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兴建营地，平整山头时发现曾侯乙墓。1978年3月，省地县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勘探小组，5月上旬开始发掘，6月底基本完成发掘和田野清理工作。因墓主人为曾侯乙，被命名为曾侯乙墓，又因这里是楚王侵随擂鼓助战的地方，后又勘探出这里有大中小古墓200余座，所以被编序为擂鼓墩一号墓。

    曾侯乙墓规模巨大，出土文物精美众多，总数达15000余件，文物保存良好，墓主身份明确，下葬年代确切，文字资料丰富，被誉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总建筑面积达220平方米，分东、北、西、中室，中室面积最大。钟、磬，鼓、瑟、琴、笙、箫、篪8种124件乐器，基本上陈列于中室。编钟在靠近两壁和中室南部呈曲字形，编磬靠北，建鼓居东南，东有琴瑟箫篪。124件乐器包括编钟64件，石玉质编磬32件，木腔皮面鼓4件，木质瑟12件，整木雕成的琴2件，以葫芦和细管制成的笙5件，竹制排箫2件，横吹竹笛（篪）2件，另有楚惠王赠送的缚钟1件。还相拌出土的有部分乐器陪用的击奏工具12件和各种构件附件达1714件。

    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这些古乐器，品种齐全和保存完好都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发现，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古乐器中，属于打击乐器的共100件。打击乐器发出的声响是粒状，它构成音乐的第一要素即节奏。属于吹奏乐器的共计9件，此类乐器其声响为线状。她是音乐的另一要素即旋律。琴和瑟则是对节奏和旋律进行深化和铺饰。这些乐器虽不是古代乐器的全部，但它们反映了当时随国发达的音乐艺术。编钟之上的乐律铭文达2800余字，磬面上残存的文字约600余字。按钟磬的乐律铭文和实测证明，每件铜钟都能敲击两个乐音，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的C调七音阶属同一音列。钟铭上的乐律学术语，在科学概念上表现出相当精确的程度，而且这些乐律术语约有2/3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著作。因此，中国音乐史就存在一个重新评估的问题。

声音的高低快慢起伏变化作为语言来表达叙述世间万事万物，这种语言不分地域、不分人种、不分古今，是人类最通行最充满智慧的语言。随州人是如何把日月星辰、风雨霜雪、万里河山、古今岁月化为青铜，铸成编钟，再用钟声叙说天的深邃、地的旷达、云的高远、山的峻峭、水的静谧、历史的雄浑、生命的厚重……这是一个谜，它吸引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力，曾侯乙墓的编钟及其它乐器学术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众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倾毕生精力来研究编钟仍是一种不悔的选择。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专家学者，作为随州人，我有责任对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作些分析，同时对随州今后在文化建设发展中如何运用这些背景进行思考。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音乐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迷朦而漫漶，漫漶到难以辨识，迷朦到诱惑人心。闻一多先生认为，音乐早于语言的诞生。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这些孕而未化的语言，就是音乐。它是语言的萌芽，更是音乐的萌芽。这些语言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故不能称这为语言，然而它却有颇为复杂的涵义，它的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可以有相当的变化，说它是音乐的源头确有些道理。自然界无数的响声，风雨松涛、鸟鸣水流，更如丰腴的乳汁滋润濡养着人类的音乐潜质，生存的需求则把这种潜能逐步激活。音乐就这样诞生了。

郭沫若先生认为言和音二字在古代是同类字，他从文字学的角度阐述，原始人的音乐就是原始人的言语，于远方传令每籍乐器之意以蒇事，故大簫之言可转为言语之言。

   按照俩位大师的说法，既使音乐不比语言更早，至少也是和语言一道产生的。音乐是上古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从生产劳动、战争、宴会、聘飨， 是如何创造音乐的。

“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蔡邕《琴操》）

“昔神炎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桓谭在《新论》中把创造音乐的过程和功能描绘得更具体了。

     《吕氏春秋·古乐篇》把音乐的创造归功于黄帝。是黄帝命自己部族的乐官伶伦创造律吕。伶伦接受了黄帝的任务后，从大夏之西来到昆仑山北，在嶰溪谷中选择了粗细均匀的竹子，截取两节之间的一段，长三寸九分，正好是黄钟调的宫音（相当于今天C调的“1”）。他一共制作了十二根管子，在昆仑山下听凤凰鸣叫声音的高低，根据雄的鸣声制成六根律管，根据雌的鸣声制成六根吕管，合起来就是十二律。很显然，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对音律的分辨还不可能细到把一个音阶分为十二个半音的地步。但伶伦造律吕的传说奠定了他在音乐始创人的地位。

