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两个世纪里的父亲 ——谨以此文献给建党100周年 朱光娣 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整整88岁了。 父亲离我而去5年了,而这5年里,我却没有为父亲写过一段文字。这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应该算是很大的不孝了。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已为他写过三本书了,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可以算是件极近荣耀的事情。而这5年来,我之所以不敢为父亲动笔,是因为以我现有的才情,还远不足以将此生父亲对我的爱,以及余生我对父亲的感恩之情,用一种最恰当的方式完美地表达出来。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认为是时候为我的父亲,也为我们党的生日之庆写一篇文章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目的就是想将父亲一生的命运跟党和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为我深知,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父亲将会经历一个与今天绝然不同的人生。我想,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支持我写这篇文章的。 一 公元1931年农历2月19是父亲的诞生日,父亲的出生地即我的祖籍,在河南信阳淮河边的丁家岗。我不知道父亲出生时家里光景是怎样的,据父亲描述,他出生不久,祖母不得不抛下他,到信阳城里一个经营药材的资本家家里做了奶妈。也就是说如果祖母不做奶妈,光靠祖父一人,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那时祖父除了租种地主几亩薄田,还在离家一百多里的确山县教会医院做一份杂工补贴家用。因此,父亲出生后并没吃上祖母几口奶,是长父亲五岁的姑母用玉米面和野菜糊一口一口将父亲喂大的。姑母也不是奶奶生下的,是奶奶在大路上捡下的逃荒者撂下的女婴。父亲上面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事实上,父亲五岁前,基本上是姐弟三人相依为命。 父亲记事时起,就一直靠要饭度日,不到十岁的姑姑背着他走村串户,方圆百里的村庄和街巷,哪家人慈悲,哪家人恶毒,哪家人豪爽,哪家人吝啬,他都能如数家珍。最让父亲刻骨铭心的,是他4岁那年的大年三十,有户人家看见他姐弟三人可怜,给了一块巴掌大的牛肉,那应该是父亲姐弟三人年夜饭里唯一的荤腥了,伯父将牛肉揣在怀中,可还没等捂热,一个地主家的恶少就放狗扑过来,抢走了牛肉还咬伤了伯父。看着那恶狗叼着牛肉得胜归去,还有那地主一家得意的神情,父亲他们姐弟三人都没有流泪,父亲还说那时穷人都没有泪,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那地主一家恶有恶报。还真如父亲所愿,据说后来那地主一家父子四人中,因为作恶太多,有两人被新四军镇压,另外两人被日本人枪杀。父亲一生不信迷信,但十分相信因果报应,也许这件事对他印象太过深刻。 父亲出生的那个年代,如果用最简单最贴切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战乱和灾荒。父亲出生不到一年,日本人就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中原一带也处在军阀混战之中。 在父亲的记忆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军队从村前的大路上来来往往,今天这个打过去,明天那家又打过来,有时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就被抢去充了军粮。民国时期持续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加上盘居于桐柏山一带多股土匪的频繁袭扰,还有各级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更有连年不断的旱灾和蝗灾,至民国27年,淮河上游两岸我家祖籍方圆百里,能冒烟的人家大概不足十之一二。 
1931年11月25日,日本关东军侵入东北沈阳新民车站。 二 1938年刚入秋,中原地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侵华日军为了尽快达到夺取武汉的战略目标,派飞机自北向南一路狂轰乱炸,祖父所在的确山教会医院,以及祖母所在的信阳城均在战火中成为瓦砾。祖父丢了生计,庄稼也因干旱颗粒无收,更让人揪心的是祖母是生是死没有半点音讯。 这一年,祖父为了一家人能活命,让10岁的姑姑跟着一个小戏班谋生去了,还让8岁的伯父跟族人逃荒下了江南,祖父和父亲留在老家丁岗,父亲说其实老家没什么值得留恋,就是怕哪一天祖母回来见不到家人,那年头人一旦离了故土,一家人能再次团聚的几率几乎微乎其微。就这样一直等了两年,祖母依然没能回来。 1940年夏天,祖父因劳累过度得了伤寒,因无钱医治,眼见着不久将离开人世,但在临死前,他不得不为父亲寻一条活路,于是,祖父带着8岁的父亲南下平靖关。 父亲记得,当时平靖关有日军把守着,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在祖父的担子里来回翻找,然而,除了一口掉了沿的铁锅和一床破棉被,担子里几乎没一样他们想要的东西。父亲说因是三伏天气,他是光着身子赤条条地过关来到湖北的。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祖父将父亲托付给应山郝店团山下的一户朱姓人家。那户人家的主人名叫朱正朝,也就是我的第二个祖父,因朱姓祖父家只有一女,一直没能有个儿子,他见我父亲模样周正,人也精灵,便生了恻隐之心,收下父亲做了儿子。从此,父亲由丁姓改为朱姓,父亲的命运由此而有了新的转机。而我父亲原本的一家五口,从此便天各一方。事实上,父亲自从告别祖父,直到解放后回到故乡寻亲,再没有见过祖父一面,此时,祖父已离开人世多年。 三 父亲的改名换姓本是他的不幸,但仔细想来,其实是他的幸运,因为如此,父亲才能活下来不被饿死。