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第3期·建党百年专号】千锤百炼始归来

　　千锤百炼始归来

　　枫    叶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徐达三同志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到随北组建抗日武装。经过一年多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对党的忠诚和智慧，灵活机动地与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周旋，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一支约2000余人的地下抗日武装，并于1940年1月将这支抗日武装大部带回到党的怀抱，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随北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一、接受新任务

　　徐达三同志1915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县，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报国。1935年底在党的地下秘密组织影响下，参加当地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救国团活动并参与反对反动统治的自发武装活动。1938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他从延安抗大毕业回到武汉，分配到河南豫南特委汝南县万金店任地下党区委书记，河南确山县竹沟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新兵教导队任副队长。

　　豫南特委当时住在河南省确山县城西30公里处的竹沟，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块重要根据地。1938年2月，党中央派彭雪枫来竹沟主持工作。同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竹沟。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李先念等同志从延安先后来到竹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竹沟很快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

　　1939年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带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精神从延安来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沟。2月初，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和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同志赶到竹沟，向少奇同志汇报鄂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并要求中原局派干部到鄂中去协助工作。少奇同志认为，增派干部到鄂中去协助工作很有必要，后经中原局商议决定派徐达三等几位同志到鄂中去工作。

　　徐达三同志当时正在竹沟新兵训练队担任副队长，领导叫来徐达三对他说:“达三同志，组织上决定把你和几个同志抽出来，调到鄂中去工作”。一听说要南下，徐达三心里格外高兴，连忙问道：“什么时候出发？”领导回答说：“你们跟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一道走，你们先作好准备吧！”

　　出发前，少奇同志再次把杨学诚同志找去谈话，杨学诚同志就把徐达三叫一到起去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当时住在竹沟镇北的一个四合院内，杨学诚和徐达三一行走进院内。进屋后，少奇同志头戴棉军帽，身穿灰军装，精神抖擞，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打招呼叫他们坐下。少奇同志用他那慈祥的眼神看着徐达三，微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徐达三连忙站起来回答:“我叫徐肇东。”“你坐下谈吧！”少奇同志继续问道，“多大岁数了？”“二十四岁”。少奇同志听后十分关切地说：“年轻同志革命热情高，到了新的工作环境，要接受新的考验，不但要把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还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学会保护好自己”徐达三连连点头。顿时，让他感到这位首长多么和蔼可亲。

　　少奇同志还特别强调说，到新区开辟工作时，首先要站住脚，把根扎下去。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合法和秘密的形式大力发展抗日武装，担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斗争是复杂的，如果国民党要吞并抗日武装，那就把这些武装拖到敌后，改编为新四军。

　　此时正值隆冬，房间正中放着火盆。少奇同志拨动了一下木炭，火苗更旺了，他们围在火盆边交谈了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特别指示说，你们回到鄂中去，要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争取时间，扩大武装力量，迅速打开敌后抗战局面。鄂中有国民党的桂系部队，有川军，也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有地方势力。这些部队中间，有进步的，也有倒退的；有主张团结抗战的，也有坚决反共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那里有个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参加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表面上还能与我党合作。但你们要注意国民党逆转，石毓灵终究要反共的。你们得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徐达三等同志认真聆听少奇同志的嘱咐和重托，毫无寒意，心潮起伏，心里觉得暖暖的。

　　最后少奇同志鼓励他们说：“如果你们鄂中搞得好，我们就到你们那边去！，若是你们在鄂中呆不住了，那你们就到我们这边来。”说得杨学诚、徐达三等同志笑了，少奇同志也笑了。

　　二、踏上新征程

　　少奇同志约他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杨学诚、徐达三和调往鄂中工作的人员离开竹沟，向鄂中的大洪山挺进，踏上了新的征程。

　　大洪山位于湖北省中北部，居湖北盆地与南阳盆地之间。西临襄（阳）钟（祥）江汉谷地，东接涢水河谷丘陵，南连江汉水网平原，东北与桐柏山遥相呼应。横跨随州、荆门两地随县、钟祥、京山三市区，地处战略要地，当时鄂中特委就设在随县南部大洪山下的长岗店。