    《尚书·尧典》中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历史典籍。它详细叙述了尧帝命夔主管乐事，教育帝王与贵族的儿子，要求他把世子们皆培养成什么品质性格的人，并且明确规定夔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夔必须用金石土木、丝竹革匏这八大类的乐器来和谐地演奏，帝王和贵族的儿子可以在和谐的音乐中成长成为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的接班人。这一段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人生历程中可以不从事音乐，但成长过程中，绝对不能缺少音乐。

    关于音乐起源的传说还有很多。但这些传说已足以证明音乐文化起源历史久远。我认为它们不可能是历史最早的原点。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既需要有漫生的土壤，更需要一定的文化积累。这是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中国作为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从旧石器时代前期山西西侯度人和云南元谋人，以及四川巫山人的发现算起，至今已有170万年至200万年的历史，其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逐步发展，人类有多大的年纪，音乐便有多长的岁月。音响是人的生命固有的机能，生存繁衍需要先民抒发自身生命本体的深沉情感，那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音响，实质就是浓烈的生命情调，抒发就是追求生命神秘和崇高的情感体验。音乐作为流动的由人类操纵的音响艺术，绝大部分随着先民群体的消失和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了。迄今我们所能获得年代最早的远古音乐遗存，仅仅是具有造型艺术特征而又能长期保存的新石器时期音乐器物，如若干石、骨、陶类乐器，它们的历史是8000年左右。这些实物为我们窥见远古先民音乐生活图景提供了若干线索。

    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对音乐的起源有一个十分精确的完满答案，但我们在寻源的过程，却发现音乐是和生命溶成一体，在巨大的惊悸中，对音乐就有了厚重的感觉。我们人类伴随着音乐成长，从蛮荒走向文明，走向有文字的时代。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音乐却有百万年，百万年的积累凝聚了生命的智慧，莫说走进音乐，只要走近音乐，那音乐就如天光一泻的智慧精灵，让人醍醐灌顶走出混沌……

 

 

    音乐伴随我们走进有文字的时代以后，音乐的地位至高无上，到周上升为管理国家的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不认识古代的音乐思想，就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

    中国走进文明时代是公元前2070年，这一年是夏王朝建国之年。国家的建立是文明的最重要标志。什么是国家最大的事？“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和打仗是国家最大的事。而这两件事却不能少了音乐。礼乐历夏商至周上升成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礼记·乐记》中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就把礼和乐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了。音乐是和谐的，在古人的宇宙观里，乐和礼被看成宇宙和规律的体现，只要我们走进音乐，就与天地和谐。《大乐》主张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而太一被历代先哲们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人类社会进入西周，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音乐。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庙、军旅、田役、大丧都必须有礼乐。而礼和乐在造字之初就是音乐。繁体的“禮”就是珏鼓二字的结合。而鼓和玉都是祭祀时的重要乐器，而“樂”就是在木上附丝弦而成字。周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因袭夏商，同时以夏商的灭亡为鉴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因为儒家的传承，让音乐的智慧濡养了中国文化史的每个章节……

    周人制礼作乐、礼乐结合。“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国乐国舞是天子颁布。国家乐舞的演奏和传承有专门的机构。国家的兴荣枯衰是与礼乐的好坏相对应的。对于社会的成员来讲，从小就应受到礼乐的教育，参加社会事务后，执礼必须举乐，事事都要在礼乐的规范下进行。

