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和合
2012-12-26 11:28|
发布者: 随网
一
1978年，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夜，东方文化的源头之地——随州出土了令世界震惊的曾侯乙编钟，不同领域的相关学者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期盼能解答这辉煌耀眼的历史创造。众多专家学者30余年努力所获得的成就，已给学术界带来了永恒的价值，同时也给东方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必然也给东方社会产生重大变化，这实质是社会在进步中，随州曾侯乙编钟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曾侯乙编钟在面世的那一瞬间，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凝固。在炎帝神农诞生的故里，在东方文化的发源之地，宇宙悠邈，尘寰奥博，那色彩斑谰的神话，扩张着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孙伯歧生鼓延，是始为钟。”曾侯乙墓中的钟与鼓虽散乱于泥水中，但那钟、鼓、磬体现先民精神灵魂的敲击乐器给人的感觉却是威严、庄重、敬畏，这场景虽无声却真正是摄人魂魄的肃穆。这才真正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
音乐起源于何时何地无详细的考证，但生活在远古的先民们，在极端低劣的原始生产条件下，需要凝聚人心，鼓舞人心，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所以创造了音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石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汉代大学问家高诱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土达，朱襄氏之臣。”
考古证明，元谋文化，周口店文化，蓝田文化……中国境内人类有完整的进化序列。因地理的阻隔，中国史前文化难以和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因而，中国文化就在复杂而广大的地区展开。在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基本形成了南北各具特点的农业体系，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耕作，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代表的精细农耕。炎帝神农则是稻作农耕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我们知道，稻作农耕的最大特点是家族式农耕，因为水稻的种植需要平整土地，需要兴修水利，而这些是家庭难以支撑的。大块的土地平整，大型的水利兴修，甚至一个家族都难以完成，那么姑舅家族的融入就成为必然。如何让一个大家族团结兴旺步调一致，音乐这时就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音乐的最核心元素是和谐。
炎帝神农为了稻谷的种植，选择了和谐以团结家族凝聚人心，是生存的需求，这种生存需求让这个氏族注重人与自然间的和谐，重实际，轻玄想，重家族伦理、安居乐业，中庸观念，人生经验，祖先崇拜……这些源于稻作农耕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也源于对稻作农耕丰硕收获，人畜兴旺的期盼……一个氏族部落的精神原则在稻作农耕的发展中悄然产生。而恰恰因为稻谷这一农作物具有极大的增产潜力，它不仅为一个氏族部落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近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许倬云先生认为稻作农耕从初始就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式农耕。这种稻作农耕，因为稻谷的增产潜质决定了人们精心呵护、细致耕作，才可在可耕面积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同时，要完成这种耕作，必然产生诸多的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既是一个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源头。后世的学问家开始对这种思想进行梳进整顿，认为它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最高准则。
《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论语》是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庄子》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商代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学术萌芽时期，这时，有无数无名的学问家试图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作出总体性的说明，后世，人们把这些无名氏的思想汇聚成《周易》。《周易》的核心就是从宇宙万事万物中找出阴阳两个概念，阴阳的相辅相成是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前提，阴阳的平衡是自然界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宇宙万物内部有一个对立的双方，二者贯通、平衡、和谐就可以生生不息地发展。“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就是“和”，它是宇宙的核心精神，也是阴阳交融的本质。