在逃荒路上,他亲眼看见无数难民倒在路上,路边山坡上满是新起的坟堆,丁氏族人中,因年老而不能逃出者,十有六七皆因饿病而死。 1945年以前的5年中,父亲在朱家过着还算富裕的生活,其间,祖父还送父亲去念过两年私塾。父亲对朱姓祖父母的收养之恩,我想用涌泉相报四个字来形容,还远远不够。母亲常对我们说,父亲十二三岁就担起了当家的重任,种地放牛侍候双亲,一直到朱姓祖父母终老。 同样在这5年里,父亲还有过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经历。当时日军驻应山大本营就设在郝店镇郝家祠堂,离朱家团山不过六七里路程,郝店周边青壮年被日军征用是常有的事,那时祖父刚三十出头,又身强力壮,因此拉夫的次数自然就多,加上吃不饱,时间一长,祖父身体就吃不消,于是就有了反抗情绪。一次吃饭时,日军借祖父插队之名将他打成重伤,抬回家时已奄奄一息,经过好长时间休养,祖父才算保住一条命。 尽管如此,日军并没有放过祖父,他们串通保长硬逼着将十二岁的父亲送去服苦役。父亲说,他在日本军营里并没有受多大罪,像父亲这样的半大孩子们,日本人并不强迫他们做重活,每天只是摘摘菜,抱抱柴,闲下来时,就组织孩子们比赛跑,学几句简单的日本话。因为日本为了达到长期侵占中国的目的,自侵占东北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奴役教育,孩子们自然而然就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因此,在当时的人们眼里,日本军人都喜欢小孩,这就是日本人一见到小孩都给糖吃的原因。父亲长大后才知道,日本军人对中国孩子们所有的“厚待”,其实都包藏着恶毒和祸心。 1944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中国的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这个连父亲都看得出来,郝店的日军军营经常遭到美国飞机轰炸,共产党的新四军也时不时地敲打一下他们。这个时期日本兵都人心惶惶,大白天也不敢出门,美国飞机一来,他们就躲进防空洞。直到一年后,日军投降离开郝店,父亲才彻底摆脱日本人的奴役。 四 1945年至1948年三年间,中原地区出现少有的风调雨顺,据父亲回忆,他们一家五口人(这时母亲已在父亲家做了童养媳),祖母、姑姑、母亲三人纺线织布,祖父和父亲种地,期间,祖父还在离家几十里的桐柏山深处的界河村租种了几亩水田。 这段时期,鄂北一带人民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因为这段时期,共产党基层组织在鄂北逐渐壮大,新四军和游击队常年活跃在桐柏山和大别山,许多地方豪强和国民党官吏被新四军镇压,因此,百姓遭受的压榨自然减轻了许多。 因为连年丰收,加上共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百姓大都有了余粮,据父亲回忆,我们家租种的旱地和水田,除去地课后,光陈粮就有两千余斤。这个数目对一般的佃户而言,的确是个天文数字,可在当时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百姓们要想将余粮变成钱谈何容易。于是,许多人家都将多余的粮食半卖半送给了新四军,因为人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和新四军撑腰,再多的粮食也喂不饱国民政府和地主豪强的肚子。 1946年夏天,由中原突围而西进的解放军经过郝店,祖父和父亲将家里一千多斤余粮无偿捐献了出来。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队伍从村头的小路上过了几天几夜,十七岁的父亲本想报名参军,因为是独子而未被批准。于是,父亲用一盏马灯为解放军照路,整整守了三个夜晚。同时,父亲还说服祖父将家里的两千多斤粮食无偿献给解放军,不过这次解放军用白色绸布写了借据,还盖了红色大印,并叮嘱父亲,将来把借据交给共产党的政府,一定会得到补偿,可惜的是,还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亲在一次搬家时,将这个借据遗失。 
日本奴役中国劳工 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父亲和所有的中国人民一样,翻身做了主人。在此之前一年,父亲已举家迁往平靖关以南大贵山下的界河村。1950年,父亲19岁,他清楚记得人民政府将村里最好最大的一块水田分给了自己,父亲说,他和祖父都不敢相信,自己也能拥有田地,他们可以种自己的田,不用给地主交租,他们终于结束了一出生就当长工和佃户的命运。 随后的几年里,在政府的帮助下,父亲终于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籍丁岗寻亲。然而,父亲回去时,祖父已去世多年,伯父在族人的帮助下,也有了安身之所,姑母也落户在离祖籍几十里外的游河镇。可是20年过去了,我的亲祖母依然杳无音讯。 1956年,父亲再次回祖籍寻亲,这次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在河南确山祖母娘家那里,得到一点关于祖母的消息。一年后,一封从湖北黄陂县人民政府的来信,终于让父亲见到了他失散近20的母亲。 然而,在上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有几个家庭能够过得幸福和保持完整,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又有几个家庭能像父亲一样,在战乱后能再次骨肉相聚。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父亲一直是社里的种田能手,县里和公社的农民代表。也是从那年开始,直到1969年,父亲和母亲相继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这前后的十多年里,父亲母亲不仅养育我们兄弟姐妹,还精心照料有养育之恩的祖父母,直到他们寿终正寝。 六 打我记事时起,父亲就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大忙人,因为父亲读过两年书,加上后来勤于学习,因此,无论是新的农村政策,还是先进的科学种田技术,父亲都能理解透彻,组织实施起来更是如鱼得水。 那些年里,父亲当过生产队长,做过农业技术员,栽种过香茹木耳,培育过杂交水稻,最值得我们自豪的,是父亲被乡亲们一致推举,当过十多年生产队的仓管员。