     周的礼乐制度的深远用意，就是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用乐的感染来调节人的情感精神。《礼记·乐记》中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有礼的规范、政的划一、刑的强制、乐的感染，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时，周还建立一套完整的雅乐体系。这种雅乐体系，典雅庄严、格式规整、节拍缓慢、八音俱备、歌舞谐和，呈现出肃穆、安定、和谐、严正的气氛。这种理想的音乐是道德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声音的华表。最高典范的乐舞共有六部，称之为六代乐舞。它们分别是祭天神的《云门》，祭地神的《大咸》，祭四望的《大韶》，祭山川的《大夏》，祭先妣的《大濩》，祭先祖的《大武》。这六部音乐作品是颂扬不同时期的创业帝王的文德武功，通过这六代乐舞的演奏，直接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滋养社会君子的崇高理想，陶冶学士贤人的优美人格，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周人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虔诚的躬行实践，期望以音乐的和谐求得天地、君臣、上下人心的和谐，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心态的平和，天地人性的完美统一。因为音乐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所以朝廷有庞大的音乐教育机构，《周礼》中记载有1463人。大司乐亲授乐德、乐语和六代乐舞。教育对象分别是具备高贵血统的世子、胄子、学士、君子、贤人。未来政务承担者必须在这里接受教育，掌握道义理想、治国之术、礼乐诗书。正是由于音乐在周人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理解音乐在中国文化中有那么显赫的份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知道，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主要的薪火相传者和发扬光大者。而儒就是周庭里的世子、胄子、学士、君子、贤人。他们的学习年限是13岁－20岁。古无“儒”字，然其字从“需”。古今学者有大量的论述、考证，儒就是祭祀和祈雨活动的人。儒者柔也。柔弱有小、短，未成之意。比方说少年为孺，胆小为懦，微语曰嚅，短衣曰襦，轻触为擩，微水为濡，小虫微动为蠕，次等玉石名瓀，次等田叫壖。学宫的学士舞子统称为儒，因为周庭学宫里所习之乐舞存大量的祭祀祈雨这些宗教性的活动。儒在传承周代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把音乐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琴棋书画作为古今知识分子的必备素养，而琴摆首位。音乐就这样沉着而自然地融入中国文化，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有了音乐的节奏和韵律。读中国文化史实质是吸吮音乐的智慧，灵魂被音乐浸润净化，生命自然就有了勃勃生气、无限张力……

 

 

    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只能是随州编钟面世的大背景，与编钟存在尚缺乏必然性联系。但如果明白了随国君侯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知晓了分封随国的意图，我们就会感到，随州编钟面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西周本是以今洛阳渭泾一带的小邦国。公元前1046年才成为天下共主。说周武王是天下共主其实有点过，因为周初能真正掌控的地域范围很小，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东不达淮水，西只过镐京。周武王得天下仅二年而故，由其弟周公摄政，先是发动了东征，接着进行了南伐。在长期的战乱中，周王逐渐明白，天命无常，民意才是现实的。周统治者开始重视人民的意愿。既然天命不可信，统治仅靠武力是不行的，以德维系周的统治是最佳选择。“明德慎罚”的礼乐思想呼之欲出。周人反复提“保民”，甚至“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这里的保民实质是保住周人的统治政权。

    礼乐政治的重要支撑就是分封制，用血缘关系来支撑周王朝。周王东征和伐南俘金以后，在全国要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的子孙为诸侯来管理广大的东南地区。其目的是“以藩屏周”。《荀子》认为“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记载：“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同姓的诸侯，多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后裔，是在周公摄政时分封的。这就是说随国的立国时间最晚不过康王，即公元前1020年。

    随姬姓国。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个论断。1979年随城东义地岗季氏梁春秋墓出土了两件铜戈，其铭文：“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臧之武之用戈”。李学勤先生指出：周王孙，是周初的分封国，并和周王室有很近的血缘关系。

    西周分封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殷商时代是兄终弟及制，至商的晚期才出现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嫡长子是第二代的天子，是为大宗。其母弟及庶兄弟只能为诸侯，是为小宗，亦称别宗。这种嫡长子继承法靠生理的自然命定，避免了王室贵族的争论，抑止了兄弟的争执，为贵族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分封则主要是针对小宗，多数为同姓，少数是姻亲，亦谓伯舅。这样，天下均变成了亲族关系。所以“股肱周室”。周政权用这种宗法关系来维系对天下掌控。这种分封，不是移民，而是监控和教化分封地的国民。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守。巡守是天子对诸侯的视察。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侯的内政要受卿的监控。小诸侯国的一卿，中等诸侯国的二卿，大诸侯国的三卿由周天子亲授。诸侯立太子必须由天子批准。

    随国是中原联系南楚的重要通道，也是掌控南楚的桥头堡。南楚有丰富的青铜资源。周公南征后把大量的青铜器运到了王城，铸成钟鼎，史称“伐南俘金”。从周王孙季怡只任随国的大工尹来看，首封随国诸侯的人选应是周公慎思而择的人。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与周公的血缘关系很近，其二，必有很高的德性，其三，知乐，在以礼乐治国的周王朝，乐舞是教化南民的唯一手段。