“和”的精神渗透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音乐中，谐和规律体现是最为显著，文学中有一段描写如果有问题，可谓之败笔。书画中有一处不谐和称之瑕疵，学术中有一处阐述辞不达义，可曰深奥……而音乐有一个音符不谐和，则导致全曲听不下去。所以古人认为音乐才是宇宙万物中最为和谐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有着比娱乐更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礼记·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思想的完善成熟并定型、实质是精细农耕规则和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化，同时要求音乐应该如自然那样平和适中。音乐和合，才能使阴阳调和，天地就是阴阳调和的产物。人心和乐，就通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样自然顺畅地走进了音乐。这种思想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地与自然进行改造和征服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文化”。
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是庄老的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宇宙是什么形状，在科技相对比较发达的今天，我们很难准确地描绘出宇宙的状态及实质。何为大象，何又为大音？也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明白的。但道家实质是借“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中的“象”和“音”来表达充盈于宇宙万物之中的“道”。综观庄老的思想，“音”生乎于“道”，“道”以“和”出之。在老子的眼中，“道”是“太一”，“太一”是宇宙万物及人生的“本元”。这就把音乐放在哲学高度来认识了。“道法自然”，庄老的“道”实际上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符合这个“道”，人类世界就和谐，就达到了为人处世和治理天下的理想境界。
这就是说，中国音乐是依存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成长。因此，要深层次地解读中国音乐，必须与中国文化接轨。只有认知音乐之根植于文化之中，鲜活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必然孕育出艳丽的中国音乐之花。换句话说，如果不对中国音乐赖以产生的文化作深入的了解，根本不可能领略和体悟出中国音乐的精妙。
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他位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有广漠，南有横断山脉，四周的自然屏障，为中华民族成长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长中的中国文化难以受到异种文化的干扰，这种与世界隔绝的天地屏障地理因素，决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独创性。不了解这种独创性文化的层次和脉胳就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实质性的把握。
中国南北两大水旱农业体系，覆盖了长江、黄河、珠江广大的地区，这个地区比西亚两河流域要大得多，更是北非尼罗河流域难以比拟的，也是南亚恒河流域的若干倍。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种农业为基础形成并得以发展。尤其是稻作农耕除了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外，更需要团队精神，这就是说，这种农耕既要注重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也需要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因为只有家族内部的每个成员都竭尽全力贡献农耕，才可能让稻田有最大的收获。而事实上，每个家庭都不尽相同，能力和贡献并不能成为分配的唯一依据。老年人，生产经验丰富，但下力气却不如年青人，少年力气尚没有上身，下了大力伤了身体可能涉及全家族的未来。那么尊老爱幼这道规则就产生了，后世的学问家把它梳理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道规则运行了5000年，它日臻完美，但其基本原则却没有发生改变。
稻作农耕社会最需要的是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族与族之间的隔膜，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比如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虽会惠及大量农田，也会淹没一些家族的农田，怎样协调这些矛盾和冲突，家长的权威就这样产生了。家长的权威不够怎么办，“和”的哲学思想顺运而生。同时，怎样做人，服从权威，必须有“德”，个人品德是社会秩序运行的根本。这就是道德的文化根基。个人群体的服从乃至于牺牲，构成了伟大和崇高，逐步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主体。
这种文化必然对中国音乐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音乐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而是和文化、人生、伟大和崇高连在一起的艺术。因为音乐的魅力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一种张力的样式。这种生命状态，张力样式是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的，因为它是东方人用全部生命去滋润和孕育的一种底蕴。有时，它没有技巧，没有规律，但生命的意味却是那么深厚浓郁。阿炳在《二泉映月》中揉进了自己一生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慨。这就是说，音乐实际上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声响的艺术。音散了，但人生情味让人追念不已。
