独特，装饰优美。

炎帝时代开始出现商品交换。炎帝约定，全国以日中为市，交易各自所需的物品。

炎帝神农时代，还有一件同人们生活十分密切的就是火种的保存。那时没有火柴一类的取火材料，火源怎么来呢？人们制作了一件特殊的陶器，上部口较小，腹部较大且有对称双孔，底部也留有孔。每次做完饭以后，将木炭放进里面，面上覆盖火灰，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烘炉似的，需要火种时，只要将火种器中加入易燃物一吹即可。保管火种器的是家族中最有权威和责任心的老人或是祭司，他们受到特别珍重。

总之，在炎帝烈山氏时代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定，一派繁荣景象。

有一年，湖南东南部地区发生瘟疫，炎帝前去为百姓看病。他在山上挖草药时，误尝一毒草而驾崩。临终前，他让随从记下这一药名叫断肠草。炎帝的家族选择今酃县康乐乡水江畔安葬了炎帝。公元960年，宋太祖登基，他派人遍访炎帝陵，终于在酃县白鹿塬寻访到帝陵。宋乾德五年（967年）建庙奉祀。

炎帝烈山氏之后又传位七代，分别是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炎帝后代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并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到帝哀之时势力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一代叫榆罔（又名参卢），这时已走向衰弱。蚩尤部落在南方逐渐强大，他自称炎帝。黄帝部落在北方兴起，使榆罔在强大的部落面前毫无反抗之力，他不得不同黄帝部落联盟，攻打自称炎帝的蚩尤，蚩尤失败被杀。黄帝成了一统天下的主人。炎帝及其子孙们被黄帝分封在华东、华中、西北的一些地方，他们继续供奉自己的先祖炎帝神农，有关炎帝神农的传说在这些地方流传下来。炎黄的联合，使华夏政权更加巩固，炎帝族和黄帝族亲如兄弟，天下太平。后世自称为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