    这个人应该叫姬曾。

    考古材料证明，随国君侯为姬姓已无疑问。“曾”是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字。《说文解字》曰：曾从八从曰，辞之舒也。曰的篆写是象形人中和嘴的形状，说明这个字与口有关。舒是延伸延缓或停顿的意思。什么能对言辞来延伸延缓和停顿呢？唯有音乐有对语言具备延伸延缓停顿的功能。曾还有自谦的含义。晋平王曾对周天子说：“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彪是晋平公的名字。晋平公在这里自称“曾臣”是“小臣”“微臣”的意思，是对天子的敬重而言的自谦之词。姬曾任首任诸侯自称曾侯，也是对周天子的尊重，亦有自谦的意味。随侯的二世，按敬祖的体例，是可以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或作为自己的封号。随侯的继承者世代均自称“曾侯”，一是对先祖的敬仰，二是对周王朝的尊崇，三是对平民炫耀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家世。而史官绝不会把一个人的自谦称谓录于史籍。这就是随国境内外出土的文物均有“曾”的铭文，而史籍中只有“随”记载的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史学界有过一场“曾随之谜”的大讨论。但多数学者认为“曾”即“随”。当然，这种观点尚需新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进一步支撑。但从目前已掌握的文献和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这是最合理的推断。

    礼乐是周人最大的政治，但乐重于礼。因为礼的约束对象少、范围窄，而乐的教化对象是天下人。周人已认识到王权的延续在民不在天。“乐由天作，属阳，指示和同之爱，合于仁；礼从地制，从阴，标志尊卑等级合于义。”但仁高于义，所以乐重于礼。

周公是周初王权的实际掌控者，他带兵东征南伐之余还创制六段的大型音乐作品《大武》，那么首任随国诸侯必是精通六乐之人。他必须用六乐来教化南方荆楚蛮夷的子民，认同周王权来源的正当性，证明周天子德性崇高，以完成周王室分封姬曾于随的重大责任。从周初税赋来看，“国人”的地位远高于奴隶，但税赋为十分之一。《孟子注》说：“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为赋。”同时，国人除了交税赋，还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奴隶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随侯姬曾用六乐来征服人心就是首任分封君侯的唯一选择，“云梦之会”就在这种选择中应运而生了。只有征服了人心，从心灵深处承认周王室的崇高神圣，交纳税赋并随同周王室征战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现代学者依据《墨子》：“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推断“云梦之会”起于楚国。宋玉的《高唐赋》更把“云梦之会”描绘成欢娱和纵欲的盛会。但这与周人对音乐的理解和躬行有本质的区别。与音乐人类学意义，音乐所具有的永远的价值是天壤之别。在《左传》和《国语》中，“云”和“梦”是分列的，江北为“云”，江南为“梦”，鉴于燕祖、齐社稷、宋桑林均为社宫的所在地。江北应是“云”社，江南为“梦”社，这是重大的社祭活动，历史文献还详细说明了它的时间是夏的三月，周的五月，夏周的历法是不同的，夏以十三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据此推算，夏的三月正好是周的五月，即“仲春”时分。随国的首任诸侯姬曾在这个时间举办盛大的乐舞会盟，以六乐来教化南国的臣民。六乐是歌颂黄帝功德的《云门》，歌颂尧帝的品质的《咸池》，歌颂舜帝品性的《大韶》，歌颂禹帝业绩的《大夏》，还有商汤取天下的《大濩》，武王克殷东征的《大武》。姬曾就是用这六部作品来阐述周王天下的正当性，周礼乐精神是从往古的贤帝传承而来，臣服周王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周人的八音含敲击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敲击乐器主要是对节奏的奠定，吹奏乐器是对旋律的开发，弹拨乐器则是对色彩进行铺饰。六部音乐作品是什么状况，已失传，但根据这六部作品的内容，用金石土木、丝竹革匏八类乐器来演奏，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尚书》作了具体的描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声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当年孔子听了《大韶》的演奏后，竟然三个月不知道肉和水的味道。