《列子》是战国时期的史籍，它记载了一个叫韩娥的女歌唱家的故事。韩娥东之齐、过雍门，无以充饥，卖歌乞食，韩娥离去，那歌声却绕着雍门梁柱，三日不绝……人们对“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故事是似信非信。难道古人的声音竟有这样的魔力。实际上物理声音绝不可能三日不息，而是唱歌人的唱歌的生命状态及听歌人的生命体悟而产生的的共鸣。我17岁的时候，在唐县镇乡下做知青，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分值很低，一个壮劳力劳作一天可获得二角七分钱的收入。因我还没有成年，不能算作真正的劳动力，每天的工分是6分，也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收入是二角七分钱的六成，即一角六分二厘。工分是当年我生活的唯一来源，它关乎着我的口粮，年底的分配，如果一年下来不能养活自己，人家会认为这个知青劳动不诚实，没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就关乎我这个知青今后的招工、招生、征兵的推荐……这一年的一天，我从城里回乡下，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半失明的老者，牵着一个模样周正的小姑娘，他们走进候车室的中央，老者站着试了试二胡，小姑娘清了清嗓子，随着老者二胡的节奏和韵律唱起了《公社是朵向阳花》。这是一首十分欢快的歌曲，但它通过我的耳膜，撞击我的心灵，是我下放的大桥人民公社的场景，我只有成人六成的工分，所抢到的口粮是十分有限的。今天的年青人不知道劳动工分抢口粮的故事。当年农民种出的粮食交罢公粮之后，按人平分配，最高可以是一年220千克，最低是170千克，我所在的生产队是180千克，即人月平30市斤粮食。然后根据工分的总数分配粮食，壮劳动力可以月平分到40-45市斤，我可以分到24-27市斤纯粮。 我不会算计怎么做家，有粮就吃，没有粮就往家里跑。家的环境也是十分贫寒，吃弟弟妹妹少得可怜的口粮，心里确实不忍。当那女孩唱到“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时，我就想到了我在队上断粮的日子。开始，我硬撑着，跟贫下中农一起劳动，那手脚却一点也不争气，没有一点力气，腹内象是有无数个小虫在里面嘶咬，渐有汗水慢慢沁上来，眼睛开始发花，我缓缓地坐下来，那痛苦叫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小姑娘的这首歌何止是“绕梁三日”，它萦绕在我的心头整整一生！
尽管“公社”带给我痛苦，但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反叛“公社”因为我的招工、进城，这希望和未来都与“公社”联系在一起，正由于这种无尽的等待和盼望，悄然地培育着我超然的忍耐力。想一想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个人对家庭、家族的依赖，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建立在个人消融于群体模式之中。西方人耻笑我们的憨厚，是因为他们无法对东方文化的成因和发展难以有精确地把握。但自以为读了几本西方著作的同胞，却无情地批判这种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安份守已是一种奴性，我从心底嘲笑他们的浅薄狂妄。他们应该研究一下先祖创立这种文化体系，它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之一。
相比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太多趋向维护秩序的本性，缺乏一种进取和冒险的锐气，这是因为东方靠进取和冒险不能阻止干旱、洪水、风暴，农业的一年一收漫长的等待中，需要的是坚毅、顽强、细致。而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这是一个多山临海的地方，这里的海是陆海交错，海水相对平静。天然港湾和海岛密布，航行于海上，一遇风暴，可随时入港泊船，这就培育了西方人的商业文明，经商成功不在天地自然，而在自己灵活的头脑，精明地处世，只要自己努力，有进取和冒险精神，就可以迅速的积累财富。这就是西方人的个人意识较强，能动精神突出的缘故。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在人类物质文明创造的过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方人对音乐的需求，则是在声响中寻找愉快和欢乐，西方的艺术活动多在大规模的公众场所进行，那么音乐的修身养性功能就自然没有东方音乐那么浓烈了。西方音乐虽有“娱已”的功能，但它只是商业化运作的衍生物。这样，西方音乐为了“娱人”，就更多地注重音乐的形式和技巧，如何去满足听众的期许，创作者总是试着揣摩别人的心情。技巧的纯熟，精练和变化在西方音乐中走向越来越高的地位。生命的冲动，生命的节奏和韵律，生命的能量及所有关系生命的信息，就在形式和技巧中淡化了。东西方音乐迥异的根源是因为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经济基础的不同。倾听中国音乐、实质是感悟东方文化精神的辐射。因此，聆听中国音乐，就是感受阴阳和谐，天人合一，就是领略“仁者爱人”，包容天地万物，就是修身养性，遵守礼义，自觉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贫乐道，志存高远，为了集体利益坚毅不拔，不屈不挠，奋发有为……这些都显示了中国音乐那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是随州曾侯乙墓古乐面世的那一刹那间让人类世界震撼的真正原因。
三