　　杨学诚和徐达三一行来到长岗店，住进了附近的北坡湾，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担任顾问的陶铸同志，同杨学诚同志商量后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确定建立基干部队，发展抗日武装；健全现有政权，恢复沦陷区政权；加强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三项任务。同时认为随北高城靠近应（山）北，过浆溪店即可到四望山，是保持大洪山与豫南根据地联系的一条必经之路，决定到高城去开辟新区，并组成“随北工作队”，由徐达三﹑李力﹑张明﹑胡贵清等8人组成，徐达三任队长，李力任副队长。以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挥部下设的随北工作队的名义，赴随北高城地区开展抗日工作。

　　临行前，我党派到“抗委会”担任秘书主任的许子威同志带徐达三等同志到均川“抗委会”总指挥部去见总指挥石毓灵，到均川受到石毓灵﹑陶铸﹑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接见，随后徐达三等同志立即启程去高城。

　　启程这一天正是腊月三十，呼啸的北风刮得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他们顶风冒雪往高城进发。路上遇到了李先念同志，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随北的尚市店。为了不影响群众过除夕之夜，先念同志决定到街上的一间破庙里宿营。走进破庙后，他们找老乡借了几捆稻草，打了个通铺，买了一担干柴，烧起一堆火，买了半升炒熟的苞谷，勉强充充饥。他们围坐在火旁，边吃苞谷边烤衣服，先念同志兴致勃勃地讲起红军长征的故事来。徐达三听了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个腊月三十过得不平凡。大年初一，徐达三等同志依依不舍地与先念同志分别，在飞雪中继续行进，没多久就赶到了高城。街上时而响起庆贺春节的鞭炮声，给新到来的同志增添了“欢迎”的气氛。

　　徐达三同去一到高城，首先拜访了当地的联保主任，与国民党驻军一二七师政训处取得联系，随后积极开展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接着又以工作队的名义名召集保甲会议、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从各方面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与此同时，还上街下乡访贫问苦，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个别发动工作，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

　　1939年3月，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推行蒋介石“防共、反共”政策，片面宣布撤销鄂豫边区“抗委会”。石毓灵也露出了他顽固反共的嘴脸。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子威同志来到高城，传达杨学诚同志代表鄂中特委的决定，通知徐达三等同志转移工作地点。安排鄂中特委的姜纪常同志带他们去万和店，由姜纪常直接领导到万和店开展新的工作。

　　三、扎根随北山区

　　1939年4月，许子威同志带领“随北工作队”撤离高城，奔向万和店。万和店离桐柏山只十多里，当时属于国民党的随县第三区，区长是周伯勋。赴万和店后，首先在万和店小学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万和店（随北）区委会，徐达三任区委书记，张明任组织委员，高飞任宣传委员，有党员十余人，机关设在万和小学。特区委采取单线联系、个别吸收的方式暗地发展党员，并在随县高城、唐王店和枣阳鹿头建立了交通联络站。

　　到万和店不久，许子威同志以抗敌工作委员会秘书主任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科长身份，和徐达三一起找到区长周伯勋，作周伯勋工作，动员周起来组织民众一起抗日。周伯勋在万和当了几年区长，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国民党也不敢轻易碰他。他掌握着区政权，又有几十条枪的区中队，武装力量也还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周伯勋也愿意靠拢我党，对抗战表示热心。许子威同志把徐达三等同志向周伯勋介绍说：“我给你们请了几位抗敌救国的进步人士来了！”姜纪常特意吹嘘我说：“徐先生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周伯勋听了，当即表示欢迎。周伯勋当即委任徐达三任万和区区队副。

　　如何遵照少奇同志的教诲，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采取合法、秘密的形式大力发展武装，并且长期坚持，扎根下去？这是徐达三担任随北特别区委书记后，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区委先后研究认为：首先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尤其对周伯勋，要争取他们按区委的意图办事。为此，姜纪常和徐达三同志经常找机会与周伯勋交谈，抓住他的心理加以引导，指明“日寇侵入国土，人民处在危亡境地，中华民族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才能获得解放。谁要把抗日的旗帜举得高，谁的力量就大，谁就有发展前途”。周伯勋听了，很佩服徐达三讲的道理。后又经周伯勋同意，由徐达三﹑张明﹑杜薇（女）等我党同志具体组织，于万和车店梁氏祠举办“国民党随县第三区抗日青年训练班”，张明任班主任，杜薇任政治委员。其次他们把外来同志安排好合法的社会职务，充分发挥原在该地工作的老同志的作用，广泛联系群众，进行抗战宣传。再就是把公开和秘密工作分开，有计划地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姜纪常同志亲自参加和直接指导下，万和店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了。