     因为这六部作品中以歌颂黄帝功德作品最为重要，故又称之“云门之会”或“云之会”。《周礼》说：“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演奏这六部大型乐舞，在音乐形态结构上都以五声基础构成，即宫商角徵羽五个基本音级，八音是指金石土木、丝竹革匏必须齐备，而且这是“先祖之规”。“八音之中，金石为先。”金主要是指钟，钟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与鼎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石是编磬，它在上古也是礼乐重器。具有和青铜乐器相同的地位和作用。金石类的乐器如何排列，《周礼》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金石八音齐鸣，谓之“金奏”，“金奏”是至礼备乐，一般场合是不随便演奏的。不是姬曾得特殊许可，是不能演奏的。开化南方从西周立朝、到王朝衰落而进入春秋时，始终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所以只有这种场合方可“金奏”。《左传》中记载，晋国的使者到楚国听到“金奏”诚惶诚恐地说：“君不忘先君之好，施之下臣，赐之于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钟的大小也象征着主人的地位和权力。鲁庄公准备造一口大钟，谋士曹刿说：“小小的鲁国造这么大的钟，配吗？我们要想想由此带来的后果。”

     由于六部音乐作品已失传，根据历史文献，《云门》是颛顼命飞龙所作，《咸池》是尧命质和瞽叟共创，《大韶》是舜乐臣质所修，《大夏》是禹的重臣皋陶依据禹“勤劳天下，疏三江五湖，注制之东海”的业绩创作，《礼记·明堂》中明确规定这个乐舞演奏时，头上是皮帽，身上着白色素服，即“皮弁素积裼而舞”。《大濩》是汤征讨了暴虐的夏桀后，命乐臣伊尹编修。《大武》则是周公亲手创制。因为历史的久远，我们不能知道这六部乐舞作品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依据历史文献的线索，想象远古英雄的形象及他们创业的壮举。他们创世的伟大和崇高，在金石革木这些打击乐器的烘托下，节奏鲜明而有高贵的气度，在土竹匏吹奏乐器的滋润下，旋律优美而有雅典的底蕴，在丝弦弹拨乐器铺饰下，色彩细致而有端庄的韵律。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一种张力的样式。心灵魂魄在这种状态和样式面前会怎样，我不知道。我想如果，随州如果重现这个场景，我置身其中，我的血流会加速，心会随之震撼，灵魂经过这节奏、旋律、色彩的洗礼，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状态。

    随国君侯姬曾也正是由于举办了这场盛大的音乐会盟，而被史称为“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国也只有举办这“云梦之会”才符合周初分封姬曾而立随国的战略意图。随国举办过几届“云梦之会”？因为史料的缺乏，目前尚不能定论。但这种聚会深受民众的喜爱，传到荆楚，因为没有礼乐的限制，就更加无拘无束了，演变成欢娱和纵欲的盛会，是这种教化活动的变异。今天西南的“三月三”歌会实际上是这种盛会的延续。但我觉得，这种浓烈的音乐氛围，才使天下的乐人聚集在随州，这才是后来随州铸造音乐重器，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编钟面世所必须具备的坚实基础。

 

 

     随州礼乐重器编钟能面世有两个必备条件，即突破礼乐思想桎梏、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钟的高贵神圣，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质材贵重、铸造难度，而是礼乐制度规定它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周天子才能享用一肆两肆的编钟。肆是列，一肆为十六件。甚至在表演人数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论语》里记载，鲁国的大夫季桓在自家的庭院演出了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之舞，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怒发冲冠，愤然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排，一排八个人，八排是六十四人。随国的曾侯持有四肆之钟，孔子见了，非气愤得吐血不可。这就是说礼崩乐坏是随州编钟面世的必备的条件之一。

     周王室的衰落，才为礼崩乐坏提供了可能。周初礼乐一统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周初音乐教育机构庞大，大量的音乐人才流入各诸侯国，同时，他们再不受礼乐规则的约束，就有创新的可能，才有音乐的多元。象郑卫两国在春祭时有了男女互赠歌舞的活动。文化如果直达人的本能时就变得大胆炽热、奔放浪漫。这类文化从产生之初就有浓厚的生理性色彩，似乎缺乏人类理性文明的社会化含义。不要说有什么不好，也不要过份炫耀张扬它对文化的贡献。但作为礼乐制度的维护者孔子听了郑卫之音，厌恶之极。他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就成了世俗小调的代称。然而郑卫之声的出现是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

     这种音乐多元化，让师旷、伯牙、秦青、韩娥等杰出音乐家的出现成为可能，也让史伯、孔子、墨子、晏婴、庄子、老子、韩非这诸子百家都涉猎了音乐理论。师旷拨琴知世的故事，不仅让他成为瞎子算命的祖师，他“好乐无荒”的音乐思想更是儒家礼乐正统的开山鼻祖，伯牙奏出高山流水和钟子期相知的知音故事传颂千古，秦青响遏行云的往事成为千古绝唱，韩娥余音环绕的何止是齐都雍门，我以为是一部文化史都有她的余韵。“潜鱼出听”“歌动梁尘”“三月不知肉味”“六马仰秣”更让中国文化烙上了音乐的印痕。诸子百家的音乐理论更把美好的音乐、感性的生命、历史积淀的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并让音乐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深刻的灵魂，正是他们的贡献，东方音乐才不至于象西方音乐那样走向“纯粹的音乐”。我觉得正是他们的出现，才为随州青铜编钟的问世作了充分的准备。