1978年8月，刚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在随州驻军某师部礼堂演出，这是深埋地下2400年以后面世的第一次响动。说实话，我没亲耳聆听这次响动。但我可以想象，深埋2400多年以后的第一次惊人的声响，必然是那么追魂击魄。这种深邃是一种历史的厚实，丰满和震撼。商以前始有钟为陶制，这种陶钟，并不是纯粹的乐器，还有实用性质。到了“青铜时代”，才有铜钟的青铜钟，钟的音乐功能才凸现出来，商代完成了单个铜钟发展到成组编钟的飞跃。但这种完成非常简单，多数是三枚一组，少有五枚一组，其音阶序列是十分简单的。至西周时，这种编制无大的变化，只是大型歌舞的伴奏乐器。到春秋战国，编钟编制才日臻完备，制作技术亦日益精密，成为我国敲击乐器的鼎盛时期。秦以后，编钟的制作技术和编钟的形制发生改变，钟体由扁圆变成正圆，钟由双音而成为单音。所以宋代科学家沈括有“钟圆声长，钟扁声短”的感叹。现代声学原理证实，圆钟“嗡声”很长时间难以消除，而扁钟两侧的棱角在“嗡音”的振动中起着阻厄和快速衰减的作用，这就避免了钟的哄鸣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秦代以后，编钟黯然退出了中国音乐序列。2000多年后的这次汇报演出，世界音乐史才出现了奇迹，钟又回到音乐的序列。
钟鼓磬这些敲击乐器，其出现、成熟早于旋律，我对音乐没有精细的研究，但我感到，音乐是由节奏和旋律两大元素构成的。而这两大元素是有形的，节奏的声响是块状的，旋律的声响则是线状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八音”属于敲击乐的就有“金石革木”四类20余种。其中，钟鼓磬的声响在块状中有一定的旋律性，同时，因为它那种块状的坚实威严特性，必然成为早期音乐的主体。人类社会从蛮荒走来，首先能享受到文明的是贵族群体，这个群体是支撑人类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贵族是商周社会立国的基石，这群王公贵族欣赏的音乐就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主体。这个群体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他们受到了良好的礼乐教育，自然有一种矜持傲慢的风度，而钟鼓磬的响声虽没有旋律上灵活和敏捷，但它却有一种从容的、矜持的、庄重的、威严的、凝重的、肃穆的节奏感和穿透力。这是所有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所不具备的。因而钟鼓磬自然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主体，也是商周精神的先秦音乐的灵魂。这就是说，音乐是与时代和合的。如果不了解商周的时代特色，是难以体悟出钟鼓磬的精妙。“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层次，音乐形成与时代的“和合”是表层的，而先秦音乐的“礼乐”精神与商周的仁德、修身，保民相符才是最深邃的内涵。
文化是一种人生。文化进入生命，就有情感意义，才能显现出充盈的生命力。时代进入秦汉，王公贵族的地位开始下降，士农工商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因而钟鼓磬退居到了其次的地位，而吹管这些能充分展现旋律的乐器开始发展完善，成为音乐的主体。世俗的士农工商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而吹奏乐器的箫、笛、管、笙的声音亲切和婉，韵律悠长，特别是吹奏乐器小巧的形制，绵长的乐声以及灵活的演奏方式，正好符合士农工商的世俗心理需求。因为秦的建立，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战乱纷争，“文景之治”以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国力恢复，百姓的生活也逐步改善，此时，中国人重视生命享受的潜意识渐渐苏醒，这时，人们再不需要那种庄重肃穆充满宗教气氛的钟鼓磬华贵声响，而充满人情味，轻松快乐的旋律强的吹奏乐器，就成了汉晋的音乐主体。
“玄武门”事变，让李世民开始了“贞观之治”，他以“和合”的思想治国，东西会通，求同存异，终于创造一个最伟大的王朝。这个王朝以高屋建瓴的视角，以囊括六合八荒的襟怀，纳八面来风，迎九天流云……一个强健的王朝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峰巅。音乐在这一时开始追求色彩的富丽堂皇。大量弹拨乐器这时日臻完善，上古时期的琴、瑟、筝到这时得以发展，汉晋引进的琵琶，三弦也开始普遍使用。严格讲弹拨乐器的出音方式与敲击乐器相同，击、弹一次出一音，但钟磬的那种沉稳持重，从容华贵的音响气度和风格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乐器。琴瑟筝虽古已有之，也是一拔一音，但明显没有琵琶那种音响的密度和音色的亮度。弹奏的灵活，轻巧，迅捷，方便，表现力的丰富，风格的多样，为弹拨乐器表现盛唐自由的思想，开阔的胸襟，时代的精神，生命的意识提供了完美的载体。如果说商周的敲击乐器是奠定了中国音乐的节奏基础，秦汉的吹奏乐器完成了旋律的开发，那么，隋唐的弹拔乐器则是对节奏的进一步深化。尽管它难以取得商周、秦汉那些乐器的巨大成就，但它完成了音响色彩的繁富和铺饰。特别是琵琶的音响那种细腻，辉煌，富丽，繁褥，而又色彩丰厚的效果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琵琶行》中那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措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音乐已从商周的凝重深厚及汉魏的典雅，古朴走出，走进了多彩多姿的都市生活和自然意境。这就是一种盛唐气象。琴瑟筝弦（三弦）阮所有弹拨乐器都在这时期得以发展，这些弹拨乐器的音响效果，既保留了商周时期的从容，矜持，洪亮，厚实，饱满，又通过多变的演奏技巧，获得多彩的音响效果，这种繁富密丽的音乐色彩，正与盛唐的繁荣气象相和！
弹拨乐器是对敲击乐器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完成了对音乐色彩繁荣富丽化的追求，提高了音乐在色彩上的表现力；那么，当历史走进明清，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音乐又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呢？