那是父亲的荣耀,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父亲之所以被抬举,被信任,一切皆源于自身的品格。我对父亲的崇拜,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1980年,轰轰烈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父亲才终于放下大家,开始重点经营我们的小家。也是从那天开始,父亲才决定让我继续读书,大有不读出点名堂决不收兵的气势。 起初我并不理解父亲的深意,有几次就差点放弃了学业,后来父亲放了狠话,他说如果不读书就回家当农民,烧炭、犁田、挑草头一样不准少,结果那年寒假,我陪父亲进山烧了半个月炭,春节后没等父亲发话就乖乖上学去了。后来我还算争气,1985年高考后,我考上了中专,两年后,我毕业分配到建设银行做了干部。 细想起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坚持,我铁定了要在桐柏山深处当一辈子农民。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我到死也不能为父亲写一篇文章,更别说几本书。 今天我总算明白,父亲之所以让我读书跳出农门,并不是他看不起农民,是他觉得现在条件好了,不愁吃穿,那就要有点文化,有了文化,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七 1996年,我在县城建起了一座200多平方的私宅,外带前后两个院,院里种下花草和果木。父亲每一次来城里我家,都会带来几样菜种或瓜秧,他想把我家的花坛,种成他心中应有的模样。 2000年,界河村里修成了直达县城的水泥公路,村里每天有一辆开往县城的往返小型班车。这一年,我给在老家的父母安装了一部电话。 2001年,国家对老家的电网进行了改造,一只灯泡就是全部家电的历史被终结,那年起,村里家家都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 2002年,中国正式取消延袭3000多年的农村田税制度,那一年父亲整71岁,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几个夜晚都无法入睡。那时大哥二哥都在城里打工,家里的田地疏于管理,父亲就天天感叹,埋怨大哥二哥有好政策却不知道珍惜。 2003年,我们夫妻二人先后从建设银行辞职,并经营起自己的生意,这一年,我家的收入比下岗前翻了两翻。 2004年,国家又实施对农户种粮补贴政策。也就是说,从这年起,农民种田不仅不交税,而且国家还给补贴。父亲这次不是感叹,而是激动地流下热泪,他怎能想象,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农村和农民就享有这么多的好政策,要是搁在解放前,他一定觉得连做梦都不可能梦到。 2005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一本书《山上有条羊肠路》出版。 2009年,父亲第一次领到农村6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父亲第一次拿到这笔钱时,两眼湿润,言语哽咽,虽说只有几百元,可对于父亲来说,那是他一生的荣耀,是国家对他那一代中国农民所作贡献的褒奖和肯定。 2011年,我家有了第一辆私人轿车,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接父亲,父亲坐在车里满脸都洋溢着幸福。也正在这年,我家兄弟姐妹5人,全部在县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同样在这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二本书《长在地里的风景》出版。 2012年,父亲81岁,这一年父亲的养老金提高到1200元。也正是这一年,父亲的孙子辈中出了第四个大学生。同样也是这年,我被推选为随州市政协常务委员。父亲告诫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带来的福气,你们不仅要好好珍惜,还要好好做事,不给国家丢脸,不给政府添麻烦。 2013年,我为父亲写的第三本书《幸福是一条河流》出版。 2014年农历腊月初七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入院,因出血量过大,三天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83岁。 八 2021年注定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今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迎来100岁生日。100年啊,从1921年7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从零开始,把一个破败和残缺的旧中国,一步步建设成今天这样一个崭新和强大的新中国。回望这段光辉的历程,我们应当感到无比地骄傲和自豪。 然而,我的父亲只陪着共和国走了65年的路程,65年啊,那是旧中国一个人两辈子也活不到的年份,可是我的父亲在这段路上走得轻松,走得顺畅,走得腰杆挺直,走得荡气回肠,他是新中国最好的见证人。父亲在两个世纪里穿行,同时父亲也穿行于新旧两个不同的世界,父亲同时也是两个世纪的见证人。 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如此强大,如此繁荣昌盛,他会感到多么地骄傲和自豪。 如果父亲还活着,他看到自己的儿孙们开着宝马和丰田,住着别墅和洋房,生活在如此祥和而富足的环境里,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建设得象花园一样,并且所有的乡邻们都生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终,将会是何等地满足和幸福。 我深信,父亲在天堂里一定看得到今天人世间的一切。如果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做梦,我想,在梦中,父亲也会笑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