    编钟诞生另外一个必备条件，就是雄厚的物质基础。关于随州是一片人生福地，我在《炎帝神农》一文中曾有过详细的论述。随州适合农耕，古今都是富庶之地。从随国立国到曾侯乙编钟，历五百余年，这其间有多少故事，不为人知。但春秋以来，大国崛起，随国南有雄楚，北有强秦。随地愈是富庶，愈是令虎狼垂涎。随国如何在这夹缝中生存，考验着随人的智慧。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诸侯，谈何铸造礼乐重器？

    历史文献记载，随与楚的战争就有三次。一战，楚不战而退，二战三战，楚小胜与随结盟而还。这三次战事充分展示了随人的大智慧。随国大夫季梁是随侯重臣，他认为“民为神主”。这其实是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延续。敬天就是敬民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政治要“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这就是说国家要生存，必须致力农时、修明教化，亲近自己的族人，利用血缘关系，巩固国家的政治。这样，国家上下方能和睦，民富方能国强。他的这些治国思想不仅为随国的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为后世的儒家治国输送了滋润和濡养。“亲兄弟之国”是随国能在强秦雄楚的夹缝中生存的重要政策。汉水之东有大量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这些小国为了生存朝秦暮楚，但随国对他们一概采用友好的策略。关于这一点，史无记载，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证明“亲兄弟之国”是随国一贯的政策。随国周围大多数国家都出土了随国聘塍的青铜重器。显然，这不是随灭他国的证据，而是随“亲兄弟之国”的铁证，决不因眼前的小利迷惑，信守自己的诺言，也是随国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公元前706年，随国与楚国定立了盟约，到公元前506年即楚昭王十年，历经200年，随国仍然信守当年的盟约，而且这种信守是冒着国家毁灭的巨大风险。强大的吴国军队在伍子胥的带领下，攻下了楚都，鞭打了已死去十年之久的楚平王，楚昭王惶恐地躲进随城。吴军把随城围成铁桶一般。随国没有与吴军相拼的实力，但为了守信自己的承诺，随侯站在了城头，喊道：“随与楚世代都有盟约，今天我不能因你们的强大背叛盟约的承诺，把楚王交给你们。”这呼喊穿透2500年，仍叫随州人的心灵震颤……

    幸好有随人的这些智慧，没有让随这片富庶的土地沦为战场，也没有让这片沃土长出的稻米充为军粮。随人智慧地将沃土生长的稻米化成青铜，铸造出令人类世界惊心动魄的编钟。

 

     中国古代八音是指金石土木丝竹革匏。其中金石革木为打击乐器，主要表现节奏，土竹匏为吹奏乐器，则以旋律见长，丝则是两者之深化。八音金居首处于至尊地位，是因节奏在远古音乐中处于核心地位。钟因其声音品质处于至尊。

    八音之中，金居首位。钟的神圣不仅仅是它铸造的艰难，而是它那沉着而又清脆、厚实而又绵长的音色，富有穿透力的音响魅力，出音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具有悠闲雍容、矜持华贵的贵族气度。世界众多的音乐家听了这美妙的音响之后，都感到这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钟的高贵神圣决定了不能对它有任何的改变。秦以后的，钟的形制由扁圆变成了正圆。但这种改变却让钟退出了八音的序列。使得中国音乐2000年听不到这尊贵的音响。曾流放随州的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现代声学研究证明，沈括的论断十分科学。钟的发声是弯曲板的板振动。圆钟只是物理学的声响，而扁钟才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巨大的穿透力，才具有音乐的那种庄重肃穆的色调气氛。对它形制的改变让它那高贵的灵魂受到创伤、因而它傲慢地退出了音乐的世界……