北宋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这就是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就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市场所在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市民阶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得以体现，也就是金钱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市民可以在转眼间居于高位。商人的地位得以提高，吸引了更多的人从商，旧有的体制开始被破坏。明学都汪道昆认为学儒和经商是人们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他们又成了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这个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必然对中国音乐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对自我的肯定，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对奢侈生活的享受……而拉弦乐器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个群体的需求。象二胡的细腻缠绵，京胡的粗狂豪放，高亢激越，坠胡的奔放，热烈，浑厚，饱满，板胡的嘹亮，清脆，坚实阔远……这类拉弦乐器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第二轮发展。中国音乐的第一轮发展节奏和旋律的奠定，第二轮则是节奏和旋律深化，这类拉弦乐器则是对音乐旋律韵味的追求。这表明中国器乐体系已经完备，这种完备既符合音乐发展的需求，也是明清时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体现。
我不厌其烦地阐述音乐器物中积淀的历史内涵，是因为中国音乐中的每一件乐器都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史的物质。不要说去聆听，只要你看到编钟，编磬和鼓，你就与商周时代的宗教氛围和贵族气度接通，只要你见到弹拨乐器，你就会置身于那个气象万千的盛唐……正由于乐器内藏着文化，历史，美感，个性，我们只有破译了其中的内涵，才能对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魅力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四
1981年7月，在曾侯乙墓西南侧200米处的擂鼓墩二号墓36件编钟出土，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了中国“礼乐”文化在器物层面的魅力。因为这套编钟是目前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的一套完整的编钟组合。同时，由于曾侯乙编钟的国宝级文物的身份，决定了它的出行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和制度，所以擂鼓墩二号墓编钟能相对便利地到世界各地展示中国文化的风貌。我认为随州编钟从1978年出土到今天，特别是二号墓编钟出土以来，编钟得以频频巡展世界各地，对于当今人类领略中国音乐那原有的巨大的历史魅力和深厚的文化意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编钟象天光一泻的智慧精灵，引领参观的人走进中华文化的大门，从器物上认知“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生成的温床和创生的根基。我认为，中华文明与“礼乐”文明实质是共生体，随州编钟是这种共生体在器物层面的重要反映。在这众多的交流中，唯有1997年曾侯乙编钟赴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庆典音乐会演奏《天、地、人》才是从器物层面回归到中国音乐的本体精神，体现出“礼乐”的核心地位，为中国音乐内在的文化意蕴展示出了一抹浓郁的亮色。
人生意义是一个太大太大的命题。从人类有意识的那天起，就在思考这个命题。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已经有了很多解答。特殊的地理环境，精细的农耕经济，使生活在东亚的各个群体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了相同的答案，他们逐步凝聚成一个叫“中华”的伟大民族。这种对生命价值意义的共同认识就是这个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范畴。
这个民族的宇宙观就是阴阳变化，最终和谐统一的生命体。阴阳的和合就是天道。“和”是天下之达道。这就是说“和”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准则。这种核心范畴和最高准则、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宇宙观和人生观。宇宙观既是一个阴阳平衡变化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实现个人生命和宇宙生命的融合。体验宇宙间最高的“善”、最大的“乐”、最壮的“美”就是哲人追求的最高的人生境界了。孔子的以“和为贵”的仁是超越了天人的界线。庄子的与人和得“人乐”，与天和得“天乐”，这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道的人生理想，不在于与肉体同朽的功名利禄，而在于是精神与宇宙自然界和谐并存，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并存，这是一种精神的不朽。这种“和合”的人生观精神追求，渗透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和合”的人生观从而培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象“宽容饶恕”的博大胸怀，就是这种“和合”思想的体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强调君子有大地般宽广深厚的胸襟，超越天地万物。这种包容让一个民族具有了大智慧、大技巧。在对人和自然上，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肯定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人一体，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外关系上，是“协和万邦”。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各国和睦。在思想文化上，强调“有容乃大”……这种“和”就是中华文化生命不息、源源不断的终极原因，也是中华文化始终不排斥异类文化不走极端的深层根源。