　　抗日青年训练班位于万和镇车店村梁氏祠，由张明负责教学，杜薇负责学员管理，高菲、胡璇同、连克、郭挹佳等多名党的干部任教员。学员来自随枣一带，多是党组织选派的青年农民和进步学生，共招收学员50余人。开设有政治、军事两门课程，政治课由张明、杜薇主讲，其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简史、什么是帝国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军事课由徐达三讲军事知识、游击战术，组织军事训练等。高飞同志任音乐教员，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抗日宣传，在此期间秘密发展了10多名党员。训练班原定每期三个月，后因敌军“扫荡”，第一期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学员结业后一部分到随北特区委创建的第三支队从事武装斗争，一部分到地方民兵团中作骨干，少数到保甲或学校任职并开展抗战工作。

　　1939年6月，第二期训练班在车店长冲举办。当时因随北特区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纳入国民党华中游击总指挥部序列，第二期训练班改为“华中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支队战时青年训练班”，共招收学员200余人。

　　1939年的4、5月间，训练班快结束时，日寇进犯襄樊。日寇的进犯使随县的人民群众面临着烧杀和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抢劫，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向山区，县委和部分干部转移到四十里冲。盘踞在桐柏山地区的桂系部队和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队不战自退。蒋介石害怕大洪山、桐柏山被共产党控制，便委派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张轸为华中游击总指挥，占领这个地盘，阻止进步势力。张轸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便四处委派司令，周伯勋被委任为华中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支队司令。周伯勋按照“谁的抗日旗帜举得高，谁的力量就大”的道理，也扩充武装，任命徐达三为第三支队的副司令。

　　针对这种情况，徐达三立即决定派出部分同志带着青训班的学员分散活动。一路由张明带领30余人，到青苔、海河寺、吴山、汪家店等地。一路到倒峡、太山庙、尚市、唐王等地组织抗日斗争。学员们向乡亲们宣传“守土抗战，保家卫国”，号召组织游击队，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同时徐达三以支队正副司令名义出布告，开大会，召集社会名流议事，并向逃亡来随县县政府人员、工商业者和地主士绅讲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要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切，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和支持，掀起随北抗战热潮。

　　日寇撤走后，训练班学员又集中分配工作。学员的分配去向基本上和第一期相同，后来因国共摩擦加剧，训练班就没有再办了。

　　在此形势下，徐达三认为，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时候到来了！即以合法的渠道，下委任，刻印章，制徽章，做符号，组建队伍，委派各联保主任为大队长，下编中队，有的直属司令部。还开征了县政府的钱粮作为军饷，将他们带来的枪统一编调或借用，把社会上捐出的布匹作军衣。这样，在我党的领导下，第三支队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徐达三同志十分重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不断整编直属的几个中队，从中形成我党掌握的一支基干力量。

　　徐达三根据鄂中特委和姜纪常同志的指示，要想在随北扎下根，必须培植自己的根据地。在他们共同谋划下，根据唐王店的情况，又将此处将作为根据地来培植。首先他们把唐王店联保主任撤了，派共产党员蔡光耀同志去担任。蔡光耀同志到任后，一面组编队伍，一面发动群众，在当地建立党的组织，把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

　　在发展抗日武装的过程中，为了能站住脚，徐达三同志牢记刘少奇同志关于革命青年不要痛快于一时的教诲告诫自己，注意展开秘密斗争，一直没有暴露身份，使我们党在青训班的工作免遭破坏，更好的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发展抗日武装的秘密斗争。