    曾侯乙墓令世界音乐界惊叹，是因为它八音齐备，八音之中，金石革木打击乐器，是先秦音乐的主体，更是中国音乐的节奏基础。从鼓和玉构成“禮”字来看。革与石也是远古音乐的核心。事实上，鼓在音乐中起着标示节拍、统一节奏，使众乐器张驰有度、秩序井然的作用。它的功能是其它乐器不能替代的。石虽然也有从容不迫、雍容华贵、矜持庄重的贵族气度，它虽然没有钟的沉着、浑圆、厚实，但它的声响清澈、脆亮、细润。钟有阳刚之美，而玉却有阴柔之丽。古人是深通此理的，钟的刻纹多粗犷狞厉，多为兽纹，而磬的彩绘细腻柔和，多是花卉和凤鸟。故钟和磬合在一起才为“金玉之声”。

正是由于钟的至尊地位，随从立国教化南民，拱卫周室，举办“云梦之会”，就需要钟磬这种震撼人心的“金玉之声”。经过历史的发展，周室大量的音乐人才流入民间。随国的富庶和独特的外交政策让随地成为天下乐人向往的地方。

    随人把随国治理成人生的福地，同时把天下的优秀乐人和精通音乐的铸匠吸引聚集到了随国，开始了惊天动地的铸造。“曾侯乙作持”的铭文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画面。巨大的羊皮橐将烈火鼓得熊熊，火光辉映天地，日月为之黯淡。钟场空上回荡着慑人魂魄的歌声：壮哉金为商兮，八音金为上，悲哉商主秋兮，商音播四壤；风起萧瑟瑟兮，秋声草木黄，收黄藏嘉禾兮，金音震四方。这些人既是铸艺高超的铸匠，更是精晓音律的乐人。他们必须通晓五声六律，五声是宫商角徵羽，六律分阴阳，阳者为律，阴为吕，十二律中，黄钟为六律之首，大吕居六吕之先。这就是伶伦所创的律吕。西方学者在编钟出土之前是不承认这十二律的，尽管史籍中有详细记载，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十二律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仅通晓十二律还不够，还必须知道十二律在周、晋、秦、楚、随、申……等天下各国的对应关系，把这对应关系镌刻于铸钟之上。通晓天下各国的律吕度数不容易，更不易的是钟音的高低、清浊、大小、长短，其音高音色音质与钟的大小、偏圆、厚薄不能有丝毫差异。莫说在2000多年前，这些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以钟为首的打击乐器虽有特殊的魅力，但毕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即钟磬鼓展开旋律笨拙迟缓。但随人却用“土”“匏”“竹”之类吹奏乐器来弥补了其不足。土是埙，埙的音响凝重、悲怆、古朴、低沉、浑厚、悲壮，它对旋律的开发具有特别的作用。箫笙篪为匏竹类乐器，这些吹奏乐器的声响亲和委婉，韵律悠长。如箫的音色柔和典雅，低音深沉哀郁，其穿透力和震动力很强，特别是弱奏时的余音给人如泣如诉袅袅不绝的感觉，中音则圆润优美，柔中有刚，温婉中却有内在的力度。吹奏乐器让音响的粒状化为线状，构成旋律。和打击乐器一道构成了音乐的两大要素，即节奏和旋律。节奏和旋律如何发展和深化，则由八音之中的“丝”来完成。“丝”是指丝弦的琴和瑟等。这类弹拨乐器出音密度大，灵活迅疾，在旋律的表现上更为自由如意，它的音响古朴、深沉、抑郁、苍老，它让声音变得更有深度和力度，也让节奏和旋律得以加强，让音响色彩更加繁富密丽。

     随州八音齐备的音乐成就是人类音乐发展的一个峰巅，迄今为止，我们仅能仰望这座峰巅，叹为观止。尽管未来我们可能逾越这座高峰。因此，怎么评价随州的音乐地位都不为过。说实话，我们说随州是上古音乐的都市，是源于我们对随州音乐成就的基本判断。音乐最本原的动力是生命与文化。生命是音乐的根，文化则是生命的表现形式。钟灵毓秀的随地培育了智慧的随人，随人创造的文化具有深厚的韵味。随州的音乐是这种生命和文化的部分“还原”。我们聆听音乐，实质就是感悟这种生命的状态，从节奏和韵律中去品尝文化的情味。韩娥雍门鬻歌，不绝的决不是物理状态的音响，而是萦绕于心头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慨。孔子三个月不知肉味，当然也是《大韶》深厚绵长的艺术情味在他内心深处回旋激荡。