这种和谐是对称，平衡、稳定、圆融，是矛盾运动的常态或根本状态，阴阳协和是对立统一的理想状态，失和则是病变状态，因此“和”是永恒的，“争”是病态的，争的结果最终回归于大自然永恒的“和合”之中。而这个“和”则是音乐的本质。郭沫若先生考证，“和”本是一件乐器。“礼”和“乐”也是乐器。它们的最原始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了和谐天人关系。这里的天包括神灵和自然两重意思。正是为了“和”才有了音乐：
《尚书》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于上帝，以配祖考。
《吕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风，以定群生。
《礼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国语》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天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
前两则古籍记载说音乐的功能是人讨好神灵，是对神灵和祖先的敬畏，以追求“神人以和”。后面的文献则说明音乐的本质是顺应自然。人间的音乐和谐是和天地的和谐根本一致的。声音的发音规律是和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吻合的，声音有十二律，一年则有十二月，一天是十二时辰。音乐的和谐是植根于天地的和谐之中。古人还论述道，乐就是和的手段，和就是乐不变的标准和目的。
我们理解了“和合”与音乐这种割舍不断的血脉关联，我们就可以通过中国音乐知晓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中国音乐，就等于掌握了解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钥匙，我们看到河南舞阳的骨笛，河姆渡的骨哨，就隐约听到了中华文化的远古回声，曾侯乙编钟一面世，我们就依稀感悟到“金声玉振”是中国文化的人格境界。古人以 “金声玉振”喻君子之德，《孟子》说：“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文也，终条理者，圣之文也。”这就是说，有始有终的智者圣者要如金玉之声高度统一。那么，君子就是乐者，就是和天地融为一体了。这就是“乐者天地之和”走向“君子和而不流”的人格境界。正是由于这种人生观就催生出了中国文化人必须熟知礼乐和的道理，也就是说，你不懂得礼乐和的中国音乐理论，你就不可能修身、养性，如果没有个人的品格修养，你就失去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资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懂得琴棋书画，而琴为什么要摆在第一的缘由。
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其伦理性，提高个人人格的修养，是要处理好五种伦理关系，即夫妻、父子、兄弟，及父子关系延伸的君臣关系，兄弟关系延伸的朋友关系。也就是说要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无论你有多高的学问，多大的智慧。如果你处理不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你可能就是一个“废人”！而要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基核心元素，在一个“和”字。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不同点。
中国文化思想价值的目标是“和合”。为了“和合”它涵摄“天人合一”，人人和爱，社会大同的意蕴。它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有稳定社会，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它同样可以协调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缓解通达人际之间的关系。让不同的利益获得共同发展的机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双赢”。可以说这种“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现代人类生存生活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当今世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可以这“和合”的思想中找到解决的问题的钥匙，从而获得大智慧大技巧，实现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说西方文化的核心元素是“利益”，并不是遣责这种文化。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确实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仍然要从中吸吮营养，从而激活每个个体的创造贡献的潜力，但如何区分个人之利，国家之利，天下之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为了获得一枚鸡蛋，不惜去杀害他人的一只母鸡，甚至不惜毁掉他人的房舍，以捉到这只能下蛋的母鸡，再杀这只母鸡，取走那枚鸡蛋……那么，这种价值观是否有利益人类的和平进步就值得我们思考了。想想有些国家，仅仅害怕别人强大了，会分割自己的利益，不惜动用政府基金去资助一些民族分裂团体，鼓动极端力量不择手段去分裂那个国家和民族……想一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宇宙观怎么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文化的基本盘呢？