　　四、坚持自主发展

　　日寇进犯襄樊，随北处于敌后，徐达三同志在随北也站稳了脚跟。面对此形势，他思考着为何不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在桐柏山周围开辟一块根据地呢？同时抗日武装迅猛发展，急需补充军事干部。想到这里，他立即找姜纪常同志汇报和研究这个问题，并建议他专程去竹沟向鄂中特委报告，并向少奇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少奇同志听了姜纪常的汇报，对随北的工作非常满意。少奇同志说，你们就那么几个干部，只那么短的时间，能搞出那么个局面，干得不错嘛！少奇同志对桐柏山周围开辟战略区的计划，对随北缺干部、特别是缺懂军事的干部，很重视，很关心。他说:部队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当即决定选派宋彬、苏斌等三人到随北。并指出：日寇进犯襄樊是战役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这个军事行动，是日寇对蒋介石逼降、诱降的组成部分。这又给我们观察分析形势的变化，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及时指明了方向。

　　正如少奇同志所预料的，日寇不久就撤退了。蒋介石利用张轸“限共、反共”争夺地盘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张轸被免去华中游击总指挥的职务。因此，徐达三原来打出的合法招牌随之也没有作用了，第三支队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国民党桂系的一八九师就企图把第三支队编成补充团；石毓灵也妄图把第三支队改编成他部下的一个支队。桂系一八九师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的正规军，石毓灵属地方军，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有矛盾。徐达三就利用这个矛盾，采取了拖的办法，不接受改编。后来，石毓灵反动面目败露，公然撤了周伯勋的区长职务，采取压的办法促使周伯勋改编。国民党的一八九师也张牙舞爪，恨不得一口吃掉第三支队，在此形势下周伯勋的心也动摇了。他想凭借自己已有的本钱投靠国民党第五战区，作为自己升阶之梯。

　　面临国民党逆转的险恶情况，徐达三彻夜难眠，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部分武装绝不能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改编。如果我们接受改编，那就是为渊驱鱼，送肉上砧，出卖抗日力量，这不是完全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吗？他找姜纪常同志反复研究，决定对周伯勋继续做工作，既要对他坚持统战，又要对他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同时确定了采取“收缩战线，保存自己，解编还枪于民，掌握精干武装”的办法，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吞并我党秘密培植的抗日武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徐达三采取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与秘密非法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与国民党周旋。于是他建议把他的随北特别区委书记的职务，该由刚从竹沟派来的曾同志担任。徐达三则集中全力做掌握武装力量的工作。为收缩战线，他将原来的联保武装临时解散，隐蔽到民间，把枪杆子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有些在当地已经“搞红了”的干部，便把他们撤走，或者转于地下工作，或者送去学习，采取了分散隐蔽的措施。对保留的基本武装重新又加以整编。开始编成一、二、三、五、六中队，经过陆续淘汰，形成三个中队的精干武装。同时还派党员干部蔡光耀、苏斌等同志分别掌握一、二、三中队，使部队的实权控制在我党手里。

　　五、千锤百炼始归来

　　徐达三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支精干武装保存下来，尽早回到党的怀抱。但眼前部队没有合法的名义，给养，吃饭都是问题，要带走暂时不可能。怎么办呢？当时，国民党五战区第一纵队（司令曹文彬），驻防天河口一带。徐达三分析这个纵队司令曹文彬的情况，认为他编并的是地方武装，实力不强，还不能一下子吃掉我们。为了使部队有合法的名义，有给养，徐达三决定去找曹文彬谈判。徐达三主动提出可以接受他们收编，但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保持我们部队的原建制，二是保持我们不变的独立性。曹文彬想把这支力量作为他的势力，满口答应了条件，把三支队改编成第一纵队独立大队，既解决了合法地位和给养问题，又坚持了我们党的这支武装的独立自主性。独立大队开到了天河口附近时，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欢迎。这又引起反共特务分子的注意。这时，姜纪常同志通知徐达三，曹文彬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是个叛徒、托派，要他提高警惕。

　　时过不久，姜纪常说的那个主任到独立大队来“拜访”，接着又派来三个政治指导员到独立大队。徐达三认为此人来者不善，他一面动员士兵抵制，使他们在下面没有立足之地，不能进行反动宣传，只得泄气的呆在大队部里；一面布置中队里党员骨干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搞特务活动。