     听音乐不是辨别声响的物理奥秘。音乐是生命的信息和脉动，生命运用自身的能量，产生节律性运动，这运动中携带着生命的信息。我们通过自己的听觉器官捕捉这些信息，体味出生命的意蕴和深邃的历史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否对编钟出土于随作出这样的推论，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是音乐诞生的源泉和根本。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强化人们对自然，土地的依赖，这种天地人的和谐追求让音乐的文化精神得以尽情的辐射，让中国的音乐具有了特别的魅力。同时，人们为了强化这种和谐，尽力用音乐来巩固和强化个人同家庭、家族的血缘氏族关系，以强调音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极大作用。人类社会进入西周时期，“礼乐”发展成为治国的根本。中央集权模式的政治文化赋予音乐教化人心的巨大功能。西周政权在扩张过程中，血缘关系的亲疏、音乐才能的具备是诸侯君主的人才的重要选择。为了教化南方蛮族，拱卫周室政权，随国的首任诸侯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姬姓近亲，和特别的音乐才能，只有姬曾才符合这两个条件。“曾”这个具有特殊音乐标识的名字充分说明“姬曾”是最适合的人选。随侯自称为“曾侯”也是为了彰显“曾”的音乐功能，随侯子孙世称“曾”侯既符合宗法社会机制，亦强调“尊周”作用，还符合“礼乐征伐”的特殊意义。

      姬曾就任随国君侯之后，举办“云梦之会”，期盼《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乐能“以乐礼教和，而民不乖”。（《周礼·地官》）的作用。以求得天地、君臣、人心的和谐，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心态的平和，天地人性的完美统一，真正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这是周室封随的政治意图，也是姬曾出任随国君侯的政治责任，更是国家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正是由于随国举办了“云梦之会”的音乐会盟才让随国在“汉阳诸姬”中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也让随国能在动荡的年代能存国500余年。随侯子孙把这种音乐立国的思想奉为圭臬，才有了大量音乐人才齐聚随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打击乐器在先秦音乐的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音乐的节奏基础，更是商周精神的体现，是先秦音乐的灵魂。因为编钟形制的完备庞大，所造成的巨大威势和压力，对听者对音乐的崇敬和膜拜，才使姬姓随国值得耗费世代精力去研制。编钟这种强烈的节奏感和穿透力，令人回肠荡气，销魂摄魄的乐音效果，是用去怎样的耗费都是物有所值的。

    今天，编钟出土了，我们如何让它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复接到孕育这朵艺术奇葩的文化之根上，这就是让中国音乐与文化接轨。我们的最佳选择是为编钟搭建一个文化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举办现代“云梦之会”。现代“云梦之会”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还原”，由我们向天下乐人征集中国最为古老的“六乐”，让积淀在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内涵、事件风韵再现，让深邃的历史感揉进“六乐”，让生命的激情和张力融入“六乐”，聆听“六乐”不仅仅是欣赏中国音乐的独特之美，而是领悟艺术的真谛。“六乐”常年演奏和经常性的学术讲座，在编钟博物馆开展，让音乐成为随州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云梦之会”成为随州文化品牌，通过编钟把随州建设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和音乐文化高地。编钟是目前随州城市发展最稀缺的资源和特殊能力，融入“云梦之会”赋予随州城市文化新的内涵和精神，使随州的形象是有形的诗篇，凝固的音乐，绚丽的画卷，又是城市发展的基石。“云梦之会”既是音乐的盛会，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和精神品质的体现，编钟的不可替代性，使随州这一古乐出土地是“云梦之会”的最佳选择，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通过这种音乐节会和中国最为古老的六部音乐作品来展现，人类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生命在节律运动中所携带的信息和脉动是“六乐”最主要元素和符号。那么这个“云梦之会”就是随州文化建设最为宝贵和最有价值的理想和追求。人能在生命历程中能够亲历这种音乐盛会，生命才有意义。因为这种盛会才能把中国音乐本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内在的精神和深层模式作本质的诠释主体的阐述。音乐人能参加这样一种盛会将是一生的荣耀。

    这种谋划是通过编钟的历史背景来找回历史辉煌，让随州成为历史文化的高地和展示音乐文化的高地。尽管实现这种谋划也许需要几代随州人的努力，但随州古人为铸造编钟通过几百年的奋斗，终于震撼了这个世界，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高品质的文化金矿，为我们建设文化随州提供了世界顶级的文化至高点，为我们与人类文化接轨，建设人类最为磅礴宏伟的音乐文化都市成为可能！

                                                               

                                    随州市政协副主席   随州市作协名誉主席 随州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包毅国

200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