由此看来，中国音乐在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历史进入西周时期，礼乐成为治理国家的组成部分。专家考证，“儒”的身份就是礼乐知识专家，他们把音乐阴阳吕律理论融进中国文化体系，进而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只有充分认识中国的音乐思想，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同时只有认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才可能对未来人类的文化走向作出正确的评判。
在人类世界最需要“和合”的时刻，炎帝神农的故里，一套又一套青铜编钟出土了……
五
1978年和1981年，随州先后两次出土了大量音乐文物。其中一号墓编钟65件，编磬32件，鼓4件，二号墓编钟36件，编磬12件，两座古墓分别可以组建两支盛大的钟鼓乐队。为什么随州一而再地出土如此庞大的钟鼓乐队，难道是为了展示战国时期的随国有完备的打击乐器及弹拨乐器和吹奏乐器吗？尽管秦以后，编钟已退出中国的音乐器序列。虽然全国各地也出土过编钟，有6件，7件，最多的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过13件编钟。但65件、36件编钟相继在同一地区出土，确实令世人惊叹。而且65件编钟每枚编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乐音，两音为大三度关系，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阶音列完全相同，并且在中心音区内有完整的七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这说明中国音乐早在公之前5世纪就使用十二平均律的十二音音阶了。这比西方要早1800年。在中国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70年代末，编钟的出土着实让当时的人们骄傲了一阵。当那沉着而稳重的钟声从容而又高贵地从钟体发出时，的的确确让我们想起了老祖先悠闲雍容，矜持庄重的贵族气度。当年充满诗情的我就曾写道：曾侯乙和那个时代，已在墓坑中悄然朽掉，不朽的是祖先们在苦难中辉煌地创造……今天想来，当年的我和同时的伙伴们是多么幼稚，如果仅仅是这样来解答编钟的出土，不免让人悲凉地想起阿Q炫耀其先祖的情节。
幸好，我们知道了音乐具有人类文化的多层意韵。音乐是人类众多艺术中最具神秘感的艺术，它的神奇引起了人类无限的遐想，它的神秘在于它用声响的高低长短精妙地表达出人类最丰富最难以表达的情感世界。古代的先贤洞悉了宇宙构成的奥秘。先祖们的智慧已经化成青铜，铸成编钟。我们研制古乐编钟，不仅仅是深刻地领会音乐本身，在破译先祖的智慧，以解决我们许多历史的困惑。因为中国音乐与宇宙，音乐和生命有着本质的联系。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古代音乐，来认识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从而解决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的许多答案。
曾侯乙墓中的一件五弦琴的纹样是十二凤鸟的图案。只要稍有一点历史文学常识的人都会想起伶伦制律的美丽动听的神话传说。传说，古代没有音律，于是黄帝一个叫伶伦的臣子制作律音。伶伦来到昆仑山下伐竹12根，做成了12个能发出声响的管子。忽然，飞来了一对凤凰，先是凤叫了6声，再是凰又叫了6声。于是伶伦根据这凤凰声音的高低长短制成了十二律。这是用数理的方式把一个音阶单位分成12个部分。我们常说的“三分损益法”，实际上就是用数学运算求律的方式求出宫商角徵羽，《吕氏春秋》到此基础上计算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和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吕。这六律又被称为阳律，六吕为阴律，合起来为十二吕律。那么，这件五弦琴的十二凤鸟图案就是中国十二律产生的形象注解。实际上，宇宙的本质是数字的公式组成。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宇宙的组织通常是数极关系的和谐体系。那么乐律的数理逻辑就是宇宙数极和谐体系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我们解读编钟实质是在解析古代先哲的宇宙观念，所以说中国音乐是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智慧精灵。
编钟在东方文化的源头之地——随州出土，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最起码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这种历史的巧合中，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随州，炎帝神农，编钟，三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困惑。但只要从本质上去认识这三者，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相通相同之处。
炎帝神农的实质是稻作农耕的代名词。水稻的作物特性需要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设施，长时期的定居，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大家族，甚到部落联盟来支撑。这个大家族或部落联盟，要想把水稻种好，并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要让这个家族或部落联盟的每个成员都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而这种个人消融于集体的人生观念的形成必须在每个人心情舒畅的状态下才可能出现。这就是说和谐才是稻谷种植的根本，唯有和谐才能让不同的家族聚在一起，不同的部落形成联盟。所以“和谐”是稻作农耕的最基本元素。