　　一天清晨，部队刚起床。曹文彬派他的卫士来大队部找徐达三，要他到曹的住地去谈话。徐达三一到曹住处，曹突然问道：“你与八路军、新四军有来往关系？”徐回答:“没关系，我只知道打日寇，抗日救国！”徐当时想曹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呢？他正在思索的时候，曹文彬却将事先准备好的四十块银元送给他说：“你好好干，独立大队是你训练出来的，很不错。有机会，我一定保送你到重庆去上高教班。”曹文彬试探、怀疑、拉拢交织在一起的怪事，更使徐达三加倍警惕起来。此时此刻他的耳旁响起少奇同志的话：“如果国民党要吞并抗日武装，那就把这些武装拖到敌后，改编为新四军。”

　　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战区指使曹文彬纵队，对我解放区采取“挤”的方针，把部队从天河口开到应山北部，靠近了四望山。独立大队也到了浆溪店。就在这时，徐达三看到他们了要“挤走”新四军的秘密文件，证实了反动派的恶毒企图。同时又听到“竹沟惨案”的发生，感到形势越来越险恶了。他分析推断：寄栖曹部，坚持随北，待机再起的可能性小了，必须尽快创造条件把独立大队拖回党的怀抱。

　　一天，徐达三以看地形为名，一口气跑了三四十里，登上四望山找到信应地委刘子厚。刘听取了他的汇报后，同意他提出的把独立大队拖回来的意见，还派了八个同志到独立大队，便于采取行动时有联络人员和向导。12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的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曹文彬趁机企图扩张自己势力。拼命地继续向前“挤”，把部队撒在四望山南麓仙寺畈一带。驻在四望山的信应地委和信应总队，撤离了四望山，南下到安陆赵家棚，展开反摩擦斗争。徐达三认为独立大队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为了摆脱曹文彬的控制，徐达三主动提出“请缨杀敌”，相机扩充独立大队的请求。曹文彬欣然同意并派他到郝家店去打游击。部队开到郝家店，遇见日寇扫荡。这时，周伯勋想把部队拖到他的万和店去，徐达三坚持要把部队拖着继续往南走，并表明只有靠近新四军，才有我们的出路，才能坚持抗战到底。周伯勋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主意，只好跟大队一起走。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在1940年1月胜利到达了预定目的地——安陆赵家棚。不久，独立大队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吞掉这支抗日武装的阴谋。后又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七团队三营，徐达三任营长。至此，在徐达三同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智斗勇，在随北独立自主地拉起的这支地下抗日武装，经千锤百炼，转战桐柏山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六、魂归桐柏山

　　这支地下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后，徐达三任信应总队三大队大队长、挺进纵队七团队三营营长兼教导员，豫鄂挺进纵队锄奸部侦察科长等职。1941年4月，新四军五师建军，他先后任师政治部锄奸部侦察科长、鄂东自卫团指挥部参谋长等职。1943年5月参与策动驻潜江伪军李正乾部800余人起义反正，被编入新四军襄南第一纵队，徐达三同志担任政治委员。1943年底，徐达三同志任新四军襄南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下半年，徐达三同志随五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同志到河南军区工作，参与开辟河南的工作，曾任豫南军政干校教育长。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徐达三同志按照组织安排，任随北县县长，负责随北地区的政权建设和为中原解放区部队筹集粮秣经费工作。1946年春，他奉命担任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少校参谋、宣化店国际招待所副所长等职。1946年6月，徐达三同志在大悟宣化店与美蒋谈判代表进行周旋，直至中原军区部队完成突围战役后才离开宣化店。追赶上大部队后在中原军区干部旅一大队任政委，与三五九旅一道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

　　解放后的1952年6月，徐达三同志担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参与领导全省的镇反工作和剿匪斗争。1954年4月后，他先后担任省工业厅厅长、机械工业厅厅长、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我省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徐达三同志遭受了残酷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任湖北省襄渝铁路指挥部副指挥长，省燃化局副局长兼应城化工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省石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1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担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为我省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徐达三同志因病于1991年9月27日在武昌逝世，终年76岁。徐达三同志对他长期战斗过的湖北省随北万和地区怀有深厚感情，遵照他的遗言，遗体于1991年10月7日在武昌火化后，骨灰撒在随北万和店桐柏山下，他的英灵又回到了他曾为发展我党抗日武装，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为之奋斗的桐柏山怀抱。

　　（参考资料：《七十年前的记忆》《随县烽火录》）