“随”这个地名的出现，就是部落融合过中的一个历史印痕。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炎黄之战”是炎黄两大部落融合的关键战争。有了这两大部落的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当年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处于优势地位的黄帝对于劣势的炎帝说：这场战争，我们不再继续下去了。你为南方的天帝，我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管理南方，我们休战吧。炎帝不愿自己的部族再有大的牺牲，于是同意了和解。为了表示自己和解的诚意，炎帝神农把自己的出生之地更名为“随”。“随”这个字是十分明显的会意字。它在《辞源》、《辞海》中分别有7条，9条解释，但本义都是跟从的意义。
“随”的“阜”是高坡的意思，右边是经过经营的肥沃土地。中间是跟从的意思。即炎帝跟黄帝走的意思。那么这个字造字之初就是记录中华民族部落形成的大融合过程。应该说中国文字成熟于公元前15世纪—13世纪。但文字造字六书原则表达了这个会意字的核心内涵是“和谐”。
中国音乐因“和”而产生，所以中国音乐由表及里都透出“和”的气息。它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才构成大乐。才达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境界。因而，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就是“和“的运行规迹。
炎帝神农为了生存发展而种植水稻，因而选择了“和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部落融合的过程、有了“随”，“随”的得名是由于炎黄之战的结局而形成，虽尚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但稻作农耕优越的文化生态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让更多的人从这种文化生态中获益。会意的造字原则，更把这整个历史过程纪录下来了。从有“随”字到今天，几乎是汉水之东这片土地的专用字。从“随”国到随郡，到随州，随县，几千年来“随”字一致没有发生变化。其间，杨坚因受封随爵，后立国以此为国号，因忌“走”，便去“走”为隋。这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唯一的一次把州郡的地名作为国号。而音乐是因为“和”而诞生，又因“和”才得发展。那么，这三者就有了一个核心的本质，即“和合”。我们可以通过“和谐”来解读这三者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困惑，从而找到答案。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历史答案中，找到我们的未来。因为中华民族形成史，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基因，这就是“和谐”。它让我们这个民族成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到了近代，国势阽危，在痛苦和曲折中，人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和精神出现了问题。人类历史上，人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时期，一是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孙子等诸子百家，一大批思想家，如灿烂的群星，细致而理性地梳理了精耕细作的中华文明，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中“有容乃大”的思想，让东方文化具有巨大的张力和韧性，它一直处于一种开放，兼并，包容的状态，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精华。明清以后，为了统治需要，这种先进而庞大的思想体系被禁锢了，东方文化出现首次总体停滞。这就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严重倒退，从而有了中国的百年屈辱历史。而就在东方文化出现停滞的时刻，西方国家的“思想革命”爆发了，各类思想，门类，流派，令人眼花缭乱，笛卡尔，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思想家撑起人类思想文化的又一个繁盛期。这些思想家和思想直接成就了西方几百年的强盛。而对西方的强盛，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中国近年的屈辱，贫困，落后皆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的，他们决定抛弃先祖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转向西方取经。建国后的除四旧和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文化在发展和继承上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断层。中国社会充满了功利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缺失……就在这个时刻，象征着东方文化核心精华的编钟在东方文化的源头之地面世了。它的魅力就在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东方文化核心层面的“和”思想。只有它可以让我们的思想转型，重建我们的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中华文化，吸收和容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从而形成全新的东方文化，以解决中国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解决困惑人类的世界性难题。让这全新的东方文化再次为人类作出贡献。
大音稀声。编钟在炎帝神农故地——“随”面世，就是人类出现“大音”的前奏！
随州市政协副主席 随州市作协名誉主席 随州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包毅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